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滴人生(3)_蕭乾

點滴人生(3)

　　斯文掃地

　　「文革」期間，機關腦體倒掛。平時的勤雜人員如今坐在辦公室裡給幹部們派起工作了。年輕的去拉捲筒紙，老的則派些「輕」活。有個時期，我同范用和王子野燒鍋爐。承他們二位照拂，往外推爐渣時，他們總搶著駕轅，讓我在旁邊推。後來又改派我同原社長許覺民掃大院子了。

　　那陣子，「牛鬼蛇神」一清早都要排隊點名，然後自報身份，有報「胡風分子」的，我就報「右派」。古典部有位老黨員，幹了一輩子革命，什麼過錯也沒犯過。他原本應報「修正主義分子」，可他報了聲「老幹部」，這下可惹出亂子了。那個個子高大的原司機班頭兒——那時成了革委會主任，就當眾左右開弓，脆脆地扇了那位瘦小的老幹部十幾個嘴巴，好不威風！

　　許覺民那時算是「走資派」，我呢，是「老右派」。每天，我們倆總是扛上掃把，準時來到收發室，那位好心腸的工友還偷偷給我們各斟一杯茶。強迫性的勞動就是積極不起來。我們總是聊一陣天才無精打采地抄起竹掃帚。許覺民邊走邊詼諧地說：

　　「走，斯文掃地去吧！」

　　我聽了喝彩道：「這個詞兒用得恰當，用得好！」

　　亡羊還可以補牢

　　人不一定犯了刑事罪才會嘗到聽候宣判的滋味。當那位放射科主任把我腎部的透視片交給主任大夫，大夫迎著燈光邊看邊搖頭時，我心裡可緊張了。我多麼想知道自己軀體裡出了什麼差錯啊，可又不敢問，只能屏息直愣愣地望著他的臉——特別是他的嘴，聽他宣判。

　　好容易他才慢條斯理地轉過身來寬慰我說：「腹腔問題好像不大……」這時，他又皺起眉頭指了指底片左下角一塊毛栗般的陰影說：「你左腎可長了塊結石，塊頭還真不小哩。」

　　透視和同位素掃描進一步證實了他的診斷：我的左腎確實有塊鹿角形的結石，他估計至少已經有十年了。（這時，我記起在湖北咸寧幹校喝了三年那帶糞渣兒的湖水。）不過，他說正因為它塊頭大，掉不進尿道裡去，所以他建議保守治療，暫時不採取措施。

　　恰好這時（七九年夏）作協通知要我參加首次對美國的訪問。我能去嗎？幾家醫院的大夫都給我打了保票。這樣，我就帶著它登上了泛美航空公司的客機。四個多月跑了美國十幾個城市，有時清閒，有時忙到淩晨。除了腰部偶爾作痛外，結石並沒搗什麼亂。

　　回國後，促使我下決心非去掉這塊結石不可的理由，十分荒唐可笑。我當時想，既然那枝筆又還給了我，我就要上山下鄉，好好幹它一場。就像五〇年領導說要我赴朝鮮管理戰俘，我馬上就去協和醫院把闌尾割掉一樣。我總希望身上沒有包袱。

　　不幸，做了摘除結石手術，導致尿道不通，帶了八個月的管子之後，終於還是把左腎摘除了。

　　接著，也許由於負擔過重，這唯一的一隻腎也只剩下常人的三分之一的功能。

　　於是，我到處找有關腎病的書看，並開始嚴格控制起飲食。十幾年來，我就靠這三分之一的腎，居然還湊合著活下來了。

　　同樣，當我滿口好牙的時候，一直不知道愛惜，還同旁人比賽過咬杏核！如今，只剩了幾顆，倒懂得愛惜起來。

　　所以我總是亡了羊才去補牢。

　　朋友，勸君還是羊未亡就先補牢，這是一個老人真誠的忠告。

　　出版奇跡

　　既然往日的文學不是「帝王將相」就是「才子佳人」，「文革」十年，出版業整個閑下來就是意料中事了。從編輯到出版，從校對到印刷，都關上門改打起派仗了。

　　忽然間，七十年代的一天，一項「特急任務」交下來了，說上頭要看一部古典名著，而且要得急。

　　於是，全出版社立即響應號召，全力以赴，日以繼夜地大幹起來，要力爭在出版速度上創個世界紀錄。

　　任何行當一擱將近十年之久，肯定會生疏。同時，任何行當擱下將近十年之後，大多數從業人員也必定會感到技癢。如今任務下來，而且來自最高方面，這在當時是莫大的光榮，大家幹起來，怎能不分外起勁！發稿、校對，一環一環都特別加了緊。

　　大家不但放棄午休，還加夜班。一方面是由於又摸起本行業務，畢竟比成天打派仗有意義；同時，大家也可以借此表一番對革命的忠誠。經過三個晝夜的齊心奮戰，這三百多頁的「特急任務」，居然提前二十四小時全部完成了。

　　書印成之後，由我們出版社革委會主任親自送交有關領導轉呈上頭，接著就受到表揚。

　　於是，革委會立刻在臨街的鐵欄杆上掛起二十幾尺的橫幅紅綢金字大標語：慶祝提前完成緊急任務而受到表揚！當天黃昏，革委會就組織了一次慶祝遊行，並要求全體人員一律參加，不許請假。每人還發給一面三角彩旗，一路上邊走邊喊著口號。

　　後來才知道，原來突擊出來的是：明代一部童子免閱的《笑話大全》！

　　文明標準

　　三九年寒假，初次由劍橋去倫敦度假，就預先按照報紙「招租欄」給倫敦一家長短期住客都接待的公寓去信，訂了個房間。在利物浦車站下車後，為了妥當，我還又給那家公寓去了電話，回答說房間已經留下了。到了那家公寓門前：按鈴，開門。可房東一看我是個黃種人，竟彬彬有禮地說：「對不住，那間房剛租出去啦！」

　　幸蒙朋友告知，罕姆斯苔德有位姓丘吉爾的老夫人開一公寓，專喜接待東方學生。她那裡已經住了一位來自錫蘭（今名斯裡蘭卡）的女提琴家，還有學政治的印度學生（後來成為新加坡的副總理兼外交部長），此外就是倫敦中國銀行的副理胡明理。所以我沒費什麼事就也住進去了。

　　老太太對膚色雖沒成見，但對房客們有個極合理的要求：必須穿著睡衣入寢。也許是怕房客把她的被褥睡髒了，可她卻說這是文明不文明的標誌。

　　我是在北京東北城角窮人家長大的，小時候乾脆光著腚睡覺，成人後，也只穿條褲衩和背心，從不習慣穿什麼睡衣。幸而她那座三層小樓裡還住著幾位東方同胞，在他們的提示下，我趕緊去買了一套。而夜裡我還是照老樣子睡。清早，把那套睡衣揉作一團，裝作穿它睡過了。

　　就這樣，在這位老夫人眼裡，我也成了一個文明人。

　　多情的未亡人

　　也是七九年住在五月花公寓的事。

　　一天，寫作中心來了一位短期訪問者（就是僅住上一兩天的），是位希臘作家。他的一部小說被拍成了電影，中心要放給大家看，這位原作者就跟著影片一道來了。由於同是來自文明古國，我就邀他共進晚餐，他也欣然接受了我的邀請。

　　此人其實剛步入中年，可瘦削的臉上長滿著棕色的絡腮鬍子。他握著我手的時候，連聲說著：「孔夫子。」於是，出於禮貌我也報以：「蘇格拉底。」接著，他又迸出「李白」兩個字，我趕緊還了聲「荷馬」。

　　我知道的希臘詩人名字太有限，幸而他大概也把肚子裡關於中國詩人的名單抖落得見了底。反正這番對口縮短了我們之間的距離，足以使我們一見如故。

　　那天我還特別去當地的朝鮮鋪子裡買了點東方小吃。我們邊吃邊聊。飯後飲白蘭地時，他忽然嚶嚶地哭了起來。一邊哭，一邊從上衣貼身處掏出一張照片。他顫巍巍地指了照片中的女人，嗚咽著告訴我：「她——我的艾瑪，我親愛的妻子，丟下我，獨自到另外那個世界去啦！」

　　他哭得那麼慘，我一面安慰他，一面仿佛也有點怪這種艾瑪太狠心。

　　我燒著咖啡，他繼續在敘述他同艾瑪的快活的日子。他滿臉淌著淚水，捶著胸，直直地問我：「如今，她不在了，我活著還有什麼意義？」

　　我竭力安慰他，真怕他會尋短見。他呢，就像個愛哭的老娃娃，越勸，他哭得越激動，雙肩一聳一聳的。

　　我趕忙給他斟上杯酒，他一飲而盡。即便是娃娃，也有哭累了的時候，他又一次端詳起文瑪的照片。這回，我探過頭仔細看了看：花叢裡探出的確實是一張秀麗的臉。

　　這頓飯我一直在聽他為艾瑪所頌的挽歌。他抹著淚告訴我：她既活潑，又會理家。他捶著飯桌，詛咒奪去她美好生命的那場疾病。

　　他反復問我：「沒有了艾瑪，我還怎麼活下去啊！」我只能又給他斟酒，並且勸他節哀，用作品來紀念她。

　　第二天下午，我照例去公寓對面那片灌木林裡散步。打老遠我就看到林中石凳上坐著一對男女。時而嘰嘰喳喳地交談，時而還似在抱吻。

　　惟恐驚動了這對情侶，我就折入林間小道，可那男的聲音聽來好熟悉。

　　待我從樹葉隙縫裡一瞥，原來正是頭晚在我房裡抱頭大哭、痛不欲生的那位希臘詩人。而同他一見如故的則仿佛是來自東歐的一位女詩人。

　　一九九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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