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字架的陰影下(4)_蕭乾

在十字架的陰影下(4)

　　升入高二時，我的工讀方式由織地毯或送羊奶改為在教務處成天同蠟版和油墨滾子打交道了。有一天，「鑼錘子」神情異常和氣地走進來，先問寒問暖一番。他接著談起自己留學美國時也做過工，暑假還在汽車廠裡幹過。我聽話聽音，慢慢摸出他的來意。他希望我不要跟學校當局作對。他暗示，如果我的「品行功課都好，畢業後可以由學校保送到齊魯大學」。弦外之音是：那以後自然就鵬程萬里了。

　　我沒吱聲，可我聽出他是硬的不成，又來軟的了——試圖收買我。

　　移年北伐軍進了北平城，我被解除了軟禁。五卅慘案後，中學就紛紛成立了學生會，可是教會學校裡只有由校方操縱的基督教青年會。1928年秋天開學時，我們這些學生也鬧著要成立學生會，以取代宗教性質的青年會。大家推選我為主席，我也同意了。

　　這下可惹怒了校內幾位「長」字號的。他們伺機要把我這顆釘子拔掉。

　　當時，教會學校看到中國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就變通了一番：掌握實權的仍是洋人，但改稱「校務長」，這樣，「鑼錘子」名義上就成為校長了。他打定主意在我身上施展一下校長的威風，殺一以儆百。

　　那年聖誕節前夕（十二月二十四日），校長為了討好洋校務長，就組織我們這些住宿生午夜到我稱為「綠洲」的大院子裡，冒著嚴寒唱《聖誕曲》。那晚朔風凜冽，我們在校務長那灰色小樓前站成一排，在校長的指揮下，哆哆嗦嗦地唱了起來。唱完一首又一首，一直唱到小樓窗口有了燈光，洋校務長站在陽臺中朝我們說了聲「Merry Christmas」，大家才回到宿舍。

　　四十年代在英國，我才曉得西方確有此習俗。然而當時我卻十分氣憤。第二天我就給已轉學海甸的越南華僑朋友越澄寫了封長信，詳細描述了這一可恥事件。我把貼好郵票的信放在門房窗臺上，以便郵差取走。

　　為了學生會事，「鑼錘子」正在伺機整我。他竟然私拆了這封信，並把我叫到校長室，宣佈給予我開除處分。我就在那樣不知當晚該睡在哪裡的情形下，卷了鋪蓋。

　　美國羅賓遜教授不瞭解，既然教會使我這個窮孩子受到了教育，我為什麼還會忘恩負義地反教。除了《皈依》中雅各軍官，我反對的始終是那些壓迫我，陷害我，收買不成，又藉故剝奪我受教育機會的法利賽人。

　　五、不光彩的後盾

　　最初，我只是從個人遭際，以及由於遇到了幾個直接影響自己的生活的法利賽人，而對基督教持有反感。1925年發生在上海南京路上的血腥慘案，使我跳出個人恩怨，開始從歷史和政治角度看待基督教。小說《曇》多少勾勒出我少年時代的這種心境。

　　作為工讀生，我當時的處境確實有點像小說中的啟昌。由於是窮孩子，免收學費之外還能掙到點飯錢，我就不能像旁的學生那樣對帝國主義暴行作出應有的反應。然而我的憤怒並沒因自己的經濟處境而弱于旁的孩子。我強烈地意識到自己是人，而且是個中國人。我對暴行有公開抗議的權利。

　　儘管槍殺工人顧正紅的是日本廠主，可是英國租界當局卻悍然壓制學生遊行。於是，開了槍。同樣，雖然上海南京路的槍是英國人開的。而我所在的學校是美國教會辦的，可是美國牧師也完全站到英國人的立場上，禁止遊行。我從未聽到美國牧師為了南京路上的流血事件而斥責過英國一句，儘管那徹頭徹尾地違背了《聖經》裡所宣揚的愛。

　　1926年在北新書局當學徒時，我進而讀了一些政治小冊子。我仿佛一讀就懂了：西方國家依靠更堅利的槍炮，掐著中國人的脖子，要他們除了割地、賠款、承認「治外法權」之外，還得讓外國人在中國享有「傳教自由」。不管是《南京條約》還是《望廈條約》都是這麼訂的。這樣，我就從歷史上認清基督教是緊跟在炮艦後面進來的。

　　銀鈴、雪橇，愛的福音都美得很，然而這些美好事物的後盾卻是不光彩的。

　　1939年我去英國後，眼界開闊了，從而對宗教問題也重新思考過。

　　我認識到教會對老一輩英國人的生活是密切相關的。它曾具有過重要的社會職能。娃娃出生後，要抱到教堂去領洗，既登記出生年月，又舉行命名典禮。成年後舉行婚禮，也是在教堂由牧師主持。死後葬在教堂墓園裡。教區所起的作用，要比我們的居民委員會大得多，齊全得多。在英國內地旅遊，無論是城鎮還是鄉村，大小總有座教堂。這是因為教堂曾經是英國人世俗和精神生活的歸宿。

　　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教會這些職能正在逐漸消失。旅英七載，我只參加過一次在教堂裡舉行的婚禮。正如在中國，新娘難得再坐花轎一樣。

　　在劍橋，我那家學院的教堂是很有名氣的。有些外國旅遊者來到這座大學城，首先要瞻仰的就是王家學院教堂。學院分配給我的那間書房，正對著教堂。來看我的英國同學，個個都羡慕之至。我也跟著進教堂參加過禮拜。一回，我問起他們進堂是為了崇拜上帝嗎？有的說是為了傾聽教堂那座管風琴奏出的古典音樂，有的陶醉在童音唱詩班那清脆圓潤的歌喉裡。也有失戀者，想從那肅穆的氣氛獲得慰藉。這些人當然都是英國上層社會的大知識分子。我也結識了幾位虔誠的教徒。星期日他們必進教堂去作禮拜，每餐都誦禱文。然而這樣的人畢竟是少數。

　　這絕不是說，宗教在英國社會中完全失去了地位。坎特伯雷大主教的顯赫仍僅次於首相，鄉鎮一名英國聖公會牧師依然是可敬的人物。然而宗教在英國社會生活中已不處於主宰地位。我也始終沒遇到有人下跪向上帝請示的事。

　　我是在張伯倫剛對德宣戰之後抵英的。那時，四十以下的男人一般都入了伍，女的也大多參加各種配合戰爭的組織，如農業或救護。到倫敦大學東方學院來學中文或梵文的，寥若晨星。學院為了不讓我白吃飯，就安排我去學院圖書館幫忙。這樣，在納粹大轟炸期間，我有機會自由徜徉書海中。

　　我飽覽群書，其中包括以基督教在中國傳播情況為主題的。

　　在回憶錄《未帶地圖的旅人》中，我提及曾在公誼會信徒、社會改革家瑪芝瑞·弗萊女士家中讀到過她的先祖在英國議會中所作反對鴉片戰爭的發言。在東方學院的圖書館裡，我也特別注意鴉片戰爭前後，英美輿論界——尤其是傳教士的態度。那真使我大吃一驚。

　　鴉片戰爭爆發前，也曾有一位名叫威廉斯的傳教士承認林則徐禁煙做得對，然而這種正義主張立即為教內一片戰爭叫囂聲所淹沒。當英國政府舉棋不定時，有的傳教士甚至質問：「英國國徽上所繪的獅子實際上卻在當著兔子的日子何時結束？」以至那位孤掌難鳴的威廉斯後來也贊成「教訓」中國一頓了。

　　我原以為在炮艦政策問題上，傳教士不過是樂得「坐享其成」，是居於既不贊成也不反對的消極地位。可是我讀到的卻不然。在鴉片戰爭開始之前，在華傳教士們（其中包括一些女的）曾催促英國政府早日動手，他（她）們認為惟其如此才能「為福音在中國打開缺口」。一個在廣州的傳教士竟揚言：「上帝將使用強大的武器為天國開闢道路。」教會的一份內部通告裡寫道：「動用武器乃權宜之計。只有這樣使混亂變為有秩序，使惡變成善。……上帝的使者暫時只能穿上戎裝，用子彈來傳福音。」某個美國傳教士則主張美國炮艦也應參加，甚至建議美軍佔領臺灣，把它當作美國的香港。七十年代末期我為出版局審讀外文書籍，在北京圖書館借閱美國漢學家費正清教授所編《美國及中國傳教事業》一書，系哈佛大學出版社1974年版（John Fairbank：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其中也援引了不少傳教士的這類駭人聽聞的叫囂。

　　中國戰敗，中英進行談判時，傳教士不但為英方擔任了口譯和筆譯，並對條文參加了意見。首先，當然是把「傳教自由」列為重要條款，其中還包括教會租用並買賣土地權。

　　在題名《掠奪的倫理》的一文中，作者（一位傳教士）吉爾博特·裡德竟認為「象八國聯軍在中國的掠奪，是勝利者應得的戰利品」。接著又說：「掠奪為白人之特權，英軍禁止印度士兵掠奪。」

　　有位西方傳教士甚至認為中日甲午戰爭也是「上帝派遣異教的日本在異教的中國建立和平之君。」庚子年間德軍在保定大肆殺戮時，一個名叫亨利·波特爾的傳教士喝彩說：「殺得好！他們是上帝的代理人……為了公正，就得把保定夷平。教訓中國人的辦法只有殺、燒和掠奪。這是代天行事。」在傳教士馬丁的帳本上，中國反教者每殺死一個女傳教士，就應殺五百名中國婦女；每殺死一個男傳教士，就應殺一千名中國男人；每殺死一個傳教士的孩子，就得殺一百個中國兒童，才能相抵。主張這麼成百倍地進行復仇者，職業上卻是個傳教士，滿口宣傳這樣的福音：「當你的敵人打你的左臉，就把右臉也給他打。」

　　十九世紀英美傳教士的囂張，使得馬克·吐溫憤憤不平。他忍無可忍，在《北美評論》上發表了《給在黑暗中的人》（1901），抨擊帝國主義及其工具傳教士，並頌揚中國義和團運動。接著又發表《為芬斯頓將軍辯護》（1902），批判美國鎮壓菲律賓民族獨立運動。傳教士反擊之後，他又發表了一篇《答批評我的傳教士》。

　　旅居英國時，我還參加了「理性讀書會」。只要交上幾英鎊，每月就能收到一本揭露種種迷信或謬論的出版物。我記得有一次寄來了一本題名《一名中國人向基督教國家的呼籲》的書，署名林某某（名字已記不清了）。以後才知道，原來是曾經擔任博儀的英語老師、回英國後又在倫敦大學東方學院任教的莊士敦。這裡，作者假借一個中國人的身分，揭露了西方傳教士（尤其是內地的）以及他們的華人爪牙由霸民田直到掠奪兇殺的種種暴行。那時，幹完壞事只消往教堂裡一跑，就受到領事裁判權的庇護了。作者顯然是要說明，義和團的出現是有其原因的。

　　這本書我一直保存到五十年代，隨後同其他有關宗教的書，一道送給當時主管宗教事務的老友徐盈了。

　　當然還應提到一本更早的書，即三十年代駐滬的一位名叫密勒的外交官所寫的《上海——冒險家的樂園》。全書揭露的無不是令中外人士大為驚愕的怪事。其中說，上海法租界三分之二的地產屬徐家匯天主教堂，他們還控制全市一種吃角子（鎳幣）的賭博機。

　　羅賓遜教授稱我作「反基督教作家」。我寫此文就是要向他說明：我反的不是基督教本身，而是歷史上這些在十字架的陰影下發生的不愉快的事。在我寫那些小說時，中國的教會還未「三自化」。即便今天，我也仍希望在地球上一些偏僻的角落裡，基督教不再憑藉政治特權來傳播。尤其希望遇到發生反人民大眾的暴行時，基督教徒不要助桀為虐，而能旗幟鮮明地站到正義一邊。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