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雜憶(2)_蕭乾

北京城雜憶(2)

　　四、昨天

　　四十年代，有一回我問英國漢學家魏禮怎麼不到中國走走，他無限悵惘地回答說：「我想在心目中永遠保持著唐代中國的形象。」我說，中國可不能老當個古玩店。去秋我重訪英倫，看到原來滿是露天攤販的劍橋市場，蓋起紐約式的「購物中心」，失去了它固有的中古風貌，也頗有點不自在。繼而一想，國家、城市，都得順應時代，往前走，不能老當個古玩店。

　　為了避免看官誤以為我在這兒大發懷古之幽思，還是先從大處兒說說北京的昨天吧。意思不外乎是溫故而知新。

　　還是從我最熟悉的東城說起吧。拿東直門大街來說，當時馬路也就現在四分之一那麼寬，而且是土道，上面只薄薄鋪了一層石頭子兒，走起來真略腳！碰上颳風，沙土能打得叫人睜不開眼。一下雨，我經常得趟著「河」回家。我們住的房還算好，只漏沒塌，不然我也活不到今天。可是只要下雨（記得有一年足足下了一個月）家裡和麵的瓦盆，搪瓷臉盆，甚至尿盆就全得請出來。先是滴滴嗒嗒地漏，下大發了就嘩嘩地住下流。比我們更倒楣的還有的是呢，每回下雨就得塌幾間，不用說，就得死幾口子。

　　那時候動不動就戒嚴。城門關上了，街上不許走人。街上的路燈比香頭亮不了多少，胡同裡更是黑黢黢的。記得一回有個給人做活計的老太太，挎著一包袱棉花走道兒，一個歹人以為是皮襖，上去就搶。老太太不撒手。那傢伙動了武，老太太沒氣兒啦。第二天就把那兇手的頭砍下來，掛在電線杆子上。

　　看《龍鬚溝》看到安自來水那段，我最感動了。那時候平民只能吃井水，而且還分苦甜兩種。比較過得去的，每天有水車給送到家門口。水車推起來還吱吱吜吜地叫，倒挺好聽的。我們家自己就釘了個小車，上頭放兩隻煤油桶，自己去井臺上拉，可也不能白拉。

　　這幾年在北京不大看見掏糞的了。那時候除了住在東單牌樓一帶的洋人和少數闊佬，差不多都得蹲茅坑，所以到處都過掏糞的。糞是人中寶。所以有糞霸，也有水霸，都各有劃分地帶，有時候也鬧鬥毆。

　　至於垃圾，滿街都是，根本沒有站。北京城有兩個地名起得特別漂亮：一個是護國寺旁邊的「百花深處」；一個是我上學必經的「八寶坑」。可笑的是，這兩個地方那時堆的垃圾都特別多，所以走過時得捏著鼻子。

　　我小學一二年級的時候，北京有電車了。起初只從北新橋開到東單。開的時候駕駛員一路還很有節奏地踩著腳鈴，所以也叫「叮噹車」。我頭回坐，還是冰心大姐的小弟為楫請的。從北新橋上去沒多會兒，就聽旁邊的人嘀咕：「這要是一串電，眼睛還不瞎呀！」我聽了害起怕來。票買到東單，可我一到十二條就非下去不可。我一回想這件事心裡就不對勁兒，因為這證明那時我膽兒有多麼小！

　　五十年代為防細菌戰，北京不許養狗了，真可我心意。小時候我早晨送羊奶，每次撂下奶瓶取走空瓶時，常挨狗咬。那陣子每逢去看人，拍完門先躲開，老怕有惡犬從裡頭撲出來。1945年在德國看納粹集中營的種種刑具時，對我最可怕的刑罰是用十八條狼犬活活把人扯成八瓣兒咬死。

　　那時出門還常遇到乞丐。一家大小餓肚皮，出來要點兒，本是值得同情的，可有些乞丐專靠恐怖方法惡化緣。在四牌樓一家鋪子門前，我就見過一個三十來歲滿臉泥汙的乞丐，他把自己的胳膊用顆大釘子釘到門框上，不給或者不給夠了，就不走。更多的乞丐是利用自己身上的髒來訛詐。他渾身泥猴兒似的緊緊跟在你身後。心狠的就偏不給，叫他跟下去，但一般總是快點兒打發掉了心淨。可是這個走了，另一群又會跟上來。

　　另外還有變相乞丐，叫「念喜歌兒」的。聽見哪家有點兒喜事，左不是新婚，孩子滿月，要不就是老爺升官，少爺畢業，他們就打著竹板兒到門前念起喜歌了。也是不給賞錢不走，要是實在拿不到錢，還有改口念起「殃歌兒」來的呢。比方說，在辦喜事的家門口念到：「一進門來喜衝衝，先當褲子後當燈。」完全是咒話。

　　比惡化緣更加可怕的，是「過大車的」。我就碰上過一回，那時候我剛上初中，好幾宿就睡不踏實。「大車」就是拉到天橋去執行槍斃的死囚車，是輛由兩匹馬拉的敞車。車沿上坐著三條「好漢」。一個個背上插著個「招子」，罪名上頭還畫著紅圈兒。旁邊是武裝看守——也許就是劊子手。死囚大概為了壯壯膽，一路上大聲唱著不三不四的二黃，走過餑餑鋪或者飯館子，就嚷著停下來，然後就要酒要肉要吃的，一邊大嚼還一邊兒唱。因為是活不了幾個鐘頭的人了，所以要什麼就給什麼。

　　那時候管警察叫巡警，經常看到他們跟拉車的作對。嫌車放的不是地方，就把車墊子搶走，叫他拉不成。另外還有英國人辦的保安隊。穿便衣的是偵緝隊，專抓人的。我就吃過他們的苦頭。後來又添上戴紅箍的憲兵。可是最凶的還是大兵（那時通稱作丘八），因為他們腰裡掛著盒子炮。我永遠忘不了去東安市場吉祥戲院碰上的那回大兵砸戲館子。什麼茶壺板凳全從樓上硬往池子裡扔。帶我去的親戚是抱著我跳窗戶逃出的。打那兒，我就跟京戲絕了緣。

　　我說的這些都不出東城。那時候北京真正的黑世界在南城。1950年我採訪妓女改造，才知道八大胡同是怎樣一座人間地獄。我一直奇怪市婦聯為什麼不把那些材料整理一下，讓現今的女青年們瞭解瞭解在昨天的北京，「半邊天」曾經歷過怎樣悲慘的歲月。

　　五、行當

　　每逢走過東四大街或北新橋，我總喜歡追憶一下五十年前那兒是個什麼樣子。就拿店鋪來說，由於社會的變遷，不少行當根本消滅了，有的還在，可也改了方式和作用。

　　拿建築行當裡專搭腳手架的架子工來說，這在北京可是出名的行當。五十年代我在火車上遇過一位年近七旬的勞模，他就是為修頤和園搭佛香閣的腳手架立的功。現在蓋那麼多大樓，這個工種准得吃香。可五六十年前北京哪兒有大樓蓋呀。那時候幹這一行的叫「搭棚的」。辦紅白喜事要搭，一到夏天，闊人家院裡就都搭起涼棚來了。

　　那可真是套本事！拉來幾車杉篙、幾車繩子和席，把式們上去用不了半天工夫，四合院就覆蓋上了。下邊你愛娶媳婦辦喪事，隨便。等辦完事，那幾位哥兒們又來了。噌噌噌爬上房，用不了一個時辰又全拆光；杉篙、席和繩子，全分門別類，有條不紊地放回大車上拉走了。

　　整個被消滅的行業，大都同迷信有關係。比如香燭冥紙這一行。從北新橋到四牌樓，就有好幾家。那時候一年到頭，香沒完沒了的燒，平常在家裡燒，初一、十五上廟裡燒。臘月二十三祭灶燒，八月十五供免兒爺燒。一到清明，家家更得買點子冥紙。一張白紙鑿上幾個窟窿，就成製錢啦。金紙銀紙糊成元寶形，死人拿到更闊氣了。還有鈔票：上面印著鄷都銀行，多少圓的都有。拿到墳上去燒，一邊兒燒，一邊兒哭天號地。等臘月祭灶，就更熱鬧了。為了賄賂灶王爺，讓他「上天言好事，下地保平安」，就替他燒個紙梯子，好像他根本沒有上天的本事；並且要燒點子幹豌豆，說是為了喂他的馬。小時候祭完灶，我就趕快去灰燼裡扒那燒糊了的豆子吃，味道美滋滋的。不過吃完了嘴巴兩邊甚至半個臉就全成炭人兒啦。

　　現在糊燈籠和糊風箏的高手是工藝美術家了。那時候，還有糊樓庫的。這種鋪子也到處都是。辦喪事的，怕死人到陰間在住房和交通工具上發生困難，就糊點子紙房子紙車紙馬，有的還糊幾名紙僕人。到七月盂蘭節，就糊起法船來了，好讓死人在陰間超渡苦海，早早到達西天。這些都先得用秫秸稈兒搭成架子，然後糊上各種顏色的紙。工一個比一個細。糊人糊馬講究糊得惟妙惟肖。可到時候都一把火燒掉。有時候還專在馬路當中去燒！

　　這就說到那時候辦紅白事來了。

　　先說結婚吧，那當然全由家裡一手包辦嘍，新婚夫婦到了洞房才照面兒。訂婚時，男方先往女方家裡送鵝籠酒海。一挑挑的。那鵝一路上還從籠裡伸出脖子來一聲聲地吼。作閨女的沒出閣，就先得聽幾天鵝叫，越叫越心慌。女方呢，事先就一挑挑地往男家送嫁妝：從茶壺臉盆，鋪蓋衣服，撣瓶梳粧檯到硬木家具。

　　那時候的交通警可不好當。娶親的花轎，出殯的棺材，都專走馬路當中。出殯的棺材起碼也得八個「杠」——就是八個穿了藍短褂的壯漢來抬。場面大的，棺材上還罩個大蓋子，最多的到六十四人杠。前面的執事還得占上半裡地。娶親的，花轎一般也是八個人抬。走在前邊的執事可熱鬧啦！有刀槍劍戟，斧鉞鉤叉。到女家，女方還先把門關嚴，故意不開。外頭敲鑼打鼓，裡頭故意刁難，要樂師吹這個奏那個。再說，明明是白天，執事裡于麼舉著木燈？後來學人類學才懂得，那顯然是俘虜婚姻制的遺留。

　　三十年代，我在燕京大學念書的時候，教務長梅貽琦先生結婚就特意用過花轎，新娘還是一位女教授。當時是活躍了校園的一樁趣事。

　　喪事呢，也涉及不少行業。我那時最怕走過壽衣鋪。那是專賣為裝殮死人用的服裝店。枕頭兩頭繡著荷花，帽子上還嵌著顆珠子。

　　有段快板是說棺材鋪的：「打竹板的邁大步，一邁邁到棺材鋪。棺材鋪掌櫃的本事好，做出棺材來一頭大，一頭小。裝上人，跑不了。」

　　那時候還有個行當，大都是些無業遊民于的：專靠替人哭鼻子來謀生，叫號喪的。馬路上一過出殯的，棺材前頭常有這麼一幫子，一個個縮著脖，揣著手，一聲聲地哀號著，也算是事主的一種排場。

　　這些，比我再小上一二十歲的人必然也都看見過。現在回顧一下這些可笑可悲的往事，可以看出現在社會的進步，就表現在人不那麼愚昧了，因而浪費減少了。

　　可不知道二十一世紀的人們再回過頭來看今天的我們，又還有哪些愚昧和浪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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