摯友、益友和畏友巴金(2)_蕭乾

摯友、益友和畏友巴金(2)

　　巴金平素態度安詳，很少激動。但是遇到重大問題，他也會頭上青筋凸起，滿臉通紅，疾言厲色地拍案大叫。這就發生在魯迅先生逝世的次晨，當時《大公報》在第三版上以「短評」方式向魯迅先生遺體戳了一刀。①巴金氣得幾乎跳了起來，聲音大得把房東太太都嚇壞了。也就是那天，當他一聽說我已經找報館老闆抗議並且提出辭職的時候，他立刻給了我有力而具體的支持，要我為文化生活出版社翻譯屠格涅夫。

　　①詳《魚餌·論壇·陣地》，見《一本褪色的相冊》，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21-150頁。

　　「八·一三」全面抗戰的局面打開後，我很快失了業，決定經海路轉赴內地。臨行，我去看了他。當時由於國民黨軍隊的敗潰，上海早為戰火包圍，租界上空飛著炸彈，大世界、先施公司一帶也挨炸了。人們紛紛離去或準備撤離。巴金像個哨兵似地鎮定自若，說你們走吧，到內地一定有許多事可做。我得守在這裡，守著出版社，盡我的職責

　　1939年我出國前，我們又在香港相聚了一陣子。那時，我正陷入一場感情的旋渦中。他和楊剛都曾責備過我，我還狡辯。1978年後，我曾兩次在文章中表示過自己的懺悔。1980年在病塌上寫《終身大事》，也是希望年輕的朋友不要在這樣問題上走入歧途。

　　太平洋事變前，我們還有書信往來。我也從楊剛按期寄給我的《大公報·文藝》上，知道巴金對她的工作給予的支持。後來郵路不通了，我就像一隻斷了線的風箏，飄在朝不保夕的英倫三島。

　　我患了幾年神經衰弱，有半年幾乎連記憶力都喪失了。我深切地嘗到遊子之苦。也許正由於這樣，1979年當我在國外遇到入了美籍的故人時，我能理解他們靈魂深處的痛楚，因為我幾乎成了他們當中的一個。

　　1946年回到上海後，巴金住在市內偏西區的霞飛坊，我住在北郊的復旦。他抱了他的國煩（就是今天的小林）來過江灣，我有時也去看他，但那兩年我們見面不多。那也是我平生最迷茫的一段日子。同祖國脫節了七年之久，又是在那樣重要的七年，真是十分可怕的事。我對一切變為陌生了，而自己又不虛心向人討教，就提筆亂寫。我在給《觀察瀉的《擬瑪薩裡克遺書》裡，曾描述過自己當時的心境。有一天我將重新回憶那段混沌的日子。

　　家庭發生悲劇後，我就更像匹尾巴綁了火把的野獸，橫衝直撞起來。幸而那時楊剛從美國趕了回來。我終於還是冷靜下來，擺脫了羈絆，投奔了香港進步文化界。在我痛苦時，巴金給過我慰藉；在我迷茫時，他曾鼓勵我重新找到航道。

　　這些年來，我時常閉上眼睛像逛畫廊似的回憶一生所接觸過的熟人，真是感觸萬千。巴金使我懂得了什麼是友誼。它不應是個實用主義的東西，而應是人與人之間最大的善意，即是說，它時時刻刻鼓勵著你向上，總怕你跌跟頭；當你跌了跟頭時，它不是稱快，更不會乘機踹上一腳，而是感到痛，深深的痛。這種痛裡，閃著金子般的光輝，把人間（即便是沒有窗子的斗室）也照得通亮。

　　四

　　解放後，不少朋友由於地位懸殊了，就由疏遠而陌生了。這是很自然的，甚至也許是應該的。我自己一向也不知趣。唯獨同巴金，我們的往來沒間斷過。50年代的每次來京——往往是為了開會或出國，總想方設法把他的老朋友們都找到一起，去馬神廟或西單背後什麼四川人開的小館子，像30年代在大東茶室那樣暢聚一下。巴金一向是眼睛朝下望的，好像他越是受到黨的重視，越感到有責任協助党團結其他知識分子。他出國時外匯零用是很緊的，還為我帶回《好兵帥克》的各種版本（可惜全都毀於1966年8月的那場大火）。他慷慨地從他的藏書中為我譯的書提供插圖，有的還是沙俄時代的珍本。書的部頭既大且笨，千里迢迢從上海帶來。他總依然像30年代那麼親切，熱情。記得我們兩個在北海舉行過一次划船比賽。我們各租了一條小船，從漪瀾堂出發，看誰先劃到五龍亭。我滿以為自己年輕幾歲，可以把他這個四川佬遠遠落在後面，但他一點也不示弱。結果我們劃了個平手，兩個渾身汗濕的程度也不相上下。

　　使我永難忘懷的是1957年7月10日那天。當時《人民日報》前不久已經在第一版上點了我的名，舊時的朋友有的見了面趕忙偏過頭去，如果會場上碰巧坐在一起，就立刻像躲麻風或鼠疫患者那樣遠遠避開。這原是極自然、也許還是極應該的。如果掉個位置，我自己很可能也會那樣。

　　7月10日那天早晨，我突然接到一份通知，要我下午去中南海紫光閣參加一個會。我感到惶恐，沒有勇氣去赴會，就去向作協劉白羽書記請假。他說，這是周總理召集文藝界的會，你怎麼能不去。那天我是垂了頭，哆哆嗦嗦進的紫光閣，思想上準備坐在一個防疫圈當中。

　　誰知還沒跨進大廳，巴金老遠跑過來了。他堅持要同我坐在一起。我舉目一望，大廳裡是兩種人：一種是正在主持鬥爭的左派，個個挺胸直背，興致勃勃；另一種是同我一樣正在文聯受批判的，像雪峰和丁玲。後一種很自然地都垂了頭坐在後排。因此，我的前後左右大都是出了問題的。巴金卻坐在我旁邊。我內心可緊張了，幾次悄悄對他說：「你不應該坐在這裡，這不是你坐的地方。」巴金好像根本沒聽見我說的話，更沒理會周圍的情況。他只是一個勁兒地小聲對我說：「你不要這麼抬不起頭來。有錯誤就檢查，就改嘛。要虛心，要冷靜。你是窮苦出身的，不要失去信心……」

　　正說著，大廳裡一陣掌聲，周總理進來了。他目光炯炯地環視著座位上的大家。過了一會兒，他忽然大聲問：「巴金呢？」這時，大家的視線都朝這邊射來。我趕緊推他：「總理叫你呢，快坐到前排去吧。」這樣，他才緩緩地站起來，一面向總理點首致意，一面彎下身來再一次小聲對我說：「要虛心，要冷靜……」然後，他就坐到前面去了。

　　那一別，就是20載。接著，我就變成了黑人。不料九年後，他自己也墜入了深淵。

　　總理逝世時，我也曾記起紫光閣的那個下午。記得總理現身說法，在那次使我永難忘懷的講話中，曾先後兩次問到吳祖光和我來了沒有，並且繼續稱我們為「同志」，然後熱情地囑咐我們要「認真檢查，積極投入戰鬥」。他並沒把我們列為敵人。後來潔若聽錄音時，這些地方自然早已洗掉了。

　　在柏各莊農場勞動時，每當我感到沮喪絕望，就不禁回憶1957年夏天那個下午的情景。頓時，一股暖流就涓涓淌入心窩。

　　1961年我調到出版社工作時，巴金還來信要我好好接受教訓，恢復工作後，也絕不可以放鬆改造。1964年摘「帽」後，他又來重複這一叮囑。那時我已從創作調到翻譯崗位上了。他在信中還說等著看我的譯品問世呢。我懂得，在任何境遇中，他都要我保持信心——首先是對自己的信心。

　　在收到他這些信時，我很擔心萬一檢查出來對他將多麼不利。吸取了歷史的教訓，他這些冒了風險寫來的信，都被我在1966年以前就含著淚水銷毀了。我感到他雖不是黨員，卻能用行動體現黨的精神和政策。難怪張春橋一夥要把他當作「死敵」來整。

　　1968年夏天，上海作協兩次派人來出版社向馮雪峰和我外調巴金。那位「響噹噹」看完我的交代，態度可凶了，斜叼著煙捲，拍著奧子，瞪圓了眼睛，說我美化了「死敵」。第二次另外一個傢伙一臉陰險的表情，威脅我要「後果自負」。夏天當我翻譯易卜生的《培爾·金特》①時，譯到妖宮那一幕，我不禁聯想到「四人幫」那段統治。他們也是要用刀在人們的眼睛上劃一下，這樣好把一切是非都顛倒過來。

　　①見《外國戲劇》1981年12月號。

　　在咸寧幹校，每當露天放映影片《英雄兒女》時，我心裡就暗自抗議：這是什麼世道啊！這麼熱情地歌頌無產階級英雄、寫出這麼撼人心魄的作品的人，憑什麼遭到那麼殘酷的（包括電視批鬥）的折磨呢？

　　這幾年，講起來我們的日子都好了，又都已年過古稀，本應該多通通信，多見見面。他常來北京，但我們仿佛只見過三四次面。第一次去看他時，潔若和我還把三個子女都帶上，好讓他知道，儘管經過這麼猛烈、這麼曠日持久的一場風暴，我們一家老少都還安然無恙。這一天，當他從賓館走出來迎接我們時，我看到他老態龍鍾，步履蹣跚，再也不是當年在北海比賽划船的巴金了。那次我注意到他講話氣力很差。近兩年兩次他來京，我們總是只通個電話。我願意他多活些年，不忍再增添他的負擔。至於托我寫信介紹去看他的，我都一概婉言謝絕。今秋他去巴黎前，曾在上海對王辛笛說，要來醫院看望我。聽到這話，我立即給他往京滬兩地都去了信，堅決阻攔。我不願他為我多跑一步路。至於通信，他向來事必躬親，不肯讓身邊人代筆。以前他寫信走筆如飛，如今字體越來越小，而且可以看出手在哆嗦。所以我無事不寫信，有事也儘量寫給他弟弟李濟生，這樣他就不會感到非親自動筆不可了。就這樣，從1977年到現在，他還給我和潔若寫了不下四十封。

　　這些信，好幾封是關心我的住房落實問題的，有幾封是看了我發表的文章提出批評的。還有兩封是責備我在《開卷》上寫的一篇文章，認為過去的事不應再去計較。我雖然由於確實有個客觀上的原因才寫了那篇東西，從而感到委屈，但我並沒像過去那樣同他死死糾纏。我還是把那篇東西從正在編著的一個集子裡抽掉了。並自認沒有他那樣不與人爭一日之短長的胸襟和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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