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雜憶_蕭乾

北京城雜憶(1)

　　一、市與城

　　如今晚兒，刨去前門樓子和德勝門樓子，九城全拆光啦。提起北京，誰還用這個「城」字兒！我單單用這個字眼兒，是透著我頑固？還是想當個遺老？您要是這麼想可就全擰啦。

　　咱們就先打這個「城」字兒說起吧。

　　「市」當然更冠冕堂皇嘍，可在我心眼兒裡，那是個行政劃分，表示上頭還有中央和省哪。一聽「市」字，我就想到什麼局呀處呀的。可是「城」使我想到的是天橋呀地壇呀，東安市場裡的人山人海呀，大糖葫蘆小金魚兒什麼的。所以還是用「城」字兒更對我的心思。

　　我是羊管兒胡同生人，東直門一帶長大的。頭18歲，除了騎車跑過趟通州，就沒出過這城圈兒。如今奔76啦，這輩子跑江湖也到過十來個國家的首都，哪個也比不上咱們這座北京城。北京「市」，大傢伙兒現下瞧得見，還用得著我來嘮叨！我專門說說北京「城」吧。

　　談起老北京來，我心裡未免有點兒嘀咕！說它壞，倒落不到不是。要是說它好，會不會又有人出來挑剔？其實，該好就是好，該壞就是壞。用不著多操那份兒心。反正好的也說不壞，壞的說成好，也白搭。您說是不是這個理兒？

　　況且時代朝前跑啦。從前用手搖的，後來改用馬達了——現在都使上電子計算機啦。這麼一來，大傢伙兒自然就不像從前那麼閑在了。所以有些事兒就得簡單點兒。就說規矩禮數吧，從前講究磕頭，請安，作揖。那多耽誤時候！如今點個頭算啦。我贊成簡單點。您瞧，我這人不算老古板吧！

　　可凡事都別做過了頭。就拿「文明語言」來說吧。本來世界上哪國也比不上咱北京人講話文明。往日誰給幫點兒忙，得說聲「勞駕」；送點兒禮，得說「費心」；向人打聽個道兒，先說「借光」；叫人花了錢，說聲「破費」。光這一個「謝」字兒，就有多麼豐富、講究。

　　現在倒好，什麼都當「修」給反掉啦，鬧得如今北京人連聲「謝謝」也不會說了，還得政府成天在電匣子裡教，您說有多臊人呀！那簡直就像少林寺的大和尚連柔軟體操也練不利落了。

　　您說怎麼不叫我這老北京傷心掉淚兒！

　　二、京白

　　五十年代為了聽點兒純粹的北京話，我常出前門去趕相聲大會，還邀過葉聖陶老先生和老友嚴文井。現在除了說老段子，一般都用普通話了。雖然未免有點兒可惜，可我估摸著他們也是不得已。您想，現今北京城擴大了多少倍！兩湖兩廣陝甘寧，真正的老北京早成「少數民族」啦。要是把話說純了，多少人能聽得懂！印成書還能加個注兒。台上演的，台下要是不懂，沒人樂，那不就砸鍋啦！

　　所以我這篇小文也不能用純京白寫下去啦。我得花搭著來——「花搭」這個詞兒，作興就會有人不懂。它跟「清一色」正相反：就是京白和普通話摻著來。

　　京白最講究分寸。前些日子從南方來了位愣小夥子來看我。忽然間他問我「你幾歲了？」我聽了好不是滋味兒。瞅見懷裡抱著的，手里拉著的娃娃才那麼問哪。稍微大點兒，上中學的，就得問「十幾啦？」問成人「多大年紀」。有時中年人也問「貴庚」，問老年人「高夀」，可那是客套了，我贊成樸素點兒。

　　北京話裡，三十「來」歲跟三十「幾」歲可不是一碼事。三十「來」歲是指二十七八，快三十了。三十「幾」歲就是三十出頭了。就是誇起什麼來，也有分寸。起碼有三檔。「挺」好和「頂」好發音近似，其實還差著一檔。「挺」相當於文言的「頗」。褒語最低的一檔是「不賴」，就是現在常說的「還可以」。代名詞「我們」和「咱們」在用法上也有講究。「咱們」一般包括對方；「我們」有時候不包括。「你們是上海人，我們是北京人，咱們都是中國人。」

　　京白最大的特點是委婉。常聽人抱怨如今的售貨員說話生硬——可那總比帶理不理強哪。從前，你只要往櫃檯前頭一站，櫃檯裡頭的就會跑過來問：「您來點兒什麼？」「哪件可您的心意？」看出你不想買，就打消顧慮說：「您隨便兒看，買不買沒關係。」

　　委婉還表現在使用導語上。現在講究直來直去，倒是省力氣，有好處。可有時候猛孤丁來一句，會嚇人一跳。導語就是在說正話之前，先來上半句話打個招呼。比方說，知道你想見一個人，可他走啦。開頭先說，「您猜怎麼著——」要是由閒話轉人正題，先說聲：「喂，說正格的——」就是希望你嚴肅對待他底下這段話。

　　委婉還表現在口氣和角度上。現在騎車的要行人讓路，不是按鈴，就是硬闖，最客氣的才說聲「靠邊兒」。我年輕時，最起碼也得說聲「借光」。會說話的，在「借光」之外，再加上句「濺身泥」。這就替行人著想了，怕髒了您的衣服。這種對行人的體貼往往比光喊一聲「借光」來得有效。

　　京白裡有些詞兒用得妙。現在誇朋友的女兒貌美，大概都說：「長得多漂亮啊！」京白可比那花哨。先來一聲「喲」，表示驚訝，然後才說：「瞧您這閨女模樣兒出落得多水靈啊！」相形之下，「長得」死板了點兒，「出落」就帶有「發展中」的含義，以後還會更美；而「水靈」這個字除了靜的形態（五官端正）之外，還包含著雅、嬌、甜、嫩等等素質。

　　名物詞後邊加「兒」字是京白最顯著的特徵，也是說得地道不地道的試金石。已故文學翻譯家傅雷是語言大師。五十年代我經手過他的稿子，譯文既嚴謹又流暢，連每個標點符號都經過周詳的仔細斟酌，真是無懈可擊。然而他有個特點；是上海人可偏偏喜歡用京白譯書。有人說他的稿子不許人動一個字。我就在稿中「兒」字的用法上提過些意見，他都十分虛心地照改了。

　　正像英語裡冠詞的用法，這「兒」字也有點兒捉摸不定。大體二說，「兒」字有「小」意，因而也往往帶有愛昵之意。小孩加「兒」字，大人後頭就不能加，除非是挖苦一個佯裝成人老氣橫秋的後生，說：「喝，你成了個小大人兒啦。」反之，一切龐然大物都加不得「兒」字，比如學校，工廠，鼓樓或衙門。馬路不加，可「走小道兒」、「轉個彎兒」就加了。當然，小時候也聽人管太陽叫過「老爺兒」。那是表示親熱，把它人格化了。問老人「您身子骨兒可硬朗啊」，就比「身體好啊」親切委婉多了。

　　京白並不都娓娓動聽。北京人要罵起街來，也真不含糊。我小時，學校每年辦冬賑之前，先派學生去左近一帶貧民家裡調查，然後，按貧窮程度發給不同級別的領物證。有一回我參加了調查工作，剛一進胡同，就看見顯然在那巡風的小孩跑回家報告了。我們走進那家一看，哎呀，大冬天的，連床被子也沒有，幾口人全蜷縮在炕角上。當然該給甲級嘍。臨出門，我多了個心眼兒，朝院裡的茅廁探了探頭。呵，兩把椅子上是高高一疊新棉被。於是，我們就要女主人交出那甲級證。她先是甜言蜜語地苦苦哀求。後來看出不靈了，系了紅兜肚的女人就插腰橫堵在門檻上，足足罵了我們一刻鐘，而且一個字兒也不重，從三姑六婆一直罵到了動植物。

　　《日出》寫妓院的第三幕裡，有個傢伙罵了一句「我教你養孩子沒屁股眼兒」，咒的有多狠！

　　可北京更講究損人——就是罵人不帶髒字兒。挨聲罵，當時不好受。可要挨句損，能叫你噁心半年。

　　有一年冬天，我雪後騎車走過東交民巷，因為路面滑，車一歪，差點兒把旁邊一位騎車的仁兄碰倒。他斜著瞅了我一眼說：「嗨，別在這兒練車呀！」一句話就從根本上把我騎車的資格給否定了。還有一回因為有急事，我在人行道上跑。有人給了我一句：「幹嗎？奔喪哪！」帶出了惡毒的詛咒。買東西嫌價錢高，問少點兒成不成，賣主朝你白白眼說：「你留著花吧。」聽了有多窩心！

　　三、吆喝

　　一位二十年代在北京作寓公的英國詩人奧斯伯特·斯提維爾寫過一篇《北京的聲與色》，把當時走街串巷的小販用以招徠顧客而做出的種種音響形容成街頭管弦樂隊，並還分別列舉了哪是管樂、弦樂和打擊樂器。他特別喜歡聽串街的理髮師（「剃頭的」）手裡那把鉗形鐵鉉。用鐵板從中間一抽，就會吡啦一聲發出帶點顫巍的金屬聲響，認為很像西洋樂師們用的定音叉。此外，布販子手裡的拔啷鼓和珠寶玉石收購商打的小鼓，也都給他以快感。當然還有磨剪子磨刀的吹的長號。他驚奇的是，每一樂器，各代表一種行當。而坐在家裡的主婦一聽，就准知道街上過的什麼商販。最近北京人民廣播電臺還廣播了阿隆·阿甫夏洛穆夫以北京胡同音響為主題的交響詩，很有味道。

　　囿於語言的隔閡，洋人只能欣賞器樂。其實，更值得一提的是聲樂部分——就是北京街頭各種商販的叫賣。

　　聽過相聲《賣布頭》或《改行》的，都不免會佩服當年那些叫賣者的本事。得氣力足，嗓子脆，口齒伶俐，咬字清楚，還要會現編詞兒，腦子快，能隨機應變。

　　我小時候，一年四季不論颳風下雨，胡同裡從早到晚叫賣聲沒個停。

　　大清早過賣早點的：大米粥呀，油炸果（鬼）的。然後是賣青菜和賣花兒的，講究把挑子上的貨品一樣不漏地都唱出來，用一副好嗓子招徠顧客。白天就更熱鬧了，就像把百貨商店和修理行業都拆開來，一樣樣地在你門前展銷。到了夜晚的叫賣聲也十分精彩。

　　「餛飩喂——開鍋！」這是特別給開夜車的或賭家們備下的夜宵，就像南方的湯圓。在北京，都說「剃頭的挑子，一頭熱。」其實，餛飩挑子也一樣。一頭兒是一串小抽屜，裡頭放著各種半製成的原料：皮兒、餡兒和佐料兒，另一頭是一口湯鍋。火門一打，鍋裡的水就沸騰起來。餛飩不但當面煮，還講究現吃現包。講究皮要薄，餡兒要大。

　　從吆喝來說，我更喜歡賣硬面餑餑的：聲音厚實，詞兒樸素，就一聲「硬面——餑餑」，光宣佈賣的是什麼，一點也不吹噓什麼。

　　可夜晚過的，並不都是賣吃食的，還有唱話匣子的。大冷天，背了一具沉甸甸的留聲機和半箱唱片。唱的多半是京劇或大鼓。我也聽過一張不說不唱的叫「洋人哈哈笑」，一張片子從頭笑到尾。我心想，多累人啊！我最討厭勝利公司那個商標了：一隻狗蹲坐在大喇叭前頭，支棱著耳朵在聽唱片。那簡直是罵人。

　　那時夜裡還經常過敲小鈸的盲人，大概那也屬打擊樂吧。「算靈卦！」我心想：「怎麼不先替你自己算算！」還有過乞丐。至今我還記得一個乞丐叫得多麼淒厲動人。他幾乎全部用顫音。先挑高了嗓子喊「行好的——老爺——太（哎）太」，過好一會兒，（好像餓得接不上氣兒啦。）才接下去用低音喊：「有那剩飯——剩菜——賞我點兒吃吧！」

　　四季叫賣的貨色自然都不同。春天一到，賣大小金魚兒的就該出來了，我對賣蛤蟆骨朵兒（未成形的幼蛙）最有好感，一是我買得起，花上一個製錢，就往碗裡撈上十來隻；二是玩夠了還能吞下去。我一直奇怪它們怎麼沒在我肚子裡變成青蛙！一到夏天，西瓜和碎冰製成的雪花酪就上市了。秋天該賣「樹熟的秋海棠」了。賣柿子的吆喝有簡繁兩種。簡的只一聲「喝了蜜的大柿子」。其實滿夠了。可那時小販都想賣弄一下嗓門兒，所以有的賣柿子的不但詞兒編得熱鬧，還賣弄一通唱腔。最起碼也得像歌劇裡那種半說半唱的道白。一到冬天，「葫蘆兒——剛蘸得」就出場了。那時，北京比現下冷多了。我上學時鼻涕眼淚總凍成冰。只要兜裡還有個製錢，一聽「烤白薯哇真熱乎」，就非買上一塊不可。一路上既可以把那燙手的白薯揣在袖筒裡取暖，到學校還可以拿出來大嚼一通。

　　叫賣實際上就是一種口頭廣告，所以也得變著法兒吸引顧客。比如賣一種用秫秸稈製成的玩具，就吆喝：「小玩藝兒賽活的。」有的吆喝告訴你製作的過程，如城廂裡常賣的一種近似燒賣的吃食，就介紹得十分全面：「蒸而又炸呀，油兒又白搭。面的包兒來，西葫蘆的餡兒啊，蒸而又炸。」也有簡單些的，如「鹵煮喂，炸豆腐喲」。有的借甲物形容乙物，如「栗子味兒的白薯」或「蘿蔔賽過梨」。「葫蘆兒——冰塔兒」既簡潔又生動，兩個字就把葫蘆（不管是山楂、荸薺還是山藥豆的）形容得晶瑩可人。賣山裡紅（山楂）的靠戲劇性來吸引人，「就剩兩掛啦」。其實，他身上掛滿了那用繩串起的紫紅色果子。

　　有的小販吆喝起來聲音細而高，有的低而深沉。我怕聽那種忽高忽低的，也許由於小時人家告訴我賣荷葉糕的是「拍花子的」——拐賣兒童的，我特別害怕。他先尖聲尖氣地喊一聲「一包糖來」，然後放低至少八度，來一聲「荷葉糕」。這麼叫法的還有個賣蕎麥皮的。有一回他在我身後「喲」了一聲，把我嚇了個馬趴。等我站起身來，他才用深厚的男低音唱出「蕎麥皮耶」。

　　特別出色的是那種合轍押韻的吆喝。我在小說《鄧山東》裡寫的那個賣炸食的確有其人，至於他替學生挨打，那純是我瞎編的。有個賣蘿蔔的這麼吆喝：「又不糠來又不辣，兩捆蘿蔔一個大。」「大」就是一個銅板。甚至有的乞丐也油嘴滑舌地編起快板：「老太太（那個）真行好，給個餑餑吃不了。東屋裡瞧（那麼）西屋裡看，沒有餑餑賞碗飯。」

　　現在北京城倒還剩一種吆喝，就是「冰棍兒——三分啦」。語氣間像是五分的減成三分了。其實就是三分一根兒。可見這種帶戲劇性的叫賣藝術並沒失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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