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我這意識流_蕭乾

唉，我這意識流(1)

　　要命的就是它老流！頂小就這麼流。見到什麼荒謬或不平的事，它流。甚至無緣無故，它也流。流出麻煩，惹了亂子，它還流。估計它非流到八寶山不可了。我管也管不住！反正睜著眼睛流，閉上眼睛更流，洪水還有大禹能治，可這意識流我簡直拿它沒辦法。更糟的是，它並不老是暗流，有時作興就會溢出一星半點來。不是嗎，五七年就沒憋住。二十二年戴了一頂比千斤還重的帽子；報上用鬥大的字來聲討。糊了滿牆的大字報，接著定罪畫押，流放改造。可越是這樣，它流得就更沖。

　　用科學語言來說，意識流就是潛意識，也就是內心對外在的事物的咀嚼，琢磨，反映。有時是過去生活中一草一木的再現；有時則是對白天經歷的反應，所謂心猿意馬。小時候，經常出現的是嬸嬸或堂哥的臉色——常是鐵青色的；五七年出現的往往是拳頭。大的小的，滿是皺紋的和細嫩的。那時我經常夢見走路突然半個身子陷進泥塘裡，身子一個勁兒往下陷，要不就是雙腳懸了空。

　　修辭上的比喻，許多可能最早都源自意識流：在事物間，由此及彼做了比較感到相似而產生的。六〇年回北京，吃不飽，又在街上見到倒斃者，不知怎麼一眼盯住了馬路中央的交通警，注意他是怎樣有條不紊地指揮著交通。於是，我就自編了一句歇後語：交通警手裡的棒棒，不能瞎指揮。

　　那十年當中，有陣子我們作為黑幫得「早請示，晚彙報」。我站得挺直，其實心裡常開小差。可是當戴著紅袖箍的頭兒摑一位老幹部（古典文學研究者）的耳光時，那淩厲的響聲把我的意識流戛然截住了。我站得直了一些，嘴巴咬緊了一些，使勁瞪那位以前司機班的頭兒：看你能神氣多久！

　　確實找不到一條禁止意識流的法律，最多是告誡不許懷私心雜念。事實上，只要你光在腦子裡流，不溢出來——或者只溢出些雞毛蒜皮，也未必就大禍臨頭。八十年代以來，我就時不時地溢出那麼一星半點兒，至今不也安然無恙嗎？這一半是客觀上辮子不那麼抓了，棍子不那麼掄了；一半是經歷了五七年那樣的風浪，我多少也有了些尺度感。

　　說起思想上開小差，我還受過一次教訓。六六年六月，突然把上千名「牛鬼蛇神」全集中到北京西郊一個大院子裡，開始了一場黑幫鬥黑幫的遊戲——當然是為了讓娘娘開心。我看見一位明星指著培養自己的原領導一口氣怒斥了兩個小時。我看到作兒子的從四層樓窗口垂下一巨幅打倒他自個兒爸爸的大字報，站在我身旁的那位爸爸搖著扇子仿佛還感到頗為欣慰。大概以為這下兒子就可以過關了。最使我膽戰心寒的是一次群聲大喊「萬歲」的當兒，忽然有人咬定一位老戲劇家（少見的乾瘦老頭子），硬說他喊的是「打倒」。於是，人立刻就被隔離起來了，並且很快就被拉到工人體育場上像羅馬鬥獅般的去鬥，只不過這是頭渾身皮包骨、連半個拳頭也經不住的「獅子」。在調查時，大多數人說自己也在喊，沒聽見他喊什麼。在那時，不咬一口就是仁慈。可居然就有人站出來證明「他喊啦」。

　　我推想，大家在喊那成天喊的口號時，老戲劇家可能正在意識流裡同李慧娘對著話哩。那一回我可記住了，有時候就非把意識流這個口子關死不可。不然，萬一出點差池，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從那以後，我還學會了一個高招：一齊喊口號時，我光舉臂張口而不出聲。這既保險，又省力氣。反正不缺我這一嗓子。

　　然而儘管如此，這當兒意識流的口子還是以暫時關閉為妥。

　　我的意識流同我早年寄人籬下的生活是分不開的。為了怕我惹是生非，媽媽成天提醒我可別多嘴多舌。所以，我早就學會了把話往肚子裡咽的本事。當時，不順眼的事可多啦，但話還沒到嘴邊兒，媽媽一使個眼色，我就能收住。後來學織地毯，坐在板上織活的個個手裡三把鐵傢伙，只要朝我身上那麼一甩，我肉上就是個口子。這也強化了我憋話的本事。

　　可後來進了一家「文人論壇」的報社，前後十幾年。先管副刊，兼寫旅行通訊，後來索性寫起國際社評。這就擴大了我的視野。嶺東地主把二七年逃到南洋、抗戰開始又回到老家的一個農民屈打成招的事，我給端出來了。滇緬路上，八十歲的老翁和七八歲的娃娃被當作「壯丁」抓來築路的事我也給揭了。當時，記者還真有點「無冕皇帝」的味道。後來去了七年英國，用倫敦的民主刺重慶的獨裁，大部分也都登出來了，以至《新華日報》還在以「祝記者節」為題的社論裡大加表彰說：

　　前天《大公報》登載了蕭乾先生的倫敦通訊《虎穴的衝擊》，一開始就論到開闢西歐第二戰場的歷史意義。他在討論英美盟軍的成功時，提出了這樣一段教訓：

　　「此舉吾人最應注意的，是五年來的歐戰，英美知己知彼，一面保護自身的長處（如言論自由的維繫），一面無時或志學習敵人的強點。」

　　他把言論自由等民主權利和向敵人學習並提，認為這是戰勝的原因。蕭乾先生在英國多年，是位記者。他的觀察和結論，是應該重視的。他從英國的實際情形，深切地體驗到，沒有言論自由等民主權利，「有史以來軍事上由慘敗而至挺戰的大翻身」，由退卻轉到反攻是不可能的。

　　從這個事例，我們更容易瞭解，為什麼羅斯福把言論自由列在四大自由的第一條，為什麼丘吉爾把言論自由列在七項標準的第一項。正是因為他們重視言論自由，把紙彈的火力，動員並集中到揭露和打擊法西斯主義。同時也熱烈地歡迎人民批評政府政策和各種作戰努力，揭露錯誤和缺點，提供建議和辦法，才改正了種種錯誤，克服了種種缺點，使民族更團結，人民更積極，士氣更提高。這樣，美國便能雪珍珠港之恥，而轉入反攻，英國便能雷敦刻爾克之恥，而走向勝利。英美從大西洋到太平洋，從地中海到印度洋，從歐陸到緬甸，現在所以能夠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政治上的民主，是最重要的關鍵，而言論自由，又是極重要的一環。這是鐵一般的事實。

　　……這些材料，不僅說明言論自由在徹底反法西斯主義、保障世界持久和平中的重要，也說明了盟邦新聞界同人怎樣重視言論自由，把言論自由看成和新聞事業血肉相連的東西。可以說，沒有言論自由，就沒有健全發展的新聞事業；沒有言論自由，新聞事業本身是會枯萎的。所以，新聞界同人，隨時隨地都在團結一致，為言論自由而奮鬥到底。

　　中國新聞界同人，是世界民主的新聞戰線中的一部分。地域儘管不同，任務卻是共同的。每個記者都應該是反法西斯的戰士，都是要爭取和保衛言論自由。今天「記者節」日，我們竭誠向全國記者呼籲，親密地團結起來，把筆鋒瞄準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積極地爭取民主進步，要求言論自由！

　　（見1944年9月1日的重慶《新華日報》）

　　我在那家報社工作以來，倒也受過幾次褒獎，可是都加起來也比不上《新華日報》這一篇。因為它不僅肯定了我個人的工作的方向，而且還肯定了民主自由是鮮花而不是毒草。四六年回到上海，我就又借「塔塔木林」這個洋名字，或者冒充外國文摘的中譯，攻擊起國民黨的不民主來。我還以為我所幹的同《新華日報》那篇社論所指的，並不相悖。那時，國民黨的卡車開進了我任教的那家大學，押走了上百名學生。端著槍的丘八也無端闖進我在徐匯村的住所，翻箱倒櫃。我一輩子只用過兩回假名字：一回就是在白色恐怖下寫《紅毛長談》時的塔塔木林；另一回是六三年三月，我所在的出版社出版了我這沒摘帽子「右派」所譯的加拿大作家裡柯克小品選，但不許用真名。我只好用兒子和女兒的名字瞎拼了一個：佟荔。

　　1949年到北京之後，開頭挺順眼：提倡衛生，改造妓女，我還僕僕風塵去湖南岳陽參加土改。可很快我就感到不那麼自在了，借《武訓傳》抓辮子，我們幾個喝過洋墨水的就成天自己摑自己的嘴巴，把改良主義罵成毒蛇猛獸。待到胡風為文藝問題上書給抓進牢裡——而且隨著又抓了上千名分子之後，我已明白這裡講的是另一種民主了。我呢，由於早時挨過「泰斗」的咒駡，入境後就滿懷心腹事，盡在意識流中。幸而最初幾年呆的地方都是洋包子，誰也算不上「自己人」。可後來一位好心人要我「歸隊」，就住進了淨是聖者的大醬園子。院裡大多頭上都有紅色光環，只我扣著一頂小白帽。先天的就是個另冊人物。

　　那陣子意識流可流得沖。開會背課文兒，埋頭幹技術業務。反正既在矮簷下，怎敢不低頭。看到人家胸脯上別著紅綢條，昂首闊步，汽車出入。自己只記住不多言不多語，有話就都進了意識流，以為那樣也可了此一生。

　　可五六年春天，忽然調我去參加中直黨委組織的一次馬列主義學習，跟冰心大姐和董秋斯編為一組。那次我大受教育，尤其懂得了唯物與唯心的分別，懂得了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個認識規律，也明白共產黨解放軍得天下靠的就是這份不自欺欺人的老實。

　　然而在生活中，我卻看到產量原來可以在腦子裡編造，集體照上的人頭可以換來換去；海上巨大的鑽井台沉落可以不見報，或只報報烈士獻身。甚至唐山大地震的震級也可以自作斟酌。至於處理人這樣至關重要的問題，任意性就更大了。不管三反打老虎，還是接著五七年抓右派，都預先規定了百分比，不夠就湊數。劉少奇頭上，忽然帽子幾頂，忽然不翼而飛。什麼都只實踐再實踐，不但不「再認識」，連「認識」仿佛也是多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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