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字架的陰影下(2)_蕭乾

在十字架的陰影下(2)

　　二、安娜

　　在談我對基督教的看法之前，我必須先說明一個個人情況：我有一位四堂嫂，名叫安娜。她不但是個地地道道的美國人，而且還是位傳教士，一位原教旨主義者。二十年代末，我未滿十歲時，這位美國姑娘就嫁到蕭家。四堂兄當時的家境比三堂兄略好一些，但過的也仍是緊日子。四堂兄倒真像個蒙古人，濃眉大眼，身材魁梧，又很聰明。他考上了山東齊魯大學社會系。1926年介紹我參加CY，並直接領導我的李安宅（仁齋），就是他的一位同窗。

　　安娜如今已年近百歲，正在美國西岸洛杉磯附近的一個小鎮安度晚年。她在中國足足呆了半個多世紀，直到尼克松訪華後兩年，於1974年才被接回美國。

　　回憶自己同基督教的關係時，我無法把安娜略掉。因為儘管她始終未能說服我去皈依基督教，但她畢竟是我的英語啟蒙老師，並曾豐富了我的精神生活。而且在感情上，除了我念念不忘的那位大堂姐，在我父母雙亡的童年，她也曾是我的半個母親。

　　先得說說安娜和我們家族的關係。

　　我的祖父有三個兒子。我父親是老大，只生了我這個兒子。三叔原配生了一男一女。男的就是三堂兄，女的就是那位終身未嫁的老姐姐。安娜是我二叔家四堂兄（他還有兩個哥哥，一個姐姐）的妻子。

　　蕭家既然是北京東北城一個貧寒人家，四堂兄怎麼會娶上一位美國媳婦呢？我也一直納悶。可能彪形大漢的他，身上另有一種魅力。而且安娜還不是頭一個看中他的美國姑娘。我記得在那之前，有個名叫寒爾瑪的也來串過門。我也許是家裡最早發現四堂兄和安娜定了情的。照外國規矩進人家的屋子，要先叩門。那時我是個愣小子，可不懂這一套。一回，我猛地撞了進去，看到安娜正坐在四堂兄的膝上。於是，我就覺察出她將做我的四堂嫂了。她還給我起了個洋名字：羅伯特，並說那是她在美國的弟弟的名字。

　　二十年代，白種的美國人嫁給黃種的中國人，那可是大逆不道！兩個都是教徒，所以得在教堂裡舉行由一位牧師主持的婚禮。可是，全北京城他們就是找不到一個肯於豁出去為他們主持婚禮的牧師。美國領事館大概也立即取消了安娜的國籍，聽說她的胞弟在七十年代費了不少周折才使她恢復國籍。

　　我一直敬重安娜，佩服她衝破種族成見及白人優越感的勇氣。為了愛情，她付出了自己的一生。

　　這位四堂嫂使我曉得了什麼是原教旨主義。不但《聖經》中所有的「奇跡」她都深信不疑，而且她動不動就跪下來向上帝請示。她絲毫也沒能引起我對宗教的興趣，然而她是位優秀的英語教師，既耐心，講解又清楚。我們除了見面用英語交談（每逢我講錯，她立即指出），我還經常給她寫英文信。她改得十分仔細認真，只是在回信中從未忘記提到主耶穌。好在她並不像學校那麼強迫我。她是那麼真誠善良，多次問我；「領不領洗？」我只是搖頭。她就無可奈何地歎息。她始終是我的好四嫂。

　　作為一個嫁給中國人的洋媳婦，安娜夠得上「賢慧」二字。她從未像舊社會許許多多在華的外國人那樣養尊處優過。她真正分擔了掙扎在饑餓線上的一個蒙族人家的疾苦。她剛結婚時，上有婆婆（四堂兄的繼母），又有兩位大伯和一位大姑。

　　安娜對我還有救命之恩。1926年，我因參加CY，一度被捕。是安娜托人把我營救出來的。我被軟禁在學校期間，每逢星期天她必帶幾位教友來探望我。事先她可能已得到校方的默許。我們總是在門房對面的會客室見面。那些熱心的教友，一個個夾著《聖經》和《頌主詩歌》。說不上幾句，他們就打開《聖經》念上一段，接著就唱起頌歌。最後還閉上眼睛，禱告仁慈的上帝拯救我這個「迷途羔羊」。

　　一連來過幾次後，安娜問我領不領洗。我依然堅定地搖頭。當他們唱歌祈禱時，我卻在惦念曾同我一起關在報房胡同的那些難友。其中竟有個比我還小幾歲的孩子。為什麼我被放出來了，而他卻還關在裡面？左不過是因為我有安娜和她去懇托的洋校長！上帝也只救那些有門路的人。

　　那些年，軍閥正在混戰。北京城動輒就戒嚴。她經歷了北伐後的艱苦歲月，抗日戰爭期間，她們一家人又都困在淪陷的北平。她像舊式的中國媳婦那樣孝敬老的，服侍同輩的，照顧小的（她生有一男二女）。除了操持家務，她還先後在好幾所大學和中學教授英語，掙錢支撐那個家。

　　1946年，我由英國回滬，曾偕有一半英國血統的妻子格溫去看安娜。一進大門，只見當時已鬢髮灰白的安娜，正彎腰在院中一隻木盆裡洗著衣服。看到我們，她馬上直起腰身，在圍裙上擦了擦手，迎了過來。轉年格溫決定同我分手時對我說，她原以為中國都是荷花垂柳，亭臺樓閣，自從看到安娜那副情狀，儘管這是生養自己的中國父親的土地，她卻不想再在這裡呆下去了。

　　格溫看到的其實還不是安娜的生活中最落魄的階段。五十年代初，四堂兄一度失業，就去南斯拉夫駐京大使館當上一名秘書。及至鐵托成為共產主義世界的公敵，那位秘書也勢所必然地進了勞改農場。他在茶澱結束了自己的一生。那以後，整個一家的擔子就都落到這位美國媳婦身上了。

　　早在1949年，我就向當時的領導喬冠華坦白了自己有安娜這麼個社會關係。我得到的指示是：不要跟她往來。於是，我一直沒敢再去見她——其間，有六年我們和安娜一家人住得只相隔一條胡同。我就是憑這股子不越雷池一步的自我約束，幾十年來沒碰上更大的風暴，沒被送入勞改營。1979年我才在事先得到組織上諒解的情況下，從衣阿華趕到洛杉磯旁的小鎮惠提爾去看望這位老嫂嫂。1983年，她同女兒和孫女外孫女一起，往還乘四小時汽車，專程到加州大學聖迭哥分校來看我和潔若。擁抱之後，年過九旬的她側著頭，淚汪汪地望著我，顫音問道：「仍然不信教嗎？」我把她抱得更緊些，卻堅定地回答：「仍然不信。」她歎了口氣說：「我很失望，我曾勸了那麼多人歸主，但我沒能勸成你。可我還是要感激你，因為你從來沒有騙過我。」

　　我有時想：宗教信仰給了安娜以毅力。她未能把我勸入教，因而對我感到失望，卻從未有過怨恨。

　　三、超自然的存在

　　在宗教問題上，我的焦點始終不曾糾纏在有沒有神上，在小說《蠶》中，寫到桑葉罄盡、眾蠶奄奄一息時，我只是說：「啊，孩子們，你們想我是全能的主宰，是擁有一切的主人，便將命運交給我擺佈。其實，我只不過是一個大於你們的一個生物，忙得自己都顧不過來。」這就是說，即便有位上帝，他對世界上的饑荒也是束手無策的。這裡，我並沒從根本上否定超自然的存在，僅僅是說，即便有，它也幫不上什麼忙。

　　西方有個笑話，說一次航海中，船遇到風暴，眼看就要沉沒。這時，船上所有的人統統跪下來向上帝禱告，拯救靈魂。惟獨有個自稱是無神論者的，不肯下跪。然而其他人害怕一馬構害一鍋，由於他的異端累了大家，就堅持非要他跪下來祈禱不可。那人只好勉強屈了膝。他的禱辭是：「啊，上帝——倘若有位上帝的話；拯救我的靈魂——倘若我有個靈魂。」要是遇到那樣的場合，我的禱文不會比那位懷疑論者更為肯定。

　　不。我所厭惡並反抗的，是強迫宗教以及為這種方式的宗教鋪平道路的不平待條約。從個人來說，更直接，更切膚的，乃是學校裡一些教內實權派對我的迫害。

　　還沒接觸基督教之前，我就對超自然的存在有過深切的反感。在一篇回憶性的短文中，我曾提到自己的一位遠房姑母。她比我們還窮，簡直揭不開鍋，就來投奔我的堂兄。最初她當然很不受待見。顯而易見，她一住進來，又添了一張嘴，而且沒個頭。

　　忽然，一天半夜裡她在炕上折騰了一番，便硬說是大狐仙附了體。於是，她搖身一變，成了家中一位特殊人物，既能治病，又能保平安，行市一下子就漲了。她渾身好像鍍了一層金。觸犯她就得罪了大仙爺，那可擔待不起！

　　她頭上有了光暈。從此，什麼可口的都盡著她吃——說是孝敬了大仙爺。她的殘羹剩飯也成了可以除災祛病的靈丹妙藥。

　　在炕上，我挨著她睡。我沒感到什麼靈氣，她的妖氣卻嚇得我在被窩裡直打哆嗦。大仙爺確實鞏固並提高了老姑姑的身份地位，可卻在我的幼小心坎上平添了一道黑影，它影響著我的一生。

　　對我來說，強迫性宗教絕不始於基督教。這一點，我也曾披露過。我那位三堂兄畢業于蒙藏學校後，一直失業，生活潦倒不堪。於是，他就成了對各方神抵一概匍匐在地的人，而我也只好奉陪。一個無疑是個痞棍的乞丐，忽然躺到東直門外一座小土地廟的炕上，胡說是什麼佛爺附了體。善男信女就為他燒香掛匾，很快渾身就有了靈光。三堂兄一聽說，就帶著我給這自封的佛爺去上供。我至今仍記得那坐落在土丘上的小廟多麼擁擠。煙火繚繞，罄聲震耳。我們在廟後身一間小土屋裡謁見了那位「佛爺」。他歪在土炕上，接受崇拜者的供奉。三堂兄遞上帶來的供物後，連忙跪下叩頭。「佛爺」像個白癡，眼睛是半闔著的，嘴邊還淌著涎水。他賞給三堂兄一牙咬過的蘋果。三堂兄希罕得不得了，趕緊接過來，揣在懷裡。我暗自慶倖他沒要我同他分享。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