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唐，我對不住你_蕭乾

老唐，我對不住你(1)

　　我曾把鬥爭者與被鬥爭者之間的關係比作貓與鼠。並且說過，這位置並不固定，時而也會相互掉換。比如我吧，從1949年至1979年間當的基本上是鼠，可沒人會相信1951至1952年間，我居然也當過一陣子貓——一隻二號貓。在轟轟烈烈的「三反」運動中，我被委任為一個打虎隊的副組長。那時，貪污——不一定真貪污，只要承認貪污夠一百萬元（即今天的一百元）的，就是「老虎」。再多，就是「大老虎」啦。

　　當鼠倒也罷，反正習以為常，認為理所當然。可為了當那半年多的二號貓（當貓就得張牙舞爪，不然，就是立場有問題），我至今仍懊悔不已。當時，我們遵循的原則是「穩、准、狠」，可難就難在這個「准」字上了。倘若打成若干萬元，可定案時只落實到一元或者一角，甚至一分錢，我們也還能勉強心安理得，算是沒白打。可最後竟然連一分錢也沒能落實！

　　開總結會那天，當領導念到老唐的名字的時候，我們那個小組七八個人都洗耳靜聽。而宣讀的結論是：「並未發現他有貪污行為。」老唐聽了，估計心裡必然在頌揚党的光榮、正確、偉大。可我（估計我們小組每個人）都實在狼狽不堪。多年來一想起這件事，我就深感內疚。也不知老唐今在何方，我現在是懷著懺悔心情，用此禿筆寫這篇小文，聊以向他表示歉疚。

　　自打交了八十，一閑下來心裡就常搗騰這些陳穀子爛芝麻。有時候是午夜突然翻上來，有時候是閑下來發愣的時候。說說，興許就痛快一些。

　　四九年一到北京，我就進了一個專門從事對外宣傳的機構。因為四八年在香港，我就已經參加了那項工作。最初我們只有七個半人，因為那位領導身兼多項職務，每星期他只來半天。他主編當時對外唯一的一份英文刊物，我是他的副手。

　　那時，外文方面俄文獨佔鰲頭，許多學大半輩子西方語言的，都忙著擺脫沾著資產階級臭味的英法文，有的還把珍藏多年的這類書籍雇輛車拉到東單舊書店，給個三文兩文就賣掉，然後趕緊改學當時革命用途更大的俄文。有位資深學者甚至丟掉用了一輩子的西學，積極參加俄文突擊。一個月不教課，不見人，甚至不接電話，竟然把俄語攻下，並且用俄文翻譯起長達萬言的蘇聯論文了。

　　他們可絕不是投機，而是為了真誠地否定自己，毫無保留地獻身革命。一想到多少革命先烈連頭顱都擲了，我們這些回頭浪子還有什麼捨不得丟掉呢！

　　相比之下，我們那個單位算是幸運了。所學的西方語言都仍能派上用場，因為我們宣傳的對象恰好主要是西方各國。也正因為如此，我們那個單位很快就擴大充實起來，成了一個「洋包子」的聚集點。單位裡除了少數俄文幹部，大多是留學歐美學西方語言的。我們不僅可以保留原來的全部藏書，更重要的是並沒由於不會俄語而精神上感到自卑。

　　然而在我們那片「洋包子」的汪洋大海裡，也有個「土包子」的角落，那就是附屬於單位的印刷廠。老唐就是那裡的領導——廠長。印刷廠坐落在單位十分偏僻的東南角，印件有小鬼取送，用不著廠長親自出馬。所以我同老唐輕易見不到面。我只知道他是從延安來的幹部，在當時，那就足以使我肅然起敬。他不懂外文，印刷可是內行，何況人家已經受過革命的鍛煉薰陶，是勞苦功高的。

　　四九年解放後，古老的中國一開頭需要好好地滌蕩身上的污垢。「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對於當時進行的各種運動，所有的愛國者都是擁護的。我自己就參加過妓女改造和土地改革運動。當我在北京西郊看到公審禍害農民的南霸天和在天橋目睹殘害幼女的老鴇在挨鬥之後被當場槍斃時，我雖並沒好奇到擠近刑場跟前去觀看，卻對那果斷的革命行動由衷地擁護。五〇年冬，我又去湖南岳陽筻口鄉參加了一場土地改革。一個月裡，目睹農民擺脫了幾千年的剝削壓迫，成為農村的主人，也是極為興奮的。回來並曾為配合對外宣傳，日以繼夜地趕寫了一本後來被譯成十一種文字的《土地回老家》。

　　不記得五一年幾月了，我們單位處級以上的幹部去中南海聽了一次提到許多駭人聽聞事實的報告，說貿易部有人把三噸什麼寫成三百噸，多了兩個零，就為國家造成十億元的損失。還有把米茶磚寫成黑茶磚的，造成的虧損也十分驚人。至於奸商的不法行為就更可氣了：武漢的西藥販子販賣假藥，一下子害死十六名兒童。上海有個名叫王康年的奸商，向幹部行賄，賺了一大筆錢。奸商用爛棉花製成救急包，用壞牛肉製成罐頭，還有發黴的餅乾，臭蛋壓成的蛋粉，坑害當時正在朝鮮前線出生入死、保家衛國的志願軍。這是對人民的犯罪！如果不反貪污、不反浪費、不反官僚主義，就要亡黨亡國。

　　於是，「三反」「五反」運動就在全國展開，我們單位緊跟著也動了起來。會要開，對外宣傳的業務也不能停頓下來。辦公室裡時常是一張桌子上劈劈啪啪打著字，另一頭就有人在扒拉著算盤。

　　我們是個新單位，雖然有些黨員做骨幹，但畢竟政治力量單薄，而且那也是第一次搞這麼大的運動。根據上級指示，就跟同一個大院的一家由延安遷來的大單位聯合起來成立「三五反」委員會，並且由領導機構宣佈幾個打虎小組。沒想到我竟被派作一個小組的副組長——組長是來自那個大單位的一位飽經革命風霜的老黨員。另外還有幾位組員，其中有渴望在鬥爭中爭取入黨的青年團員，有正在向党靠攏的積極分子，有一位當時的身份是「留用人員」，還有一位南洋歸僑青年。這是個很具代表性的戰鬥小集體。大家在反復聽了報告之後，都摩拳擦掌，準備在這場運動中一表對革命的赤膽忠心。

　　但是，人們的思想並不是一條直線，有時也會有些曲折。也就是說，在公共場合表白的，並不總與內心一致。其分別就在於：有的善於把這種有差異的思想隱蔽起來，照樣隨大溜——因而就不會惹出麻煩；有的人私下裡管不住自己的嘴巴，無意中就會有所表露。我承認，我自己心裡當時就存在著「走著瞧」的思想，然而自打參加過土地改革運動之後，我就懂得：對政策是不可多嘴多舌的。何況當時我身為打虎組副組長，更得格外慎重。

　　可那位初來乍到的歸僑青年就還沒練出這種涵養。大會上，他也照樣跟著喊口號；可私下卻流露出點疑竇，並說過：像我們這樣的清水衙門，能出老虎嗎？

　　那位老幹部組長平時從不疾言厲色，輕易不說三道四。可是一聽到這種右傾思想的苗頭，立刻警惕起來，馬上組織起學習，要求端正思想。他嚴肅地指出，「清水衙門」是「最危險的想法」。緊跟著，團員和積極分子都異口同聲地認為，這種看法是當前的大敵。嚇得那歸僑面紅耳赤，一再檢討自己由於完全沒有經過改造，所以才會在運動中唱反調。有人甚至說這是有意削弱小組的鬥志。

　　當時，積極分子還搶著發言，不肯善罷甘休。認為散佈這種麻痹思想必然別有用心，是在替老虎打掩護，也許他本人就是只老虎。但是，身為小組掌舵人的老幹部很巧妙地把方向還是轉到「三五反」本身來，要大家解放思想，大膽懷疑，擦亮眼睛，一個老虎也不得放過。

　　當各戰鬥組經過醞釀，統一了思想，明確了戰鬥目標之後，嚴密仔細的查帳工作就開始了。深夜，單位各個辦公室仍燈火輝煌，算盤像一陣陣疾雨般地響著。

　　一進大樓，沿著樓梯的牆壁貼滿了紅黃綠色標語，上面大部分寫的是堅決擁護偉大的三五反運動，也有反對右傾思想的。樓梯正面窗戶上是一幅特大標語，上書：「不許放過一條老虎！」

　　運動從務虛轉入務實了。革命群眾個個鬥志昂揚，各戰鬥組在上級的指揮和指點下，開始醞釀起鬥爭對象。以單位每年經手的款額按比例計算，我們至少得揪出四十頭老虎。於是，凡經手過錢財的，如財務科、總務處，以及跑器材和經手稿費的人，一時都成了懷疑對象。在一次大會上，一口氣就揪出二十五頭老虎。

　　運動的局面就這樣打開了。

　　正當我們組焦急不堪的時候，那位積極分子忽然想起印刷廠那個附屬單位，那可是每年經手多少億的角落，而印刷廠那邊的工人也正發動起來，廠裡鋪天蓋地貼滿了有關唐廠長的大字報。

　　一天，組長開完碰頭會回來向我們宣佈：上邊已經決定，把印刷廠的老唐交給我們組來鬥了。他說，這是上級對我們的信任。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辜負這種信任。

　　一個戰鬥組沒有戰鬥的對象，那就像打遊擊摸不著敵人。如今把老唐交給我們，就有的放矢了。

　　人一旦成為政治鬥爭對象，平時再昂首闊步，腦袋也會耷拉下來。身上就好像散發出什麼特殊的臭味，人們見了都躲得遠遠的，惟恐沾上毒素。

　　至於老唐，他從來也沒趾高氣揚過，如今成了人所不齒的老虎、一個受到指控的貪污犯，就更加縮成一團。他剃光頭，身上穿的是件殘舊的灰制服，說不定還是延安時候發的，腳上的布鞋上還打著補釘。他身上唯一的奢侈品是插在制服口袋裡的煙袋鍋，還有那拴在煙袋杆兒上的煙荷包。

　　他原是個沉默寡言的人。可一旦成為審查對象，只要開口想說明點什麼，那就會被看作是抗拒了。

　　他貼牆站著，愣愣地但是坦然地望著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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