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門內外_蕭乾_學達書庫

校門內外(1)

　　教育是一個民族的頂樑柱，是國民靈魂的基本建設，同時也是個人素質構成的基礎。正規教育應當一磴一鹼地升，家學敦實，底子厚，或者本人是奇才的，也能出類拔萃。

　　我既無奇才，也並非出自書香之家。本來連小學都未必能念完，然而機遇使我這個差半年高中畢業就因學運而被強迫離校的學生，竟然在國內讀了兩家大學之後，又落腳在只有英國貴胄子弟才進得去的劍橋。

　　命運待我不能說差。然而學歷和學力並不是一碼事，我自知底子薄，在知識的道路上，我是先天不足的。幸好還有這點自知之明，寫文向不引經據典，一輩子才沒太出洋相。

　　從青少年直到中年，我還五度執過教鞭。十八歲在汕頭和二十二歲在福州教過中學，二十五歲時給天津女師講過課，二戰期間又曾在倫敦大學東方學院任過教職；回國後，四六年回到上海，由於手裡沒金條來頂間房住，就去復旦大學教了兩年書。正是在那裡，發生了我在人生道路上的一場悲劇，一次挫折。

　　我出生在一個蒙古人家，窮得連小飯桌都賣給了「打鼓兒的」（收購破爛兒），唯一的親人——我那寡婦媽還得出去為人傭工。但這個蒙古家庭卻有個好傳統：再困難也不讓孩子失學。所以我剛能跑動，就被送去念書。

　　我生平進的第一所學堂是設在北京新太倉路東一座尼姑庵裡的一家私塾。當時我好像還不到六歲。頭一天是挎了書包，由媽媽拉著手領去的。那時我們住在小菊兒胡同，以後就自個兒上學了。尼姑庵門前有個小土坡，教室設在跨院裡——是一間黑咕隆冬的大屋子，可能原是尼姑庵的堆房。兩排小書桌是磚砌的，上面抹著油灰。孩子們（我的同學）坐在板凳上一邊扯了脖子唱著「子日：學而時習之」，一邊好奇地朝我望。灰麻剝落的牆上賊眉鼠眼地躥著壁虎，腳下時而還有覓食的老鼠在磚砌的書桌間穿梭。

　　老師不但老，而且瘦得成骨頭架子了。他戴著副老花鏡，手裡托著根一尺多長的煙袋——很快我就領教了它的另一用途：刑具。一看就知道他是個倔老頭子。在他手裡我可沒少挨剋。那煙袋鍋子很少打肉厚的地方，它還專挑腦袋上打。書背不上來必然挨打，但更使老頭子動氣的是，到時候交不上來束脩。

　　「大學，中庸，打得屁股哼哼。」

　　我剛念《論語》，腦袋上就給他敲出好幾個包。而且我們成天都光扯了嗓子嚷，他什麼也不給講解。後來，我媽媽打聽出九道灣裡有一家私立小學，算是個新式學堂，念的也不再是《論語》了，而是新教科書。所以沒多久我就又轉了學。

　　我還記得媽媽送我上學的那天。小胡同彎來彎去，真是九道灣。每拐一個彎兒，我都挨緊媽媽一下。六九年在咸寧幹校，我送小兒子去城裡住宿學校時，一路我都在回想當年媽媽送我去九道灣那趟，也那麼依依不捨。

　　所謂「學堂」不過是個小四合院。老師和師娘住北屋，西屋是喜歡穿花祆的師姐。所謂「學堂」就只是那間東屋。記得那正是三伏天，屋裡面西曬得成了個小火爐。

　　這裡倒不念「子曰」而改念「人手足刀尺」了，可還是讓學生們成天扯了脖子唱課文，老師大部分時間都呆在他那北屋裡，很少講解。另外，「刑具」也改了，不再甩煙袋鍋子，改打板子了。可還有一個共同點，就是若不能按時交學費（更不用說年節送禮了），照樣打得又狠又勤。

　　一回家，媽媽見到我手心腫成那個樣子，就暗暗掉眼淚。

　　那陣子，我那寡婦媽見人就抱怨我在那一間房的學堂挨打的事。有一天，四堂兄（就是後來娶了美國嫂嫂安娜的）跑來說，安定門有家長老會辦的學堂，不但有小學，還有初高中。更可喜的是還收工讀生：不但免交學雜費，每月興許還能掙上塊兒八毛的。那裡為工讀生辦有地毯房、羊奶廠和一所印刷作坊。學校的名稱是崇實，英文是Truth Hall（真理大廳）。

　　這可是天上掉下來的餡兒餅。媽媽當機立斷：退了九道灣那家，立刻托四堂兄把我送到美國長老會辦的這家崇實小學。那裡的教務主任聽說我讀過兩家私塾，就讓我插班念三年級。當時小學是四年制，所以轉年我就又升進了初中。

　　這家小學的校舍是個窄長的院子，坐北朝南是一間間的教室。雪白的牆，明亮的大玻璃。在私塾坐的是小圓凳，這裡是有靠背的椅子，每人還有一張帶抽屜的小書桌，真抖啦！

　　我讀小學那一年還順當，但畢業那天卻幹了件蠢事。那天，學校從王府井請了一家照像館的人來照師生合影：老師們坐在椅子上，我們則盤腿席地而坐。那是我生平頭一回照像。事先聽老人說，照像會攝魂、傷神、減壽，可當時我又不能不照。那天照像用的是轉鏡，當鏡頭轉到我時，我把腦袋朝裡一歪。洗出之後，足挨了老師一頓臭駡。

　　我就那樣告別了崇實小學。

　　上初中後我就住了校，並且進了地毯房，當上一名學徒工。我領頭一個月工資那天，母親去世了。當時像所有的教會學校一樣，崇實也實行強迫宗教。學校課目上有一門《聖經》，在班上，不管你信不信教，都要整章整章地背誦《新舊約》，還得祈禱。

　　其實，《聖經》原是一部很美的書。《舊約》從伊甸園那對赤身露體的情侶開始，滿是引人入勝的故事，有戰爭，有家族史，有頌歌和情歌，是以色列民族文學的寶庫。

　　再美好的東西，倘若以強制方式灌輸，並且以體罰為手段，就不但讀不下去，而且會產生反感。一回，老師要我背誦關於摩西的一段經文，我照廟會裡說書的方式繪影繪聲地講述起來。同學們聽了挺人神，可我卻挨了老師一頓申斥。

　　第一次排隊去二條長老會教堂做禮拜那天，我對教堂兩壁的塔形窗戶上的彩色玻璃感到濃厚興趣。臺上傳道的時候，我卻對著兩壁那彩色玻璃窗出神。上面嵌的自然都是洋人。長鬍子拄了杖在牧羊的大概就是耶穌。但是做禮拜時，總有專職老師來回巡視著，不許交頭接耳，祈禱時不許睜開眼睛，我的眼睛總盯著兩邊窗玻璃，當然也在干涉之列。

　　講完道，就該唱《頌主詩歌》了。三百多首，我後來能唱大半本。我尤其喜歡那些聖誕歌曲，真是動聽極了，至今我有時還喜歡哼哼《平安夜》。然而最後的祈禱時不許睜眼睛，對我這個閒不住的孩子可太難了！要閉緊眼睛——不然，如果被發現在東張西望，回去准挨剋。我嘴裡誦著「我們在天上的父……」，眼睛卻總想四下裡悄悄張望。倘若當時宗教不是這麼強迫硬塞，我倒很可能信上哩！

　　因為當時基督教的聲、色和以愛為核心的教義，對於生活如此孤寂單調的我，吸引力太大了。使得我成為反教的，歸根結底是由於那些篤信者的行為跟他們所傳佈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另外，當時那些強迫措施也引起我深切的反感。

　　1928年北伐後，教會取消了強迫宗教，《聖經》也不再列入課程了。然而我的小學及中學時期，都是在強迫宗教中度過的。

　　對我來說，真理大廳最值得感謝的是它的工讀辦法。它使像我那樣至多混個小學畢業的窮小子念到了高中，這都虧了它那種特殊安排，使我不但學宿費全兔，還能掙點飯錢和零花。

　　我起先學織地毯。從學徒（繞線）到織沒有花樣的雜毛毯，到粗花樣的牛毛毯，最後才織上花樣複雜的細活。我是在開始織最高級的土耳其毯時離開地毯房的。

　　開始纏線團的時候，我就曾挨了不少打，學徒也有先後。比我早來的繞線團；我這初來乍到的只能舉雙臂給他撐著。線一纏亂了，他就會發脾氣踢我一腳。至於大板上織活的師兄，就更厲害了。他們個個手裡都有三把鐵傢伙：耙子、剪子和刀。線一供不上，大板上的師兄就發火。我曾挨過幾耙子，腿上流了血也沒人管，我就偷偷捏點幹土面兒糊在上面。

　　記得地毯房的那位師傅姓裴。他的職責是在開始織活之前，用綠筆在織機的「經」上畫出要織的圖案，多數是波斯式的。我記得也曾給保定一家醫院織過定制的地毯，四角是圖案，中間則是那家醫院的名字。裴師傅倒不打人，他總坐在門口不停地吧嗒著他那根煙袋，輕易不說什麼。

　　地毯房設在校樓的第五層。我最怵的就是擦玻璃。擦窗戶外面的時候，我得踩著玻璃窗戶邊兒爬出一大截。盡下面就是地窨子的洋灰地。我大概那時自我保護的意識就很強，生怕掉下去會摔成殘疾，就總自己把一條腿上綁根繩子，拴在毯房的柱子上。六六年紅八月，不少人就曾跳樓來結束自己的性命。我也曾從人民文學出版社四樓的窗口往下望過，仍然是由於怕摔成殘疾才沒跳的。小時候我那麼怕死，也是媽媽灌輸給我的獨子意識使然。媽媽老是說：「我可就你這麼一條根！」

　　我不喜歡地毯房師兄有權打師弟這個惡劣傳統。當我織上土耳其毯——也就是取得了打那些小於我的學徒的資格時，我決心離開這個惡性循環的地方。這當兒，剛好羊奶廠缺人，我就跳了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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