校門內外(2)_蕭乾

校門內外(2)

　　關於工讀，我只寫過一篇小說：《小蔣》（收入《籬下集》），那就是以崇實的羊奶廠為背景的，那裡還有一隻我給起名叫鹿兒的瑞士種奶羊（小說中其它情節則是另外組合的）。羊奶廠比毯房要辛苦。冬天天不亮就得趕到，擠奶，喂羊，打掃那永遠也乾淨不了的羊圈，還老得聞那膻味兒。

　　前後身背了十六瓶羊奶我倒不在乎，可是家家的洋狗真不好對付！那時喝得起羊奶的幾乎都住在哈德（崇文）門裡路東那幾條胡同，而且大都是養著大洋狗的洋人。每回我撂下新奶，取走空瓶子時，那忠於職守的傢伙總以為我拿了它家什麼，就朝我汪汪地吠叫，有的還想撲過來。這時，我就貓腰作拾磚頭還擊的姿勢。有的狗直到我走遠了，還悻悻地吠著。

　　我特別喜歡喂羊和放羊的活兒。

　　瑞士山羊的眼珠仿佛藍中透綠。羊鬥起來凶，眼睛卻是善良多情的。俊俊的小嘴兒（豬醜，也許首先就是由於它那張大嘴），下面還飄著幾撮正宗的山羊鬍子。

　　吃食沒撒下之前，羊都挺斯文。尤其那些老羊，溫文爾雅，慢條斯理。可是每當我用勺子把食撒下去之後，連老帶少那個搶勁兒，真嚇人！其實，總會讓它們吃個飽——經過消化，然後又都變成豆狀的小糞蛋兒。可它們就是想不開，見了食必然就本能地搶，毫不懂得謙讓。

　　我有時趕了羊群（像個小蘇武！）出安定門到護城河邊兒上牧放。河岸是兩排垂楊柳。土坡兒上草挺茂盛。羊可以盡情地吃，我則總揣上一本書，盡情地在另一世界裡徘徊。放羊是我最好的閱讀時光。

　　後來，教務處缺人搞蠟板油印，就把我調去了。

　　「五四運動」時我剛九歲，印象不深。但1925年的「五卅慘案」發生時，我不但已懂事了，並且曾不顧洋校長的禁令積極參加了（見《曇》，收入《籬下集》），那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喊口號和參加遊行示威。我本來對強迫宗教就一直抱著反感，如今我懂得了什麼是帝國主義。

　　就在這時，四堂兄的齊魯大學同學李安宅和於道泉（後來成為陳雲元老的姻兄）介紹我參加了C．Y．（共青團）。我在崇實組織了一個少年互助團，團員都是校內的一些窮學生。我們曾就一些問題跟學校當局（特別是外號叫「馬猴兒」的齋務長）展開過鬥爭。宿舍北樓共五層，但冬季暖氣只燒到三層。秋季上學時，他把闊學生都分在二三層，窮學生則大多分到五樓。那時我的被子又薄，躺下後，常有好心的同學臨睡前把大衣蓋到我身上。

　　同「馬猴兒」的鬥爭自然就引起我跟學校幾位頭頭的對立。校長「羅錘子」和教務長「曹麻子」都把我看成眼中釘。他們同那時專抓學生的偵緝隊有聯繫，終於把我抓到東四報房胡同的拘留所。小小年紀坐了將近一個月的牢。他們逼我供的是C．Y．——也就是李安宅、於道泉這個關係。我被抓進去之後絕口不談政治，只佯作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一共過了三次堂和多次審訊。那正是軍閥張作霖在北京逞威風的時候。只要跟共產黨沾上一點兒邊就拉去槍斃。我始終咬定了自己是個基督教徒。除了本校的人，誰也不認識。本來那時一抓進去就沒救。可是我那位美國堂嫂安娜托了美國校長萊儀庭居然把我救了出來。

　　那是我生平頭一遭坐汽車。在車裡，萊牧師問我組織那少年團究竟想要幹什麼。我說：「我要宣傳社會主義。」

　　現在回想起來真是好笑！我那時雖然已讀過《共產黨宣言》和于大哥私下裡交給我的一些油印的小冊子，其實，我並不清楚什麼是社會主義。當時我心目中認為，那就代表再也沒有饑餓和壓迫，人人都能吃飽飯，並且有話就能自由表達的世界。他把他那毛茸茸的手按在我手背上說：「孩子，先念書，五年之內不要再去過問政治。」

　　初中畢業後，我曾一度想找個工作。同三堂兄決裂是由於他硬逼我投考郵局去當郵務員——翻譯信皮上的英文住址。但不幹那個，又幹些什麼，我心裡一點譜兒也沒有。那時報紙上常有「徵求」的廣告。我每天看報首先就翻看那一欄。《世界日報》招練習生，我去應考過。已故成舍我社長主考。最後嫌我「大矮」，落了選。還有一回，北新中局也招練習生。要我們十來名應徵的當場各作一篇文，結果，錄取了我。雖然只呆了三個月，但那卻決定了我一生的走向。

　　除了商務、中華那樣的大企業，在小規模的新型出版社中間，北新不但是最早的一家，而且也是在新文學運動中極令人矚目的一家。它出版了魯迅早期作品《呐喊》、《野草》等以及他所編的《語絲》，還出版了冰心的《寄小讀者》以及劉半農、徐祖正、周作人等作家的書。老闆是李小峰和他的太太（CF女士），主持雜務的是李小峰的哥哥。小峰是魯迅在北大教過的學生，書局有點像是北大的一家同人出版社。它就坐落在紅樓附近的翠花胡同，我住的大興公寓則正在紅樓對面。當時，南北河沿還有水，岸邊有垂楊柳。後來，何其芳、卞之琳和李廣田三位就一度住過北河沿盡頭的漢園公寓。

　　我的工作很雜。有體力活兒（如騎車給作家們取送校樣和送稿酬），也有初級腦力勞動：看書稿及《語絲》的校樣。編輯部只有兩間屋。外屋靠牆是一排新書、新刊架，除了北新出的，也陳列著外版（如創造社）的書刊。

　　李小峰很和善。我問他：每晚可否借一兩本架子上的書刊帶回公寓看，保證次晨送回，他欣然允諾。那陣子我如饑似渴地見什麼就讀什麼，包括也是北新出的張竟生著的那本《性史》。這樣，白天幹活兒，晚上還能享受免費閱覽。

　　對閱讀的投入必然導致創作欲的勃發。那時起，我時而就胡亂寫點東西投給《晨報》或《京報》副刊了，並且每每碰壁。尤其一次被老闆派去紅樓抄新西蘭女作家曼殊斐爾的短篇小說，那部書稿給我的啟發最大。我在三十年代所寫的反映早年生活的《籬下集》和《栗子》，就受到過她的啟發。

　　那時，我經常蹬車去八道灣兩位周先生家和北剪子巷的謝家——我和冰心的小弟為揖從小學到中學一直同班，她那裡我早就去過。三五年在上海，魯迅先生初次見到我時一愣，我說：「我就是李小峰當年的小徒弟。」他叼著香煙朗笑了起來。

　　我本來就喜歡翻看一些文學作品，在北新的那段日子裡，我就確定了自己此生的道路：從事文學。

　　可我當時並不真懂得文學的含義。待到五七年後，我曾對走此道路大大懊悔。那時，我羡慕起街頭賣烤白薯的了。

　　後來，我在北新搞了一檔子三個徒弟的罷工（見《落日》中的《遁》）這樁蠢事，幸而在潮州學友、越南華僑趙澄的幫助下，我又回到了崇實。

　　那年暑假，我被選為崇實的學生會主席和校刊主編。在那以前，教會學校裡只有協助校方宣揚宗教（如舉辦查經班）的青年會，並沒有旨在維護學生權利的學生會。這樣，我就先天地跟學校當局處於對立地位了。1927年冬天，同校長「羅錘子」衝突後，在差半年就高中畢業之際，被迫請了「長假」。

　　當時有人告訴我，張作霖的偵緝隊歸國民政府管了，可是班底沒動，我仍舊在他們的黑名單上。這時，那位仗義幫我的趙澄正好要回潮州，就問我：「敢不敢同去廣東？」我毫不猶豫地說：「不但敢，而且願意。」

　　關於我去汕頭角石中學教國語的事，包括我那場悲劇性的初戀，都已經寫在我的長篇小說《夢之穀》和文潔若寫的《夢之穀奇遇》中，這裡就不贅述了。

　　那一次，我不但來回都見到了長江與黃河，見到二十年代末期的上海，並且還體嘗了愛情的甜與苦。在角石，我教的是從初中到高中的國語。我由自身的體驗深深感到一個國家語言不統一的困擾。

　　我並不討厭教書，但我認為自己還應上學。同時，趙澄也建議我回北京進他所上的國文專修班，那是燕京大學一個附屬機構。當時，燕京國文系（系主任馬鑒）擁有許多國學界名教授如郭紹虞、俞平伯、周作人、冰心等位。他們的課，專修班的學生同樣都可以聽，只是兩年就畢業，發專修班的文憑而不發本科的（那要上四年）。趙澄建議我去，因為不要高中文憑就能入學，而且可以混個教書的資格，他有意兩年後帶我去南洋。年輕人走進社會之前，先得混上個資格。

　　在國文專修班的那一年裡，我最受益的是旁聽了楊振聲的「現代文學」課。他當時本是清華的教授，在燕京是客座。但他的那門課非常叫座，我只是許多旁聽生中間的一個。他講中外文學都是一個個作家的講，先介紹生平，然後談作品。每次上課他都夾了一大疊書，隨講隨順手朗讀作品的段落。國內的，從魯迅、茅盾講到蔣光慈和沈從文，國外的從托爾斯泰、高爾基、狄更斯、羅曼·羅蘭講到喬伊斯——那也是我生平頭一回聽到喬伊斯的名字。他講得生動、有條理，而且分析得細緻入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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