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家夫妻店_蕭乾

我們這家夫妻店

　　江蘇文藝出版社這個主意出得高明。本來是各自分頭獨營的，這回開起夫妻店了。從讀者來說，多了點人情味，甚至會引起點好奇。對我們兩人來說，好像老來補行一次婚禮，向讀者拜拜天地。

　　說實在的，1954年5月1日潔若和我還真沒舉行什麼婚禮，頭天她坐了一輛三輪車，腳底下放了一隻皮箱，裡邊裝的是她的全部「嫁妝」。我騎車跟在後邊，就把她從東四八條的娘家接到東總布胡同作家協會宿舍裡的洞房了。反正登過記，合法啦。

　　現在回想起來，我們簡化得真是過了頭。起碼也該買上幾斤糖果，請些好友熱鬧一番，讓潔若這輩子也嘗嘗當新娘的滋味呀！至今回想起來，我不免還有些歉意。可是當時她也很同意那麼辦。文家一向是個朴樸實實的人家，不講客套，不尚虛榮；既不追求時髦，也不講究傳統禮數。尤其難得的是我那位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岳母萬佩蘭。她老人家雖然未受過新式教育，但為人開朗，一心只要女兒幸福，毫不在乎排場。她把我們送到門口後，只說了聲：兩個好好地過。姐姐常韋（當時還掛著拐）用深摯親切的目光祝福了我們。

　　就我而言，當時不想舉行婚禮是很自然的。1936年和1946年我都當過新郎。生活告訴我，婚禮不論多麼隆重，都不足以成為婚姻的保障。舉辦婚禮有如展示建築的藍圖，蓋得成蓋不成以及經不經久，是另外的問題。何況自從搬進那大醬園後，同那些喝過延河水的老相識住在一起，我一直感到老大的不舒服。院裡只有一位還認識我這個人的三十年代的老友，他——嚴文井，送了我們一盆菊花，黃色的花擺在屋裡，祝福著我們。

　　婚前，頗有些好心人對我們的結合搖過頭，這也難怪，年齡之外，我們在經歷上差別也大得很。那時，我已經在人生這條大河裡勝過好長一段路，而潔若卻連滴水點兒也還沒沾過。性格上，我一直橫衝直撞，而她則像《培爾·金特》裡的索爾維格那樣虔誠地雙手捧著聖書，目不轉睛地低頭走著。她文雅，謹慎，我則是一匹桀驁不馴的野馬。更不公平的是，她還沒交過一個異性朋友，而我則已離過三次婚，還拖著個娃娃。怎能怪那些好心人當時向她進忠告。

　　果不其然，婚後三年我就栽了跟頭，栽個頭破血流。她自然就成了人所不齒的右派分子的臭妖婆。我貶到農場之後，原來維持一家的工資，沒了，三個孩子一個上了小學一個剛進幼兒園，另一個還在繈褓中。精神與物質打擊同時壓了下來。

　　參觀工廠時，我見過一種試驗物件堅固性的碾壓機。五七年的反右或者任何一次運動，對婚姻來說都是一次碾壓過程。倘若夫妻雙雙都劃了右，那對子女當然是不堪設想的災難；但婚姻保住的係數就大多了。倘若只一方劃了右，另一方儘管明知對方冤枉，然而那碾壓機使的可是超負荷的壓力！想到前邊還有幾十年哪，怎麼受得了！所以，我的這類朋友中，好多對本來可以幸福地一道生活一輩子的，卻在超壓之下，婚姻還是斷裂了。可潔若絲毫也未動搖。

　　在當時的暴風驟雨中，沒戴上帽子的一方為了圖存而提出離異，原是人情之常。在這個意義上，五七年的潔若在我心目中是個超人。誰都明白，我這裡並不是在恭維。所有那些能頂住的，我都敬為超人。

　　經歷過那麼一次軋壓，我們的關係自然更加堅固了。1966年8月，當進駐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軍宣隊領導鄭重其事地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向我宣佈文潔若是個特務，因在我家後院發現了個填了土的茅坑，證明裡面必然埋過發報機。要我馬上同她離婚。我毫不猶豫地回答他說，如果她是特務，我不可能不是。幹校末期，當連長對她說，由於我是摘帽右派，所以她不能回城時，我馬上給工宣隊打了報告，說只要放她回城，我甘願孤身充軍到山溝裡去了此一生……反正當時我已經六十多歲了。

　　回顧這不平靜的四十年，真是感慨萬千。我們能恩愛至今，關鍵的關鍵還是潔若頂住了五七年那次超承受量的碾壓。所以1980年當我為《人民日報》寫《終身大事》那八篇短文時，就曾特別提到青年情侶要經得起大風大浪的考驗，而那種不測的風雲是隨時能來臨的。

　　這四十年，環境在改造我們，我們也在相互改造著。潔若原是個文靜靦腆，不言不語，與世無爭的人。五七年以後，由於我的牽累，驟然成為一個准問題人物。短不了時而要受到一些譏笑、刁難甚至歧視。這樣就激起了她這個貴州人的那股潛伏著的倔強性格。她一邊得下放鍛煉，一邊還得支撐這個有三個孩子的家，這就使她能幹甚至潑辣起來。她學得會頂撞，會反唇相譏了。我幾乎是眼睜睜看到她由柔順變得剛強。如果我是搞心理學的，我倒很想探討一下人們在歷次運動中性格和思路所起的變化。

　　現在允許搞第二職業了。可是八十年代以前，即便完全利用業餘時間從事一些個人翻譯，也是批判會上的頭等靶子。然而我垮了之後，為了支撐這個家，讓孩子們的營養和學習儘量少受到影響，直到七十年代末，她都經常（除了整個亂了套的文革）下班後繼續埋頭譯書，直到午夜。為此，多年來她的床鋪是辦公室的幾把椅子搭成的。擠車要費時間，而當時家裡一張小學生用的雙屜桌得儘量讓給孩子用，連我也只能鑽鑽空子，根本沒有容她翻譯的地方。

　　我有時同她開玩笑，說她到這世間就是來搞翻譯的。她不服氣，所以這些年來，她一篇篇文章在發表，一本本書在出。然而她在翻譯上的根基確實打得厚。由於她那位嚴父的督促，小學剛畢業她就在課餘把近二十卷約一百萬字的《世界小說讀本》譯出來了。早年她隨父去日本，所以先學的是日文。但是那個讀本載的卻都是歐美古典名著。回國後，她在天主教聖方濟會創辦的聖心專攻兩年英文之後，又以同等學歷考上輔仁高中，大學進的是清華外國語文系，所以她的英文學得也很扎實。作為責任編輯，無論經手的是日文還是英文書稿，她都認真得一絲不苟。她經手編過三千萬字書稿，自己又從英日文著作中譯了三十五本書。八十年代後期，她又向創作進軍了。文家五女二男，論聰明潔若自認不如四個姐姐，可是她從小就記住那個龜與兔競走的故事，一步步地憑堅韌和勤奮，有了今天。

　　應當補上一句的是，她的這股勁頭不但感染了我，也改造了我。合譯《尤利西斯》正是這個改造過程的高峰。

　　這個集子裡我的幾篇不需要說什麼了，都是我的年輕好友傅光明幫我選的。我深感人老了，身邊能有幾位年輕人是大有必要的，我很慶倖新時期以來，就一直有幾位。有的不定期見面，如李輝和丁亞平，光明則每星期必來兩次。他們除了在具體事情上幫我的忙，更重要的是能減慢我的老化過程，讓我不斷從他們那裡呼吸到青春的氣息。

　　關於潔若那部分，我倒有幾句話要交代。她本來想按照出版社的要求，只選她那些描寫西歐、美國和東南亞的遊記。那當然是正統意義的散文。但是我覺得她寫的一些有關三十年代老作家的文章，更有特點，有嚼頭。例如有關周作人的晚景，外間知者甚少，而潔若由於從事出版業務的關係，從五十年代起就幾乎是外間唯一同這位苦而齋主人保持聯繫的人。她瞭解他的晚景。關於他的死，則是得自周家兒媳之口，也是難得的史料。此外，她還當錢稻孫的女弟子，又同冰心和淩叔華大姐有過接觸。這些以及關於林徽因的那篇短文，都對研究者有一定的用處。她接受了我的建議。

　　以上就算是關於我們這家夫妻店的一點說明吧。

　　一九九四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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