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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三瞥


  語言是跟著生活走的。生活變了,有些詞兒就失傳了。即便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要是年紀還不到五十,又沒在像東直門那樣當年的貧民窟住過,他也未必說得出「倒臥」的意思。

  乍看,多像陸軍操典裡的一種姿勢。才不是呢!「倒臥」指的是在那苦難的年月裡,特別是冬天,由於饑寒而倒斃北京街頭的窮人。身上照例蓋著半領破席頭,等驗屍官填個單子,就抬到城外亂葬崗子埋掉了事。

  我上小學的時候,回家放下書包,有時會順口說一聲:「今兒個[北新]橋頭有個倒臥。」那就像是說「我看見樹上有只麻雀」那麼習以為常。家裡大人興許會搭訕著問一聲:「老的還是少的?」因為席頭往往不夠長,只蓋到餓殍的胸部,下面的腳——甚至膝蓋依然露在外面,所以不難從鞋和褲腿辨識出性別和年齡。那是我最早同死亡的接觸。當時小心坎上常琢磨:要是把「倒臥」趕快抬到熱炕上暖和暖和,喂上他幾口什麼,說不定還會活過來呢!記得曾把這個想法說給一位長者聽,回答是:多那門子事,自找倒黴:活不過來得吃人命官司,活過來你養活下去呀!

  難怪有的人一望到「倒臥」,就寧可繞幾步走開。我一般也只是瞅上兩眼,並不像有些孩子那麼停下來。可是有一回我也擠在圍觀者中間了。因為席頭裡伸出的那部分從膚色到穿著(儘管破爛,而且沾著泥巴)都不同尋常。從沒見過腿上有那麼密而長的毛毛,他腳上那雙破靴子也挺奇怪。「倒臥」四周已經圍了一圈人,一個叼煙袋鍋子的老大爺歎了口氣說:「咳,自個兒的家不呆,滿世界亂撞!」

  不大工夫,驗屍官來了。席頭一揭開,我怔住了。這不正是我在東直門大街上常碰見的那個「大鼻子」嗎:枯瘦的臉,隆起的顴骨,深陷的眼眶,脖子上掛根鏈子,下面垂著個十字架。那件絳色破上衣的肘部磨出個大窟窿,露著肉,腰間纏著根破繩子。

  驗屍官邊填單子邊念叨著:「姓名——無,國籍——無;親屬——無。」接著,兩個漢子就把屍首吊在穿心杠上,朝門臉抬去。

  那時候我只知道「大鼻子」就是「老毛子」,對他的來由卻一無所知。

  後來才明白:十月革命一聲炮響,沙皇的那些王公貴族挾著細軟紛紛逃到巴黎或維也納去當寓公了,他們的司閽、園丁、廚子和僕奴糊裡糊塗地也逃了出來。有些窮白俄就徒步穿過白茫茫的西伯利亞流落到中國,到了北京。由於東直門城根那時有一座蒜頭式的東正教堂,有一簇舉著蠟燭誦經的洋和尚,它就成了這些窮白俄的麥加。剛來時,肩上還搭著塊掛氈什麼的向路人兜售;漸漸地坐吃山空,就乞討起來。這個「大鼻子」就是他們中間的一個。

  我最後一次見到「大鼻子」是在那兩天之前的黎明,在羊管胡同的粥廠前面。像往日一樣,天還漆黑我就給從熱被窩裡硬拽出來。屋子冷得像北極,被窩就像支在冰川上的一頂帳篷,難怪越是往外拽,我越往裡鑽。可是多去一口子就多打一盆子粥,終於還得爬起來,胡亂穿上衣裳。那時候胡同裡沒路燈。於是,就摸著黑,嚓嚓嚓地朝粥廠走去。那一帶靠打粥來貼補的人家有的是。黑咕隆咚的,腳底下又滑。一路上只聽見盆碗磕碰的響聲。

  粥廠在羊管胡同一塊敞地的左端。我同家人一道各挾著個盆子站在隊伍裡。隊伍已經很長了,可粥廠兩扇大門還緊閉著,要等天亮才開。

  1921年冬天的北京,寒風冷得能把鼻涕眼淚都凍成冰。衣不蔽體的人們一個個踩著腳,搓著手,嘴裡嘶嘶著;老的不住聲地咳嗽,小的冷得哽咽起來。

  最擔心的是隊伍長了。因為粥反正只那麼多,放粥的一見人多,就一個勁兒往裡兌水。隨著天色由漆黑變成暗灰,不斷有人回過頭來看看後尾兒有多長。

  就在兩天前的拂曉,我聽到後邊吵嚷起來了。「『大鼻子』混進來啦!中國人還不夠打的,你滾出去!」接著又聽到一個聲音:「讓老頭子排著吧,我寧可少喝一勺。」

  吵呀吵呀。吵可能也是一種取暖的辦法。

  天亮了,粥廠的大門打開了。人們熱切地朝前移動。這時,我回過頭來,看到「大鼻子」垂著頭,挾了個食盒,依依不捨地從隊伍裡退出來,朝東正教堂的方向踱去。他邊走邊用袖子擦著鼻涕眼淚,時而朝我們望望,眼神裡有妒忌,有怨忿,說不定也有悔恨——

  1939年9月初。

  法國郵輪「讓·拉博德」號在新加坡停泊兩個小時加完水之後,就開始了它橫渡印度洋6000海裡的漫長航程。離赤道那麼近,陽光是燙人的。海面像一匹無邊無際的藍綢子,閃著銀色的光亮。時而飛魚成群,繞著船頭展翅嬉戲。

  船是在歐戰爆發的前一天從九龍啟碇的。多一半乘客都因眼看歐洲要打大仗而退了票。「阿拉米斯」號開到西貢就被法國海軍徵用了。這條船從新埠開出後,三等乘客就只剩下我、一位在阿姆斯特丹中國餐館當廚師的山東人和一個亞麻色頭髮、滿臉雀斑的小夥子。餐廳為了省事,就讓我們也到頭等艙去用飯。

  在我心目中,一艘豪華郵輪的餐廳理應充滿歡樂的氣氛。侍者砰砰開著香檳酒,桌面上擺滿佳餚和各色果品。隨著悅耳的樂聲,男女乘客像蝴蝶般地翩然起舞。乘客中間如有位女高音,說不定還會即席唱起她的拿手名曲。

  很失望,這是一條陰沉的船,船上載的淨是些愁眉苦臉的人。在餐桌上,他們有時好像不知道刀叉下面是豬肝還是牛排,因為他們全神幾乎都貫注在擴音器上,豎起耳朵傾聽著他們的母親法蘭西的戰爭部署:巴黎實行燈火管制了,徵兵的條例公佈了——是的,這是對大部分男乘客切膚的事,因為船一靠碼頭,他們就得分頭去報到,然後,換上軍裝,進入馬奇諾陣線了。女乘客也有自己的苦惱:得忍受空襲,物資的短缺,守著空峙去等待那不可知的命運。他們的眼睛是直呆呆的,心神是恍惚的。一位女乘客碰了丈夫的臂肘一下,說:「親愛的,那是胡椒麵!」他正要把小瓶瓶當作糖往咖啡杯裡倒。

  正因為大家這麼優容滿面,就更顯出三等艙裡那個有雀斑的小夥子與眾不同了。他年紀在二十歲左右,是個最合兵役標準的青年。可他成天吹著口哨,進了餐廳就抱著那瓶波爾多喝個不停。酒一喝光,他就興奮地招呼侍者「添酒啊!」船上雖然沒舉辦舞會,他卻總是在跳著探戈。

  每天早晨9點,全船要舉行一次「遇難演習」。哨子一吹,乘客就拿著救生圈到甲板上指定的地點去排隊,把救生圈套的脖頸上,作登上救生艇的準備。我笨手笨腳,小夥子常幫我一把。因為熟了一些,一天我就說:「這條船上的乘客都悶悶不樂,就只有你一個這麼歡蹦亂跳。」

  「是啊,」他沉思了一下,朝印度洋啐了口唾沫說:「他們都怕去打仗。我可巴不得打起來。我天天盼!從希特勒一開進捷克就盼起。唉,(他得意地尖笑了一聲。)可給我盼到了。」

  我真以為是在同一個惡魔談話哩,就帶點嚴峻的口氣責問他為什麼喜歡打仗。

  「你知道嗎?我是個無國籍的人,」他接著又重複一遍,「無國籍。我媽媽是個白俄舞女,(隨說隨在胸前劃了個十字。她可能已不在人世了。)我爸爸嗎?(他猴子般地聳了聳肩頭,然後攤開雙手。)不知道。他也許是個美國水兵,也許是個挪威商人。反正我是無國籍。現在我要變成一個有國籍的人。」

  「怎麼變法?」他肯於這麼推心置腹,使我感動了。於是,對他也同情起來。

  「平常時期?沒門兒。可是如今一打仗,法國缺男人。他們得召雇傭兵。所以,(他用一條腿作了個天鵝獨舞的姿勢。)我的運氣就來了。船一到馬賽,我就去報名。」

  我望著印度洋上的萬頃波濤,摹想著他——一個無國籍的青年,戴著鋼盔,蹲在潮濕的馬奇諾戰壕裡,守候著。要是徵求敢死隊,他準頭一個去報名,爭取立個功。

  然而踏在他腳下的並不是他的國土,法蘭西不是他的祖國。他是個沒有祖國的人——

  1949年初,我站在生命的一個大十字路口上,做出了決定自己和一家命運的選擇。

  其實,頭一年這個選擇早已做了。家庭破裂後,正當我急於離開上海之際,劍橋給我來了一封信:大學要成立中文系,要我去講現代中國文學。當時我已參加了作為報紙起義前奏的學習會,政治上從一團漆黑開始瞥見了一線曙光。同時,在國外漂泊了七年,實在不想再出去了。在楊剛的鼓勵下,就寫信回絕了。

  1949年3月的一天,我正在九龍花墟道寓所裡改著《中國文摘》的稿子,忽然聽到一陣叩門聲。哎呀,劍橋的何倫教授氣喘吁吁地來了。他握住我的手解釋說,是報館給的地址。然後坐下來,呷了一口茶,才告訴我這次到香港他負有兩項使命,一個是替大學採購一批中文書籍——他是位連魯迅這個名字也沒聽說過的《詩經》專家,另一項是「親自把你同你們一家接到劍橋」。口氣裡像是很有把握。他認為我那封回絕的信不能算數,因為那時「中國」(他指的是白色的中國)還沒陷到今天的「危境」(指的是平津戰役後國民黨敗潰的局面)。他估計我會重新考慮整個問題。

  在劍橋那幾年,這位入了英籍的捷克漢學家對我一直很友好,我常去他家吃茶,還同他度過一個聖誕夜。他一邊切著二十磅重的火雞,一邊談著《詩經》裡「之」字的用法。飯後,他那位曾經是柏林歌劇院名演員的夫人自己彈著鋼琴就唱了起來。在她的指引下,我迷上了西洋古典音樂。

  可是當時他所說的「危境」正是我以及全體中國人民所渴望著的黎明。我坦率地告訴他說,我是個土生土長的中國人,中國在重生,我不能在這樣時刻走開。

  兩天后,這位最怕爬樓梯的老教授又來了。一坐下他就聲明這回不是代表大學,而是以一個對共產黨有些「瞭解」的老朋友來對我進行一些規勸。他講的大都是戰後中歐的一些事情:瑪薩裡克死的「不明不白」啦,匈牙利又出了主教叛國案啦。總之,他認為在西方學習過、工作過的人,在共產黨政權下沒有好下場。他甚至哆哆嗦嗦地伸出自指聲音顫抖地說:「知識分子同共產黨的蜜月長不了,長不了。」隨說隨戲劇性地站了起來,看了看腕上的表說:「我後天飛倫敦。明天這時候我再來——聽你的回話。」對於我說的「我不會改變主意」的聲明,他概不理睬。他只伸出個毛茸茸的指頭逗了一個搖籃裡的娃娃說:「為了他,你也不能不好好考慮一下。」

  西方只有一位何倫,東方的何倫卻不止一位。有的給我送來杜勒斯乃兄寫的一部《斯大林傳》,還特別向我推薦談三五年肅反的那章。有的毛遂自薦當起「參謀」:「你進去容易,出來就難了。延安有老朋友瞭解你?等鬥你的時候,越是老朋友就越得多來上幾句。別看香港這些大黨員眼下同你老兄長老兄短,等人家當了大官兒,你當了下屬的時候再瞧吧。受了委曲不會讓你像季米特洛夫那麼慷慨激昂地當眾講一通的,碰上了德萊季雷福斯那樣的案子,也不會出來個左拉替你大聲疾呼。」

  於是,參謀出起主意了:「上策嘛,接下劍橋的聘書,將來盡可以回去作客。當共產黨的客人可比當幹部舒服。中策?當個半客人——要求暫時留在香港工作,那樣你還可以保持現在的生活方式,又可以受到一定的禮遇,同時靜觀一下再說。反正憑你這個燕京畢業,在外國又呆過七年的,不把你打成間諜特務,也得罵你一頓『洋奴』!」

  那一宿,我服過三次安眠藥也不管事。上半夜是那一句句的「忠告」像幾十條蛇在我心裡亂鑽。後半夜我只要一闔上眼,就閃出一幅圖畫,時而黑白,時而帶朦朧彩色,反正是塊破席頭,下面伸出兩隻腳。搖籃裡的娃娃似乎也在做著噩夢。他無緣無故地忽然抽噎起來,從他那委屈的哭聲裡,我仿佛聽到「我要國籍」。

  天亮了,青山在窗外露出一片赭色。我坐起來,頭腦清醒了一些。

  兩小時後,我去馬寶道了。臨走留下個短劄給何倫教授:「報館有急事,不能如約等候,十分抱歉。更抱歉的是害你自跑三趟。我仍不改變主意。」

  八月底的一天,我把行李集中到預先指定的地點,一家人就登上「華安輪」,隨地下黨經青島來到開國前夕的北京。

  三十個寒暑過去了。這的確是不平靜也是不平凡的三十年。在最絕望的時刻,我從沒後悔過自己在生命那個大十字路口上所邁的方向。今天,只覺得感情的基礎比那時深厚了,想的積極了——不止是不當白華,而是要把自己投人祖國重生這一偉大事業中。

  一九七九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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