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書房史_蕭乾

我的書房史

　　自從寫了《搬家史》之後，我發現幾乎任何事物只要用「一生」這根線一串，就能串出一部歷史來。我的《在歌聲中回憶》就是這麼寫的。書房也是這樣。

　　我生在貧苦人家。小時睡大炕，擺上個飯桌它就成為「餐廳」，晚上擺一盞煤油燈，它就是「書房」了。

　　可是我老早就憧憬有一間書房——一間不放床鋪、不擺飯桌、專門供讀書寫文用的地方，對於讀書人或文學工作者，不應說它是個奢侈，那就像木匠的作坊。然而它在我大半生中都曾經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二十年代初期，我每天都去北京安定門一條胡同去上小學，在三條拐角處有一排槐樹，旁邊是一道花磚牆，通過玻璃可以看到那棟洋式平房裡臨街的一間書房——後來才知道它的主人就是社會科學家陶孟和。平時窗上掛了挑花的窗簾，看不清裡面。冬天黑得早，書房裡的燈光特別亮。我有時看到主人在讀書或伏案寫作，有時又叼著煙斗在一排排書架中間徘徊。當時我小心坎上好像在自問：我長大後有一天會不會也有這麼一間書房。

　　三五年我進天津《大公報》，同另外三位大學生同住在一間宿舍裡。樓下就是印大報的機器房，對面是成天冒煙的法租界電力廠。那時我就鍛煉出在什麼環境下都能睡覺的本事。當年去上海籌備滬版《大公報》，也是先住宿舍，後來先後當了王芸生和楊朔的二房客。「小樹葉」去日本之後，我就一個人住一間了。我在編副刊之餘，還為巴金、靳以的刊物寫文章。我的長篇《夢之穀》就是那時候寫的。「小樹葉」是從刊物（好像是《文叢》，要不就是《作家》或《文季》上的連載讀到的，她氣得哭了通鼻子，我只好連口道歉說早應向她坦白。

　　「八·一三」失業了，後開始逃難了。不要說書房，連個睡覺的地方也成問題了。我們從上海而港粵——武漢——長沙——沉陵——昆明的流徙中，經常是她同女難友，我同男難友搭地鋪。最後，多虧了楊振聲老師和沈從文先生的照顧，我們總算在昆明北門街分到一間小屋。

　　三八年在香港《大公報》還是住集體宿舍，三九年出國，在倫敦住公寓同在上海住亭子間差不多，只是白俄女房東換成英國的老大娘。我第一次有間書房是在劍橋大學王家學院。

　　在劍橋的二十來所學院中，王家學院是很難進的。即便收了，也很難成為住宿生。我由於是由兩位最傑出的王家學院畢業生福斯特和魏禮介紹的，所以王家學院讓我住了進去。除了臥室還給我一間書房，北面窗戶瀕臨劍河，東面則對著著名的王家學院教堂和大草坪。那幢樓建於十四世紀，但設備完全現代化了，長沙發可以舒舒服服地坐上七八位來客。書房門楣上照例漆著我的姓名。

　　我雖只佔用過那間書房兩年（沒寫完論文卻寫了兩本書和連載重慶《大公報》的《話談當今英格蘭》），我卻時常懷念那間書房。八五年重訪劍橋時，承母校邀我和潔若在客房住了一晚，我們還特意去重訪了一下不知易過多少個主人的那間書房。

　　四六年在復旦教書，大學在徐匯村給了我一幢日本式平房。地方不大，但臥室、客廳一應俱全，還有間小書房，在那裡，我寫了幾十篇國際社評和《紅毛長談》，也編了《人生採訪》和《創作四試》。

　　在漫長的四九至八三年期間，我不但再也沒有了書房，其間有七年是處於流放中。那些年，書房對我就成為非非想了。有些年，我只盼不再去公廁，能再用上抽水馬桶我就很知足了。我時常害怕頭一暈會跌進那爬滿了蛆蟲的糞坑裡。

　　現在來談談如今我在木樨地住所的這間書房。

　　許多朋友一進門就說「啊，可真亂！」《讀書》月刊甚至還特意派人來為我這其亂無比的書房拍了照，登在刊物上。其實我也十分羡慕朋友們那窗明几淨的書房，但我對書房的第一要求是：它得出活兒。我在這間書房裡已寫了並編了足夠百萬字的書，近四年又同潔若合譯了上百萬字的《尤利西斯》。我愛我這間書房，因為它出活兒。

　　我是編副刊出身的，我一向是亂中有序。當編者的倘若給人家的稿子弄丟了，那可拿什麼也賠不起。我從沒丟過。三十年代，一個下午我得看上一二十篇稿子——不止看，還得先分類（即用、待用、再酌和不合用）。然後挑出需要寫封信的。最近臺灣女作家張秀亞的女兒從美國寄給我一個複印件，是三五年我在她媽媽文章後面寫的一段話，談文章宜少用「的」字。

　　現在談談我這書房的亂中有序。我的書桌周圍有不少盒子——大都是用中間糊有玻璃紙的咖啡盒子改裝的。首先是我的「意識流」——也就是我偶然想起可寫的題目或一句話。像「北京城雜憶」這類系列短文的胚胎都來自這「意識流」箱。另外有「備考箱」。信則仍分作「即複、緩複、不復」三類。複完的信就放入書桌底下「已複」盒——滿了就包起來，標上日子。書桌的抽屜有放紙的，有放各種尺寸的信封的。還有個小筐筐，內裝七個住址本，有二三本國外的，四本國內的。國外按國家分，國內的則有的按類別（如文化，影視，出版等），有的（個人）就按姓氏字母排列。所以任何住址，我隨手都能查到。

　　長沙發是我的休憩處，一頭架子上放的是藥品和營養品，另一頭是我心愛的激光唱機。書架上放著分類的激光唱盤。沿牆是我從幾十盆花中精選的花，經常換，我特別鍾愛我自己插技長大的。朋友知道我喜養龜，就送了我五隻金錢大的綠毛小龜。我把它們養在魚缸裡。不幸，其中一隻死了，我深怕由於自己忙於《尤利西斯》，疏忽了寵物，所以趕緊送回給原主了。大烏龜則養在陽臺上。

　　近幾年領導曾經三次建議我換個更大的地方，我都婉言謝絕了。我曉得在知識分子的住房條件上，我已算是中上等了。我不能忘記自己以前過的日子，更不能忘記今天還有三世或四世同堂的呢。

　　這書房就是我的歸宿。我將在此度過餘生，跑完人生最後一圈。我希望在這裡能多出些活兒。然後，等我把絲吐盡時，就坐在這把椅或趴在這張書桌上，悄悄地離去。

　　能夠這麼善終，這是我在六六年夏天所不敢想的。我很知足。

　　一九九四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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