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字架的陰影下(3)_蕭乾

在十字架的陰影下(3)

　　我始終也瞧不出那些神祗有什麼靈驗。然而我可跟著喝過不少「香灰水」——就是從香爐裡捏一撮香灰，放在一碗水裡。每次我都是捏著鼻子喝下去的。

　　去妙峰山那次，我瞅見了宗教殘酷的一面。幸而我不曾碰見許願跳山澗的。然而一路都是從山東或河南等省爬來的朝香者，膝蓋磨破，骨頭都露出來了。目睹他們那血肉模糊的慘狀，幼小的我不禁納悶：信佛不是為了保平安嗎？怎麼卻先把自己糟踏成這個樣子！這豈不像賭博：錢沒賺到手，倒先賠一上筆嗎？

　　那些年，逢初一十五，我都得跟在堂兄身後，在院子裡朝東南西北四方三叩九拜。當時我出於無奈，敢怒而不敢言。三十年代憶起那情景，我曾發洩過怨氣。如今再回顧此事，我才認識到那是當時一個失業青年在走投無路之際的一種絕望的掙扎。管它是耶是佛，以至任何神祗，只要能賞他一碗飯吃，誰他都肯拜。

　　最後給了飯碗的是基督教。憑他寫的一筆好字，口齒又伶俐，他在米市大街青年會謀到一個幹事的職務。以前我怪他白天搞基督教，晚上拜佛，是兩面派。現在我認識到，其實他拜的既不是耶穌，也不是如來佛，而是飯碗。

　　當時這又是個無法躲閃的問題。

　　我想，倘若二十年代我接觸的不是原教旨主義的基督教徒，而傳教也不用強迫形式，說不定我還會信了教。因為那時作為一個孤兒，我很需要精神上的寄託。然而我碰見的卻比「狐仙」和「佛爺」強不了多少。

　　原教旨主義者除了《聖經》怎麼說就怎麼信之外，還有一件事，使我感到莫名其妙：什麼事都得跪下來祈禱，向上帝請示。有一年夏季，安娜帶我去內蒙卓資山。同行的都是她的美國朋友，一些傳教士。一次我們要去附近的蒙古包玩一下。為首的一位臨行前竟跪下來先向上帝請示了一番，隨後才說：「可以出發了。」

　　使我更吃驚而且引起反感的是，在香河縣小教堂的院子裡看到的一次神召會的禮拜。幾十個信徒跪在地上，每個人面前擺著一塊磚。他們各自把頭使勁往磚上撞，撞得鮮血淋漓，還狼嚎鬼叫，說是在「講萬國方言」。當時，我是去香河參加掃盲的。我們還在水月燈下演《睜眼瞎子》給老鄉看。張珍（解放後化工部長）扮演目不識丁的老媽媽，我扮演她的兒子。那時我曾想：神召會造成的危害，確實比文盲還要嚴重。

　　自然，當時傳基督教也分不同的層次和對象。神召會好像只在鄉間搞，救世軍則在城市下層市民當中活動。它在北京的總部原址就是現在的首都劇院。它的編制仿照軍隊，入教手續著實簡便。唱完聖詩，講完道，就當場功會眾跪到台下去「悔改」。這樣就算人了教。我在小說《皈依》裡就寫過菊子先悔了改，然後又來拉妞妞。

　　在這篇小說中，除了寫到宗教可以提供飯碗（「一個月六塊現洋」）之外，我還提及救世軍的另一種吸引力：帶彩圖的福音書、洋鼓洋號以及教堂裡花花綠綠的掛圖。這些都會使缺乏文化生活的小姑娘妞妞興奮起來。

　　四、真理大廳

　　七十年代初期，從咸寧幹校回京之後，我一度蟄居在北京東北城一間門洞裡（見《搬家史》）。出於懷舊和好奇，我曾騎車重訪坐落在交道口大三條的那所開除過我的母校。當年上課用的西樓以及作為宿舍的北樓都還是老樣子，操場上又蓋起一座新樓。這家學校那時的英文名字譯成中文就是「真理大廳」。

　　我沒敢驚動司閽人，只站在大門外瞥了幾眼。我作為工讀生織過地毯的西樓頂層映入眼簾，我擠過羊奶的羊圈設在操場東頭。我在那操場上蹦跳過。小時玩過的秋千和壓板，如今已沒有了蹤影。我的小說《郵票》就是以北樓為背景的，只是大門前再也沒有《鄧山東》中所描述的那些擺攤賣吃食的了。

　　我們那個學校在大三條，而教堂則在二條。當年每次去做禮拜，都要穿過一個寬敞的院子。這個院子說得上是沙漠中一片綠洲。它純粹是另一種格局，代表另一種生活水平。門並不大，然而十分厚實。院裡矮松成行。我們總是沿著當中那條甬道走，出了大門，對面便是二條教堂。綠洲裡那條甬道還分出幾個叉路，通往一幢幢精緻的雙層住宅樓。每幢分別為矮籬圍起，住宅旁各有座小花園。常見幾個嬌貴的金髮碧眼囝囝，在中國保姆照拂下蕩秋千或堆沙子玩。沙池旁還搭起葡萄架或藤蘿架。隔著用雪白紗饅遮起的窗戶，不時地傳來鋼琴或小提琴的演奏聲。自然，每次路過，廚房裡正煮著的可可或咖啡以及烤肉便香味撲鼻。

　　每個星期我起碼得穿過這個大院子一次，而每次心裡總冒出個疑問：倘若真有上帝，他為什麼這麼不公平？何以白皮膚的過一種生活，黃皮膚的就得過另一種生活？

　　《落日》的故事就發生在那個綠洲裡。那不是虛構的，整個過程都是我親身經歷的。正因為如此，我對那綠洲更加反感了。

　　我半工半讀過的那個學校，屬長老會。長老是基督教加爾文宗的教會，由教徒推選長老管理教會，所以這麼稱呼。長老一般均由教齡最長、在教會中影響最大的教友擔任。長老中間固然也有真信教的，但是憑資格——甚至由於有靠山而當上的也不乏其人。他們大都是原教旨主義者，絕不用現代眼光去解釋《聖經》，更不容提出疑竇，否則就會被扣上「異端」、「叛教」等大帽子。其實，那些長老對《聖經》就個個堅信不疑嗎？也未必，然而維護原教旨同維護他們個人的權威完全是一致的。一旦原教旨動搖了，長老們的威望和地位就會受到威脅。因為，只要有任何離經叛道的苗頭，他們必狠狠制裁。所以，凡是教會所辦的設施（首先是學校，其次是醫院），都必須矢忠於原教旨。

　　教會學校的實權——首先是財權和用人大權，當然都掌握在外國牧師手裡。校內具體的行政職務（如教務、齋務等），一古腦兒由教內骨幹擔任。授課的教員則多由教外聘請。

　　於是，就產生了這麼一個差別：教內的骨幹捧的實際上是只鐵飯碗。只要他們準時去做禮拜，祈禱時裝出一副虔誠的樣子，不時地在嘴邊掛上幾句福音，他們幾幾乎可以為所欲為。而教外的老師則除了教書本事，別無靠山。他們下課就走掉，從不同人勾勾搭搭。

　　我經常懷念當年一位名叫李茂青的國文老師。他走路方方正正，總是身穿藍袍青馬褂來上課。卷子判得非常認真仔細，並且時常在卷未寫上長長的一段話，鼓勵學生上進。他判的幾本作文，我一直保存下來，毀于文革。從他的批語中，我受過啟發，也感到溫暖。

　　還有一位教地理的賈老師。我在《兩位老師》一文中提到過他。那時我們用的代數課本是一位名叫「溫德華」的洋人編的。一天，在上學途中躲閃驚馬，我把代數課本弄丟了。教代數的老師是位性子暴躁的麻子，動不動就打板子。他曾打折過一條板子。挨板子的同學正慶倖，他卻馬上又抽出一條。我怕困丟課本而挨他的打，就用那個月一半的飯費補買了一本，並同管伙食的人說好，我只吃早晚兩頓。大家吃午飯時，我在籃球場上投籃。

　　那個中午，賈老師吃得很快，老早走出飯廳。瞧見我在投籃，就問我為什麼不去吃飯。剛巧過來一個同學，向他泄了底。老師馬上替我補上半個月的飯費——記得是一塊五毛錢，非要我吃足三頓飯。

　　教外的老師沒有權勢，沒有後臺，他們憑的不是教籍，而是真才實學。

　　相形之下，教內的則不然。他們都老早就領了洗，有的甚至是幾代的教徒——其中有一位還專喜談說庚子年間他們一家人怎樣為教會受過難。這樣，他們就成為洋人之下、同胞之上的實權人物。

　　這些人，《聖經》背得滾瓜爛熟，三句話不離「耶和華」、「主耶穌」。滿口都是福音，可成天想的，盤算的，張羅的，都是他們本人以及家族的利益和特權。

　　就舉那位綽號「馬猴」的齋務長為例。他掌握著他宿舍的大權。北樓共五層，而冬天的氣管子只暖到二層，三層就沒有多少溫意了。我們管五層樓叫「冰窖」。他把那些不斷孝敬他的富家子弟統統分在一、二層，而只有一床破棉絮可蓋的我，一向分到五層。幸而好幾個同學非常仗義。冬夜，他們紛紛把厚大衣堆到我的床上。

　　「馬猴」除了當齋務長，還兼著一宗營生：販賣哈巴狗。聽說他經常不斷地把它們送到天津去辦出口。他最歡迎抱給他一兩窩狗仔。對於搜集狗種，他誠然是無孔不入，甚至問過我能否給他弄到一兩隻。可惜我只跟一些上不了台盤的野狗打交道。我非但未能用狗種博得他的好感，還組織「少年互助團」，抨擊他辦事不公。

　　當時不作興男女合校，也禁止學生同異性有任何往來。一次，我們班一個同學在運動會上遇見鄰校的一位女生，就給她寫了封信。那封信卻被學校當局扣下拆看了。於是，教務長就在朝會上把那個寫信的學生叫到前面，將他的長袍下襟撩起來，蒙上他的臉，說他「幹下這等事，沒臉見人了」。

　　鄰校那位女生壓根兒沒接到信，按說是無辜的。然而那裡的訓育主任竟用牙刷刷她的喉嚨，一連刷了三天。

　　《聖經》裡管假冒偽善者叫作「法利賽人」，他們是耶穌所深惡痛絕的。當時校內傳出個別當權派（他們都是有家室的）的桃色新聞，恰好為法利賽人作了注解。後來甚至還風聞他們去了八大胡同。

　　我真正認清那些法利賽人的實質，是在我被捕入獄這件生死攸關的事上。

　　我事先就聽說過「鑼錘子」（學生們為校方中國人中的第一把手起的綽號）同當時的偵緝隊長拜過把兄弟。真巧，兩個便衣從學校押送我去報房胡同偵緝隊時，在電車上給我一位親戚撞見了。他趕忙去告知四堂嫂。安娜立即去找洋校長，請他出面營救（這些，我當然都是事後才知道的）。

　　在這個問題上，校方展開了爭論。「鑼錘子」和「馬猴」堅決主張「教訓教訓」我，不去營救，倒是洋校長，可能由於安娜的懇求，非要營救我不可。這裡，法利賽人中的一個對洋校長挑撥說：「我們檢查過這個小子的日記了。您知道他在日記裡怎樣罵您嗎？」洋校長回答說，不管他罵過我什麼，我還是要營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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