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兩輩子_蕭乾

我這兩輩子

　　您聽了准會一怔。我這一輩子還沒活完（也不知道我還剩多大一截兒！），哪兒又冒出個兩輩子來？是不是瞎起哄，要麼就是人還沒活到八十六，就糊塗啦？

　　您別急，我的好讀者。雖說我記性興許差啦，常丟三落四，轉身就忘，所以常站在屋子裡抓瞎轉磨；可謝天謝地，我一點兒也還不糊塗。不信，我吃著飯您硬把碗搶走，我准不答應；走道兒要是碰個坑兒崗兒的，我准老遠就躲開；要是跟我話裡有話，我還准聽得出來。要是有架機器能考驗人還清不清醒，我准及格，興許還來個滿分兒。您說，要是沒這麼點兒本事，我還能活到今天嗎？那麼哪兒來的這兩輩子呢？

　　您聽我說。倒退二十九個年頭兒——您就甭算啦，反正就是到咽氣的那會兒，我也忘不了的六六年。我連日子也沒忘：八月二十三日的晚上。那時候北京城（大概全中國吧）可天昏地暗啦！太陽沒影兒啦，世界變成了冰害兒啦。平常老實人忽然也齜起牙來——因為要是不，別人就朝你呲。滿市街掄著大刀，甩著屎棒。向來最惜命的我，最後也頂不住啦。我把偷偷攢下的一瓶安眠藥全從嗓子眼兒倒下去。得！那麼一來，我就沒氣兒啦，隨你們折騰我那屍首去吧，反正只要我還有口氣兒，就不能讓戴紅箍兒的這麼隨便兒折騰下去。

　　後來聽說我倒在地上足有十幾個鐘頭才有人用排子車把我拉到隆福醫院。那陣子人命可真不值錢。屍首就往卡車上一扔（我岳母就是這麼走的！）。可我命硬，居然給大夫救活啦。

　　所以我就拿那回事兒為界，把我這一生分為上下兩輩子。上輩子活到五十六歲，下半輩子眼看就又三十啦。我老提醒己個兒：上半輩子死裡逃生，命算是白撿的。雖說是白撿的可也不作興瞎糟蹋啊。打那以後，我就老跟己個兒說：可得活得像個樣兒！

　　這說倒容易，可做起來不易呀。

　　下一半輩子的頭十四年，那頂帽子還戴在我腦袋上哪。您沒戴過，不會懂得那滋味兒。您逛百貨公司到過處理品部嗎？那兒，貨品都不分類，也不上架，全堆在一隻大籮筐裡，上邊兒還插個牌子：處理品，要不就是「廉價處理」。上架的貨品在架子上單擺浮擱，名貴的還加個玻璃罩兒。處理品可就一捆捆地往筐裡一扔。價碼兒麼，就插個牌子，上頭寫著一折八扣，反正總比扔在垃圾堆強。

　　多虧我還學過點兒蝌蚪文。那陣子，我這處理品還居然有人要——甚至搶，所以日子混得也還湊合。那十幾年我就把己個兒埋在英國十八世紀裡，天天同一個叫斐爾丁的倔老頭子打交道。他當年也是個冒失鬼，難怪後來就成了倒黴鬼。他本來是搞戲的，可他偏偏在戲裡挖苦了當朝宰相，這下子，好倒過一陣子黴，發了好不少牢騷。我就是拿他那牢騷過過癮，出出氣，澆澆愁。那十四年我學會了一套脫身術——就是人活在二十世紀的中國，可精神和腦子都開小差兒溜到十八世紀的英國，借翻譯洋古人的牢騷來舒泄己個兒的苦悶。這麼一來就舒坦多啦。

　　下一半輩子的頭十四年過得還算平靜。反正頭上頂著「處理品」的牌子，所以儘管那十年那麼鬧騰，也沒人答理我這號兒的。

　　十四年之後，也就是從打1979年2月，我頭上「處理品」的牌子忽然給摘啦。其實，我還是我，可是就打筐裡取出，又上了架啦。從那以後，我覺得己個兒身上別的價碼兒在漲，有時候也罩上塊塑料什麼的。反正不但跟架子上旁的貨品一樣擺出來，有時候還因為我是從處理品的大筐裡撈上來的，反倒還挺吃香。您說怪不！可我心裡清楚，那個大筐就在我身邊兒，隨時都可以扔回筐裡去。所以，這些年頭我雖然上了架，即便多麼吃香，我也老提醒己個兒：可別忘了當處理品的日子。別一上架就忘其所以。在這一點上，當過二十幾年的處理品倒也有好處。天下最難管的是人這張嘴或者手裡這支筆！我從小喜歡多嘴多舌。四六年說了八個字兒，泰斗多了心，就迎頭給潑了陣屎盆子。所以我是早就註定得當處理品的。

　　不過天下事，是福還是禍，不能光看眼前。現在回想，要不是泰斗潑的那盆子屎，五十年代我不會從開頭就是等外的「准處理品」。那麼一來，批胡風，批孔厥，批俞平伯，批誰我也得跟著批。我准寫過不少如今翻看起來會臉紅的文章，而我這臉皮又沒厚到事後一點兒也不害臊的地步。我總算免了這一步，可是五七年稍微手癢了那麼一下，還是進了處理品大筐。可這麼一來，九年之後我也就不可能跟著三家村四家店一塊兒掉進陷阱啦。所以我頭腦清醒的時候，還真感謝那位泰斗的屎盆子，您想，在非撒謊不可的年代裡，是當個沒人待見的准處理品好還是當個搶手貨好？所以四八年和五七年的禍，其實是替我種下了福根。我不但不埋怨，還打心眼兒裡感謝。

　　回想起來，我前半輩子那五十六個寒暑，酸辣苦甜鹹都嘗過。我生在一個窮蒙古人的家裡，先頭還掛龍旗。可等我懂事，就掛起五色旗啦：漢滿蒙回藏。從小我就知道自己是三等公民。上學時候，給同學追著喊過不少聲「達子」，而且是個窮得曾斷過頓兒的達子。我老早就在民族上有過挺深的自卑感。要是查我早年的履歷，我不但沒敢填「蒙族」，連籍貫都不敢寫「北京」。我填過大興、通州，考輔仁時候的假文憑寫的甚至是「廣東潮陽」。我這民族真相還是五七年「竹筒倒豆子」硬倒出來的。十歲以前剛學織地毯的時候起早貪黑，一個月才掙一塊錢——我居然用我這輩子頭一筆工資給正咽氣的苦命媽買了個水果罐頭（見《落日》）。我挨地毯師傅打，上課挨老師打，回家挨堂兄打。可越打我越橫了心，非活出個樣兒來不可。

　　其實，骨子裡我是自卑的，可這自卑成了我的一根鞭子。

　　十八歲我就遠走高飛啦，一走就是廣東汕頭。可偏偏又碰上了一場初戀，差點兒送了命。最後，一個人打南邊兒回來的時候，坐的是太古船的統艙。六天六夜我睡在甲板上，一邁腿兒我就能逃開苦惱，去見龍王。可我就沒邁。我那時早已看過《維特的煩惱》，但是，我當不成愛情至上主義者。是那股自卑感逼著我非活下去，井且非活出個樣兒來不可。

　　在甲板上我可哭過好幾場。

　　我一輩子沒真正哭過幾回。頭一回就是媽媽入殮那天，非要我扒著棺材口兒向她說聲「媽媽去西天」，說的時候還不許哭，說我要是把眼淚掉在死人臉上，她下輩子要成麻子啦。我把該說的說完，扶著棺材下來，還是裂著嘴大哭起來。從《夢之穀》（汕頭）回來在海船上，我第二回哭。

　　哭是哭，可我沒想過去死。

　　我那上一輩子回想起來真像場夢。

　　我小時候先是在一座尼姑庵裡上私塾。後來——大約十歲吧，就進了那家收工讀生的洋學堂。在北新書局當過學徒，直到1930年上了燕京，還給新聞系卷過《燕京新聞》。給洋教授看過娃娃。後來又幫一位丹麥老奶奶（漢學家）翻過幾本《東華錄》。夏天，老奶奶把頤和園的景福閣包了下來一個人住。我們就並坐在那大涼臺上（底下就是昆明湖），我口譯，她筆記。她就是那麼寫成的《乾隆傳》。

　　1933年以前，我也在北平《晨報》上寫過稿兒，可那時候的北平文學界可老氣橫秋，是苦雨齋的週二先生和清華園的吳宓教授兩位老頭兒的天下，沒有我們毛孩子的份兒。但是，三三年我打福州一回來，北平好像變了個樣兒。鄭振鐸、巴金和靳以都打南邊兒來啦。他們辦起《文學季刊》和《水墾》，在來今雨軒開起座談會。他們跟老熟人楊振聲和沈從文聯合起來，給憋悶的北平開了天窗。

　　您說多巧，我就是那時候回到北平的。九月的一天，我坐在未名湖石舫上東想西想，忽然跑回六樓宿舍，攤開稿紙一口氣劃拉出一篇小說——《蠶》。我登上自行車，由大鐘寺抄近兒，一口氣就來到達子營沈家。我只說，劃拉了一篇東西請沈先生給過過目。

　　那時候，我還訂不起報，總是去大學貝公樓——不，是文科樓前頭報板子上去看：《京報》、《益世報》、《晨報》和天津《大公報》。抽冷子我看見我那篇《蠶》登在《大公報·文藝版》上啦。登在緊底下，而且字數恐怕多出來啦，只好「抽條」，排得黑糊糊密匝匝，簡直看不清。可我還是像當媽媽的看到玩泥巴的娃娃那樣，怎麼模糊我都認得出來。

　　我不能不提提這件事，就像一條船不能忘記它起錨的碼頭。

　　打那以後，我上半輩子可以說就是一帆風順。兩年以後，我就又給旁的朋友當起錨的碼頭。四年後，盧溝橋一聲炮響，大時代到來啦。

　　感情生活上我迷茫過一陣，害別人受罪，自己也受罪。但是事業上我的運氣仍舊挺順當，我也沒辜負那機遇。我從頭到尾經歷了一場大仗，不但一晚晚往回拍過多少電訊，還記下了些印象。我早就在《我與文學》（1934）裡就寫過，「倘若〔在文學上〕我什麼也不曾找到，至少在這大時代裡，我曾充當了一名消息的傳達者。」這回紀念歐洲二戰，我翻著大陸和臺灣給我出的兩套選集——尤其翻到《人生採訪》時，我就覺得六十年後往回看，至少我這張支票還是兌現了。我從頭到尾記錄下一場打了六年的戰爭，而且寫了它的前方跟後方。

　　四七到四八年那個大十字路口是我這輩子最大的考驗。本來很簡單；既然是士生土長的中國人，就該回北平。回國之前我就從報刊上知道東歐和蘇聯的知識分子在四五年以後多麼不好過，何況我又開罪過泰斗！另外，要是真走投無路，我也就不傷那腦筋啦。可偏偏我那洋母校邀聘我，條件又特別優厚。我思前顧後，三宵沒合眼。可是我這人跟故土大概太不容易分割。

　　在我上輩子的末尾——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晚上，都還問過我己個兒：回來錯了嗎？我還是搖頭，因為就是像條癩皮狗那樣死在亂葬崗子上，我也還是要把骨頭埋在這古城根底下。八十年代我又回到劍橋，親眼看見四七年劍橋大學校務會議上決定聘我回去的會議記錄（謝謝彭文蘭小姐）。我也看到我可能有的晚年：一幢小樓，一片綠茵茵的草坪，一片中古的幽靜和現代化的舒適。回到自己的斗室（當時已經由門洞搬出來啦）之後，我又問己個兒：懊悔嗎？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我都沒懊悔過，現在更還懊什麼侮！

　　我一直認為，當中國人就得分享中國的命運並且盡力改善那命運。

　　有一回，我曾把我這落葉歸根的心思講給從國外回來探親的兒子聽。那是在送他去機場的汽車裡。他沒吱聲。

　　沉默了好半晌，他忽然提起六六年我在自己家院裡挨鬥的事。他說，「那天胡同裡貼滿了您的大字報。咱家給砸個稀巴爛。您胸脯上掛著牌子，把咱家的八仙桌搬到院子裡，您就跪在上頭，我站在您旁邊兒——那時候我還不到十歲。一聲接一聲的口號，我老也忘不了……」

　　這也算是我們之間的「代溝」吧。

　　人的一生，真就是一次體驗生活。當然，喜馬拉雅山我爬不上去，北極圈我也到不了，可普通中國人的生活我總得嘗嘗。我當過人所不齒的處理品，也見過挪威國王。我出生下層，混到中層，有時也嘗到頂層的生活味道。我坐過張作霖的牢，當過無冕皇帝，也曾淪為大筐裡的處理品。我覺得己個兒沒白當個中國人。有些事在外面是怎麼也體會不出的，尤其這一抓就靈的階級鬥爭，這部絞肉機，不身臨其境是沒法兒體會的。看到人的變臉，看到人對人能狠到什麼地步。

　　如今天晴了，心裡不那麼老發緊了，可還忘不了「大有不測風雲」那寶訓。

　　摘下「處理品」牌子之後已經十六年了。這段日子裡，我這貨品又上了架。說不上名貴，可還不斷受到光顧。由於當過二十二年的處理品，所以我沒有也不會得意忘形。這是由於我雖然高高坐在貨架上，一隻眼老了著那只大籮筐，懂得隨時還會給扔進去的道理。

　　我有時候用「利害」和「是非」把人分成三類。甲類是只問是非，不顧利害的。他們是頭上有光環的聖者，像伏契克和劉胡蘭，像遇羅克和張志新，都是這樣的聖者。他們肯為真理、為祖國而擲頭顱。對他們，我可望而不可及。另一種是只管利害不問是非的，這當然是人中的敗類。這種人誰得勢緊跟誰，怎麼吃香怎麼來。在階級鬥爭中，跳得最歡的是這種人。可遇上形勢驟變，上午是貓下午就縮成老鼠的也是他們。大多數人都是在利害與是非之間踩著鋼絲，可是在那非友即敵的日子裡，鋼絲踩起來可不易。你說一百句合乎標準的話，有那麼一兩句出了格兒，就單抓你那兩句，而且往死裡打。我就是那麼成為處理品的。

　　其實，我這下半輩子應該從七九年二月算起。那以前，世界上就好像沒有我這麼個人。在柏各莊修座橋，說「來幾個右派」，打鐵銑過來的我就是一個。幸而我還有編制，所以三年後又坐在書桌上了。可二十二年我就像個得了麻風病的，沒幾個熟人敢沾邊兒的。我總覺得身上縫著什麼黃布條兒或旁的「次等人」標記。那時候，我老背誦那句印度格言：我沒鞋，我痛苦；可我還看到沒有了腳的人——那就是一劃右就妻離子散的。

　　真的，跟許多一塊兒倒黴的比，我還算是幸運兒。沒罰我在胡同口下過跪，連一腳也沒挨過。回想起來，我碰到的戴紅箍的真是要仁慈、文雅多啦。

　　我常想，那些熱血青年今天在幹什麼：進工廠？出國留學？在搞創造發明？我相信今天都用當年喊口號的胳臂，打人的手，在做著有益的事。我祝福他們，正像我詛咒驅使他們的那一夥——有的早已變成了糞土。

　　至於我己個兒，即便能活到90，也剩不到5年啦——我這連一個完整的腎也不趁的人，未必能活那麼長。我總想趁著還有口氣兒，再寫點兒什麼。

　　這輩子我大概不會再搞什麼大工程了，就只想寫點兒七零八碎，並且用我早晨常去水邊散步的玉淵潭作為總題。您放心，我不會老談己個兒。我每天要看上十來份報紙和一大堆刊物。儘管報紙大同小異，可畢竟還有點兒小異呀。我一有什麼想法就寫到小紙條兒上。這是我的老毛病。眼下又有幾十個題目了。當然，日子一長，我往往就忘記紙條背後想過的話了。沒關係。我管這些字條兒就叫「靈感」。當然，有時候靈，有時候不靈。反正活一天腦袋瓜兒這機器就得轉一天。

　　有人說老年人最怕孤獨。其實，那二十二年才真孤獨哩。現在我並不孤獨。一點兒也不。我常跟老朋友用電話聊天兒，身邊又交了幾位年輕朋友。最重要是我手裡還有這管筆，坐下來就能同成百上千位讀者朋友聊天。有時候拉家常，有時候掏掏心窩子。話不一定全中聽，可我頂希罕的就是這種暢快的心情。

　　一九九五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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