摯友、益友和畏友巴金_蕭乾

摯友、益友和畏友巴金(1)

　　一

　　編輯約我寫一篇關於巴金的文章。我一向怕寫定題定時的文章，唯獨這一回，我一點也沒遲疑，而且拿起筆來就感到好像有個信息應傳達給當代以及後世的讀者，告訴他們我認識了將近半個世紀的巴金是怎樣一個人。我立刻把手頭的一切工作（包括正在編著的《楊剛文集》）全都放下，騰清書桌，攤開了稿紙。

　　從哪裡開始呢？首先想談的，還不是我們之間漫長的友誼，而是近兩年來由於偶然機會才得知的他的一樁感人事蹟。

　　1947年，巴金的一位老友在上海一所大學任教。當學生開展反饑餓運動時，學校當局竟然縱容國民黨軍警開進校園，野蠻地把幾十名學生從宿舍裡抓走。在校務會議上，他這位老友就憤然拍案怒斥，因而遭到解聘。他只好去臺灣教書了。1949年，眼看要解放，他又奔回大陸。不幸，這位嚮往革命已久的朋友，卻在人民政權建立的前夕與世長辭了，遺下幼小的子女各一人——他們的母親早于1938年就去世了。前年我見到了這兩個已進入中年的「孩子」，他們今天正在不同的崗位上為革命工作著。聽說這一對孤苦伶什的孩子當年曾受過巴金一家的照顧。

　　我想，文章最好從這裡開頭，就寫信給同我較熟的那個「女孩」（如今已是兩個孩子的媽媽了），講了我的意圖，希望從她那裡瞭解一些此事的細節。萬沒料到，我碰到個硬釘子。她回信說：

　　蕭叔叔：對於您的要求，我實在難以從命。我愛李伯伯，就像愛自己
　　父親一樣。他的話我是要聽的。他不喜歡我們談他寫他，也不喜歡我們對
　　報刊雜誌談及我們和他的關係。在這方面，他是很嚴格的。我一定要尊重
　　他的意見，不寫他，也不亂說他……

　　接著，還說到巴金對自己的侄子以及其他家屬，也同樣這樣約束。

　　看完這封短信，我身子涼了半截。因為以此類推，還有幾件事估計也屬「禁區」。唉，寫一個不許人談他的事蹟的好人，可太困難了。繼而又想，我碰的這個硬釘子本身不正可以用來說明巴金的為人嗎？

　　1978年《新文學史料》創刊時，編者記起我在咸寧幹校沼澤地的稻田裡，講過巴金發現《雷雨》的軼事，就要我把它寫出來。我當時說「發現」，這個動詞我是經過掂量的，沒有誇張。這件事多少是個歷史見證人。因為1933年至1935年間，每次我從海甸進城，總在三座門歇腳，《文學季刊》和《水星》編輯部就在那兒。我也認為重溫一下新文學史上這段掌故很有現實意義。然而我曉得巴金不願人提及這件事（下到幹校，以為此生與文藝不會再有關係了，我才放鬆的），他自己更從不提它。要寫，需要打通他這一關。於是就寫信給巴金，反復強調我的出發點不是褒誰貶誰，只不過希望新的一代編輯們能更及時並認真地看一切來稿。這樣，他終於才勉強回信說：

　　關於《雷雨》，你要提我的名字也可以，但不要美化，寫出事實就行
　　了。事實是：一次我同靳以談起怎樣把《文學季刊》辦得好一些，怎樣組
　　織新的稿件。他說，家寶寫了個劇本，放了兩三年了。家寶是他的好朋友，
　　他不好意思推薦他的稿子。我要他把稿件拿來看了。我一口氣在三座門大
　　街十四號的南屋讀完了《雷雨》，決定發表它。

　　這裡，看巴金對自己所做的多麼輕描淡寫啊！然而如果不是巴金作出立即發表的決定，曹禺在戲劇創作的道路上，可能要晚起步一段時日。

　　不居功，不矜功，厚人薄己，這在舊社會是少見的品德，在今天，也依然是不可多得的。

　　二

　　1977年初，天色開始轉晴，我就同潔若商量托人代表我們去看望巴金一趟。我們托的是上海青年音樂家謝天吉，他那時正在歌劇院工作。由於都是驚弓之鳥，怕我這個摘帽右派會給巴金帶來新的災難，信還是由潔若出面來寫。天吉帶回巴金寫給潔若的信說：

　　這些年來我常常想念你們。你說蕭乾已六十八歲了。我還記得一九三
　　三年底他幾次到燕京大學蔚秀園來看我的情景。那時他才二十四歲……想
　　不到你們也吃了不少苦頭。我還好，十年只是一瞬間。為自己，毫無所謂。
　　不過想到一些朋友的遭遇，心裡有點不好受。

　　這段話使我想起1938年當他在上海孤島（在敵人的鼻子下）堅持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工作時，一個十六歲的孩子從遠地寫信給他，關心他的安全。巴金在《一點感想》一文中說：

　　我固然感激他的關懷，但是我更慚愧我沒有力量去安慰他那渴望著溫
　　暖的年青的心。我沒有權利叫人為我的安全擔心。……我絕不是一個失敗
　　主義者，我也不是悲觀派，真正相信著最後勝利的極少數人中間，我應該
　　算一個。

　　這兩段話相距約40年，然而精神卻是一致的：悲天憫人，關心同類，同情弱者和不幸者；為自己，毫無所謂；對世界，只有責任感，沒有權利感；在敵人面前不低頭，苦難面前不自怨自艾；對前途，充滿了樂觀和信心。我認為這是瞭解巴金的人格、作品和人生哲學的一把鑰匙。

　　30年代初期，北方知識界（尤其文藝青年）曾十分苦悶過。那時，侵略者的鐵蹄已經踏到了冀東，而掌權者仍不許談抗戰。一些後來當了漢奸的士大夫卻在書齋裡振筆大談明清小品，提倡清靜無為。1932年魯迅先生到了北平，那就像窒息的暗室裡射進一線曙光。1933年，從上海又來了巴金和鄭振鐸兩位，死氣沉沉的北平文藝界頓時活躍起來。他們通過辦刊物（《文學季刊》和《水星》），同青年們廣泛交起朋友。很幸運，我就是在那時開始寫作的。

　　在見到巴金之前，我已經在《文學》、《現代》上讀到他不少的作品了。我覺得他是用心靈蘸著血淚直接同讀者對話的一個作家，不是用華麗的詞藻而是用真摯的感情來直撲人心的。那時，我自己的頭腦可是個大雜燴。有早期接受的一點點進步思想，有從大學課堂裡躉來的大量糊塗觀念，首先是唯美主義思想。我就是帶著那些到蔚秀園去找他的。

　　記得談起我對華林的新英雄主義的傾倒時，曾引起他的共鳴。他總是耐心地聽，透過那深度近視眼鏡注視著對方，然後寥寥幾句坦率地說出他的意見。後來我在為《我與文學瀉的一文中說：『』一個由刻苦走上創作道路的先輩近來曾作文否認靈感與天才的存在

　　這不僅是破除了一件寒人心的、幫人偷懶的迷信，且增加了正在躊躇的人的勇氣。」①這位先輩就是在年齡上其實僅大我五歲的巴金。他對我更重要的叮囑是「一個對人性、對現社會沒有較深刻理解的人極難寫出忠於時代的作品」。②從他那裡，我還懂得了「偉大的作品在實質上多是自傳性的。想像的工作只在於修剪、彌補、調布和轉換已有的材料，以解釋人生的某一方面」。③

　　①見《我與文學》，上海生活書店1934年版，第237頁（上海書店1981年重印）。
　　②同上第236頁。
　　③同上第237頁。

　　但是他反復對我說的一句是：「寫吧，只有寫，你才會寫。」記得我的小說《郵票》發表後，巴金讀罷曾告訴我，作品中那個無知的孩子說的「我不小。瞧，我也流淚了。」那句話，使他受了感動。他就是這樣給一個初學寫作者以鼓勵的。

　　巴金和鄭振鐸的北來打破了那時存在過的京、海二派的畛域。一時，北平青年的文章在上海的報刊上出現了，而上海的作家也支援起北方的同行。1935年，我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接手編天津《大公報·文藝》的。不，我最初編的是《小公園》，一個本由「馬二先生」主持的貨真價實的「報屁股」。然而上海的作家們個計刊物的大小，一時張天翼、艾蕪、麗尼等幾位的作品就經常在《國聞週報》、《大公報·文藝》甚至那個《小公園》上出現了。這個渠道主要是巴金和靳以幫我打通的。我也因而可以預先編出二三十期刊物，然後去踏訪魯西、蘇北的災區了。

　　三

　　同巴金過從最密切，還要算1936和1937兩年，我們幾乎天天在一道。當時我在《大公報》編《文藝》，住在環龍路（今南昌路），隔幾個門就是黃源。巴金那時也住在霞飛路（今淮海中路）的一個弄堂裡，正在寫著他的三部曲。他主要在夜晚寫，所以總睡得很遲。有時我推門進去，他還沒有起床。那是很熱鬧的兩年：孟十還編著《作家》；靳以先後編著《文季》和《文叢》；黎烈文編的是《中流》；《譯文》則由黃源在編。我們時常在大東茶室聚會，因為那裡既可以暢談，又能解決吃喝。有時蘆焚、索非、馬宗融和羅淑也來參加。我們談論各人刊物的問題，還交換著稿件。魯迅先生直接（如對《譯文》）或間接地給這些刊物以支持。當時在處理許多問題上，我們幾個人都是不謀而合的。例如我們的刊物都敞開大門，但又絕不讓南京的王平陵之流伸進腿來。那時上海小報上，真是文壇花絮滿天飛，但我們從不在自己的刊物上搞不利於團結的小動作，包括不對某些讕言加以反擊。對於兩個口號，我們都認為是進步方面內部的分歧，沒參加過論戰。當時我在編著天津和上海兩地《大公報》的《文藝》版，我不記得曾發過一篇這方面的論爭的文章，雖然我們都在「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下面簽的名。記得有一次我出差在外，回來看到鄭振鐸提倡「手頭字」運動的宣言也簽上了我的名字。料必是我不在時，朋友們認為不能把我漏掉，就替我簽上的，我也因而深深感激。

　　那時在飯桌上，朋友們有時戲稱巴金為我的「家長」。家長不家長，那兩年我沒大迷失方向，不能不感激他那潛移默化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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