摯友、益友和畏友巴金(3)_蕭乾

摯友、益友和畏友巴金(3)

　　1979年初，我的錯劃右派問題得到改正後，朋友中間他是最早來信向我祝賀的。他的第一封信說：「你和黃源的錯劃問題得到改正，是我很高興的事。正義終於伸張了。」在另一封信裡，他又說：「你、黃源和黃裳幾位錯案得到糾正，是我高興的事情。連我也想不到會有今天。這才是伸張正義。」

　　然而他不僅僅祝賀，更重要還是督促，要我「對有限的珍貴的時光，要好好地、合理的使用。不要再浪費。做你最擅長的事情，做你最想做的事情」。他告誡我：「來日無多，要善於利用，不要為小事浪費時光。我們已浪費得太多，太多了。」關於《大公報·文藝》那篇東西，由於涉及到他，我是在發表之前先請他通讀的，他還糾正了我在《大公報》文藝獎金名單上鬧的錯誤。其餘的幾篇他都是在報刊上看了後才寫信給我的。他大概看出我久不拿筆，乍寫起來有些拘謹。我也確實總感到有位梁效先生叉著腰瞪著眼就站在我背後。讀了我最早給《新文學史料》寫的那兩篇回憶錄，他立即寫信告訴我「寫得不精彩」，「你的文章應當寫得更好一點」，要我「拿出才華和文采來」。然而像往常一樣，他在信中總是以鼓勵為主，要我「寫吧，把你自己心靈中美的東西貢獻出來」。

　　巴金在恢復了藝術生命之後，就公開宣佈了他對餘生做出的安排，提出了他的寫作計劃。他是毅力極強、善於集中精力工作的人，我相信他能完成。他不但自己做計劃，他在信中也不斷幫我計劃，說：

　　我們大家都老了。雖然前面的日子不太多，但還是應當向前看。我希
　　望你：（一）保重身體。（二）譯兩部世界名著。（三）寫一部作品，小
　　說或回憶錄。我們都得走到火化場，不要緊。

　　1979年夏，在我赴美之前，他又來信說：

　　你出去一趟很好。要記住，不要多表現自己，謙虛點有好處。對你，
　　我的要求是：八十歲以前得寫出三四本書，小說或散文都行。應該發揮你
　　的特長。你已經浪費了二三十年的時間了。我也一樣，我只好抓緊最後的
　　五年。這是真正為人民服務，為後世留下一點東西。名利、地位等等，應
　　當看穿了吧。

　　每逢我一疏懶，我就想到這位老友對我的督促和殷切的期望。友情，像巴金這樣真摯的友情，有如宇航的火箭，幾十年來它推動著我，也推動著一切接近他的人們，在歷史的長河中前進。

　　五

　　看到巴金的文集長達14卷，有人稱他為「多產」。可是倘若他沒從1935年的夏天就辦起文化生活出版社（以及50年代初期的平明出版社），倘若他沒把一生精力最充沛的20年獻給進步的文學出版事業，他的文集也許應該是40卷。

　　儘管我最初的三本書（包括《籬下集》）是商務印書館出的，在文藝上，我自認是文化生活出版社（下簡稱「文生」）拉扯起來的。在我剛剛邁步學走的時候，它對我不僅是一個出版社，而是個精神上的「家」，是創作道路上的引路人。談巴金而不談他慘淡經營的文學出版事業，那是極不完整的。如果編巴金的《言行錄》，那麼那14卷以及他以後寫的作品，是他的「言」，他主持的文學出版工作則是他主要的「行」。因為巴金是這樣一位作家：他不僅自己寫，自己譯，也要促使別人寫和譯；而且為了給旁人創造寫譯的機會和便利，他可以少寫，甚至不寫。他不是拿著個裝了五號電池小手電筒只顧為自己照路的人，他是雙手高舉著一盞大馬燈，為周圍所有的人們照路的人。

　　1957年7月，我在《文匯報》上發表過一篇談出版工作的文章，有些話說得偏頗，惹了禍。在那篇文章裡，我曾就經營管理方面稱許過舊日的商務印書館兩句，因而犯了「今不如昔」的大忌。然而「商務」同我的關係，僅僅是商務而已。書稿和酬金（我生平第一次拿那麼多錢！）都是鄭振鐸經手的。我不認識「商務」一個人，它也絲毫不管我正在寫什麼，應寫什麼，以及我該朝著什麼方向發展。對我來說，它只是個大店鋪而已，公平交易，童望無欺。我賣稿，它買稿。一手交貨，一手交錢。

　　1936年剛到上海，巴金讀了我的《矮簷》之後，就啟發我走出童年回憶那個狹窄的主題，寫點更有時代感的東西。我不是東北人，對抗日題材沒有切身體驗；對農村以及上海那樣的大城市生活，我也是個阿木林。記得當我給開明書店《十年》寫了《鵬程》之後，巴金曾鼓勵我抓住揭露帝國主義文化侵略這個我既熟又多少有點戰鬥性的題材，寫個長篇。

　　從那以後，無論在上海還是在內地，在國內還是國外，我寫了什麼都先交給巴金。有的東西，如我還在國外時出版的《見聞》和《南德的暮秋》，還是他從報紙上剪下來編成的。如果不是巴金不辭辛苦，我在國外寫的東西早已大都散失了。

　　為什麼我的《落日》是「良友」出的呢？《珍珠米》和《英國版畫選》是「晨光」出的呢？我提起這個，是為了說明巴金不是在開書店，而是在辦出版事業。那時書商之間的競爭可凶了，然而巴金卻反其生意經而行之。當巴金看到趙家壁從「良友」被排擠出來，為了生存只好另起爐灶時，他馬上伸出慷慨仗義之手。作為支援，把自己掌握的書稿轉讓給還沒站住腳的「晨光」。這種做法即使對今天有些本位主義思想的出版家，也是不可思議的。

　　在他為總共出了10集、160種作品的《文學叢刊》所寫的廣告裡，巴金聲明他主編的這套書「作者既非金字招牌的名家，編者也不是文壇上的聞人」。這話實際上是對當時上海灘上書商惡劣作風的一種諷刺和挑戰。事實上，叢書從第一集起就得到了魯迅（《故事新編》）和茅盾（《路》）兩位的通力支持。叢刊的第一特點是以新人為主，以老帶新。每一集都是把魯迅、茅盾諸前輩同像我那樣剛剛學步的青年的作品編在一起。不少人的處女作都是在這套叢刊裡問世的。我自己就曾經手轉給過巴金幾種。另一個特點是每集品種的多樣性：長短篇、詩歌、散文、戲劇、評論以至書簡、報告。這兩個特點都是從一個非商業性觀點出發的，就是只求繁榮創作，不考慮賠賺。這是與當時的書商做法背道而馳的。也正是在這樣思想的指導下，「文生」出過朱洗的科普讀物多種，翻譯方面出過弱小民族的作品集。此外，「文生」還出了丁西林、李健吾、曹禺、袁俊等人的專集。

　　像「五·四」以來許多先輩一樣，巴金本人也是既創作又從事外國文學介紹的；在他主持下的「文生」，也是二者並重的。它翻譯出版了果戈裡、岡察洛夫、托爾斯泰、屠格涅夫和契河夫等俄羅斯以及其它國家的名著。以「文生」那樣小規模的出版社，這麼有系統有重點地介紹外國文學，是很不容易的。

　　同當年的商務、中華以及今天的國家出版社相比，「文生」的規模可以說是小得可憐。如今的總編輯下面大多有分門把守的副總編，副總編也不一定看一切書稿，更未必會下印刷廠。巴金作「文生」總編輯時，從組稿、審稿到校對都要幹。像《人生採訪》那樣五六百頁或更大部頭的書，都是他逐字校過的。翻譯書，他還得對照原文仔細校訂，像許天虹譯的《大衛·科柏菲爾》和孟十還譯的果戈裡、普希金作品的譯稿，他都改得密密麻麻。有時他還設計封面，下印刷廠是經常的事。更要提一筆的是，這位包攬全過程的總編輯是不拿分文薪水的。巴金一生都是靠筆耕為生的。

　　僅僅是辛苦倒也罷了，20年來大部分時光他都是在帝國主義鼻子底下或國民黨檢查官以至警察憲兵的刀把子下面從事這項工作的。「文生」的編輯、作家陸台不就是為出版社的事被日本憲兵隊殺害的嗎！巴金自己的《萌芽》也曾被黨部一禁再禁，最後還是印上了「舊金山出版」後，才委託生活書店偷偷代售的。

　　這不是一篇巴金論。這裡我非但完全沒涉及他的作品，對他的為人也只寫了一鱗半爪，有些事我只能略而不談。

　　我本來為這篇東西另外寫了一段結束語，臨了又把它拿掉了。因為考慮到巴金在世一天，他是不會允許朋友們寫頌揚他的話的，不管那是多麼符合事實，他一向是那麼平凡樸素。他的人格和作品的光芒也正是從平凡樸素中放出來的。

　　寫到這裡，我剛好收到巴金寄來的《創作回憶錄》，重讀了他於1980年4月在日本東京發表的講話：文學生活五十年》。作為講話的結束語，他引用了他在四次文代會上講的一段話：

　　我仍然感覺到做一個中國作家是很光榮的事情。我快要走到生命的盡
　　頭，寫作的時間是極其有限了，但是我心靈中仍然燃燒著希望之火，對我
　　們社會主義祖國和我們無比善良的人民，我仍然懷著十分熱烈的愛。我要
　　同大家一起，盡自己的職責，永遠前進。作為作家，就應當對人民、對曆
　　史負責。我現在更明白：一個正直的、有良心的作家，絕不是一個鼠日寸
　　光、膽小怕事的人。

　　從巴金身上可學習的東西是很多的，我覺得首先應學習他對祖國和人民的那份熾熱的愛，他對歷史、對人民的負責精神。一個為了表現自我，或者為了謀求什麼私己利益而寫作的人，是達不到這樣的境界，也不會有這種精神的。

　　（選自《生命從80歲開始》，珠海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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