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三瞥_蕭乾_學達書庫

往事三瞥

　　語言是跟著生活走的。生活變了，有些詞兒就失傳了。即便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要是年紀還不到五十，又沒在像東直門那樣當年的貧民窟住過，他也未必說得出「倒臥」的意思。

　　乍看，多像陸軍操典裡的一種姿勢。才不是呢！「倒臥」指的是在那苦難的年月裡，特別是冬天，由於饑寒而倒斃北京街頭的窮人。身上照例蓋著半領破席頭，等驗屍官填個單子，就抬到城外亂葬崗子埋掉了事。

　　我上小學的時候，回家放下書包，有時會順口說一聲：「今兒個［北新］橋頭有個倒臥。」那就像是說「我看見樹上有只麻雀」那麼習以為常。家裡大人興許會搭訕著問一聲：「老的還是少的？」因為席頭往往不夠長，只蓋到餓殍的胸部，下面的腳——甚至膝蓋依然露在外面，所以不難從鞋和褲腿辨識出性別和年齡。那是我最早同死亡的接觸。當時小心坎上常琢磨：要是把「倒臥」趕快抬到熱炕上暖和暖和，喂上他幾口什麼，說不定還會活過來呢！記得曾把這個想法說給一位長者聽，回答是：多那門子事，自找倒黴：活不過來得吃人命官司，活過來你養活下去呀！

　　難怪有的人一望到「倒臥」，就寧可繞幾步走開。我一般也只是瞅上兩眼，並不像有些孩子那麼停下來。可是有一回我也擠在圍觀者中間了。因為席頭裡伸出的那部分從膚色到穿著（儘管破爛，而且沾著泥巴）都不同尋常。從沒見過腿上有那麼密而長的毛毛，他腳上那雙破靴子也挺奇怪。「倒臥」四周已經圍了一圈人，一個叼煙袋鍋子的老大爺歎了口氣說：「咳，自個兒的家不呆，滿世界亂撞！」

　　不大工夫，驗屍官來了。席頭一揭開，我怔住了。這不正是我在東直門大街上常碰見的那個「大鼻子」嗎：枯瘦的臉，隆起的顴骨，深陷的眼眶，脖子上掛根鏈子，下面垂著個十字架。那件絳色破上衣的肘部磨出個大窟窿，露著肉，腰間纏著根破繩子。

　　驗屍官邊填單子邊念叨著：「姓名——無，國籍——無；親屬——無。」接著，兩個漢子就把屍首吊在穿心杠上，朝門臉抬去。

　　那時候我只知道「大鼻子」就是「老毛子」，對他的來由卻一無所知。

　　後來才明白：十月革命一聲炮響，沙皇的那些王公貴族挾著細軟紛紛逃到巴黎或維也納去當寓公了，他們的司閽、園丁、廚子和僕奴糊裡糊塗地也逃了出來。有些窮白俄就徒步穿過白茫茫的西伯利亞流落到中國，到了北京。由於東直門城根那時有一座蒜頭式的東正教堂，有一簇舉著蠟燭誦經的洋和尚，它就成了這些窮白俄的麥加。剛來時，肩上還搭著塊掛氈什麼的向路人兜售；漸漸地坐吃山空，就乞討起來。這個「大鼻子」就是他們中間的一個。

　　我最後一次見到「大鼻子」是在那兩天之前的黎明，在羊管胡同的粥廠前面。像往日一樣，天還漆黑我就給從熱被窩裡硬拽出來。屋子冷得像北極，被窩就像支在冰川上的一頂帳篷，難怪越是往外拽，我越往裡鑽。可是多去一口子就多打一盆子粥，終於還得爬起來，胡亂穿上衣裳。那時候胡同裡沒路燈。於是，就摸著黑，嚓嚓嚓地朝粥廠走去。那一帶靠打粥來貼補的人家有的是。黑咕隆咚的，腳底下又滑。一路上只聽見盆碗磕碰的響聲。

　　粥廠在羊管胡同一塊敞地的左端。我同家人一道各挾著個盆子站在隊伍裡。隊伍已經很長了，可粥廠兩扇大門還緊閉著，要等天亮才開。

　　1921年冬天的北京，寒風冷得能把鼻涕眼淚都凍成冰。衣不蔽體的人們一個個踩著腳，搓著手，嘴裡嘶嘶著；老的不住聲地咳嗽，小的冷得哽咽起來。

　　最擔心的是隊伍長了。因為粥反正只那麼多，放粥的一見人多，就一個勁兒往裡兌水。隨著天色由漆黑變成暗灰，不斷有人回過頭來看看後尾兒有多長。

　　就在兩天前的拂曉，我聽到後邊吵嚷起來了。「『大鼻子』混進來啦！中國人還不夠打的，你滾出去！」接著又聽到一個聲音：「讓老頭子排著吧，我寧可少喝一勺。」

　　吵呀吵呀。吵可能也是一種取暖的辦法。

　　天亮了，粥廠的大門打開了。人們熱切地朝前移動。這時，我回過頭來，看到「大鼻子」垂著頭，挾了個食盒，依依不捨地從隊伍裡退出來，朝東正教堂的方向踱去。他邊走邊用袖子擦著鼻涕眼淚，時而朝我們望望，眼神裡有妒忌，有怨忿，說不定也有悔恨——

　　1939年9月初。

　　法國郵輪「讓·拉博德」號在新加坡停泊兩個小時加完水之後，就開始了它橫渡印度洋6000海裡的漫長航程。離赤道那麼近，陽光是燙人的。海面像一匹無邊無際的藍綢子，閃著銀色的光亮。時而飛魚成群，繞著船頭展翅嬉戲。

　　船是在歐戰爆發的前一天從九龍啟碇的。多一半乘客都因眼看歐洲要打大仗而退了票。「阿拉米斯」號開到西貢就被法國海軍徵用了。這條船從新埠開出後，三等乘客就只剩下我、一位在阿姆斯特丹中國餐館當廚師的山東人和一個亞麻色頭髮、滿臉雀斑的小夥子。餐廳為了省事，就讓我們也到頭等艙去用飯。

　　在我心目中，一艘豪華郵輪的餐廳理應充滿歡樂的氣氛。侍者砰砰開著香檳酒，桌面上擺滿佳餚和各色果品。隨著悅耳的樂聲，男女乘客像蝴蝶般地翩然起舞。乘客中間如有位女高音，說不定還會即席唱起她的拿手名曲。

　　很失望，這是一條陰沉的船，船上載的淨是些愁眉苦臉的人。在餐桌上，他們有時好像不知道刀叉下面是豬肝還是牛排，因為他們全神幾乎都貫注在擴音器上，豎起耳朵傾聽著他們的母親法蘭西的戰爭部署：巴黎實行燈火管制了，徵兵的條例公佈了——是的，這是對大部分男乘客切膚的事，因為船一靠碼頭，他們就得分頭去報到，然後，換上軍裝，進入馬奇諾陣線了。女乘客也有自己的苦惱：得忍受空襲，物資的短缺，守著空峙去等待那不可知的命運。他們的眼睛是直呆呆的，心神是恍惚的。一位女乘客碰了丈夫的臂肘一下，說：「親愛的，那是胡椒麵！」他正要把小瓶瓶當作糖往咖啡杯裡倒。

　　正因為大家這麼優容滿面，就更顯出三等艙裡那個有雀斑的小夥子與眾不同了。他年紀在二十歲左右，是個最合兵役標準的青年。可他成天吹著口哨，進了餐廳就抱著那瓶波爾多喝個不停。酒一喝光，他就興奮地招呼侍者「添酒啊！」船上雖然沒舉辦舞會，他卻總是在跳著探戈。

　　每天早晨9點，全船要舉行一次「遇難演習」。哨子一吹，乘客就拿著救生圈到甲板上指定的地點去排隊，把救生圈套的脖頸上，作登上救生艇的準備。我笨手笨腳，小夥子常幫我一把。因為熟了一些，一天我就說：「這條船上的乘客都悶悶不樂，就只有你一個這麼歡蹦亂跳。」

　　「是啊，」他沉思了一下，朝印度洋啐了口唾沫說：「他們都怕去打仗。我可巴不得打起來。我天天盼！從希特勒一開進捷克就盼起。唉，（他得意地尖笑了一聲。）可給我盼到了。」

　　我真以為是在同一個惡魔談話哩，就帶點嚴峻的口氣責問他為什麼喜歡打仗。

　　「你知道嗎？我是個無國籍的人，」他接著又重複一遍，「無國籍。我媽媽是個白俄舞女，（隨說隨在胸前劃了個十字。她可能已不在人世了。）我爸爸嗎？（他猴子般地聳了聳肩頭，然後攤開雙手。）不知道。他也許是個美國水兵，也許是個挪威商人。反正我是無國籍。現在我要變成一個有國籍的人。」

　　「怎麼變法？」他肯於這麼推心置腹，使我感動了。於是，對他也同情起來。

　　「平常時期？沒門兒。可是如今一打仗，法國缺男人。他們得召雇傭兵。所以，（他用一條腿作了個天鵝獨舞的姿勢。）我的運氣就來了。船一到馬賽，我就去報名。」

　　我望著印度洋上的萬頃波濤，摹想著他——一個無國籍的青年，戴著鋼盔，蹲在潮濕的馬奇諾戰壕裡，守候著。要是徵求敢死隊，他準頭一個去報名，爭取立個功。

　　然而踏在他腳下的並不是他的國土，法蘭西不是他的祖國。他是個沒有祖國的人——

　　1949年初，我站在生命的一個大十字路口上，做出了決定自己和一家命運的選擇。

　　其實，頭一年這個選擇早已做了。家庭破裂後，正當我急於離開上海之際，劍橋給我來了一封信：大學要成立中文系，要我去講現代中國文學。當時我已參加了作為報紙起義前奏的學習會，政治上從一團漆黑開始瞥見了一線曙光。同時，在國外漂泊了七年，實在不想再出去了。在楊剛的鼓勵下，就寫信回絕了。

　　1949年3月的一天，我正在九龍花墟道寓所裡改著《中國文摘》的稿子，忽然聽到一陣叩門聲。哎呀，劍橋的何倫教授氣喘吁吁地來了。他握住我的手解釋說，是報館給的地址。然後坐下來，呷了一口茶，才告訴我這次到香港他負有兩項使命，一個是替大學採購一批中文書籍——他是位連魯迅這個名字也沒聽說過的《詩經》專家，另一項是「親自把你同你們一家接到劍橋」。口氣裡像是很有把握。他認為我那封回絕的信不能算數，因為那時「中國」（他指的是白色的中國）還沒陷到今天的「危境」（指的是平津戰役後國民黨敗潰的局面）。他估計我會重新考慮整個問題。

　　在劍橋那幾年，這位入了英籍的捷克漢學家對我一直很友好，我常去他家吃茶，還同他度過一個聖誕夜。他一邊切著二十磅重的火雞，一邊談著《詩經》裡「之」字的用法。飯後，他那位曾經是柏林歌劇院名演員的夫人自己彈著鋼琴就唱了起來。在她的指引下，我迷上了西洋古典音樂。

　　可是當時他所說的「危境」正是我以及全體中國人民所渴望著的黎明。我坦率地告訴他說，我是個土生土長的中國人，中國在重生，我不能在這樣時刻走開。

　　兩天后，這位最怕爬樓梯的老教授又來了。一坐下他就聲明這回不是代表大學，而是以一個對共產黨有些「瞭解」的老朋友來對我進行一些規勸。他講的大都是戰後中歐的一些事情：瑪薩裡克死的「不明不白」啦，匈牙利又出了主教叛國案啦。總之，他認為在西方學習過、工作過的人，在共產黨政權下沒有好下場。他甚至哆哆嗦嗦地伸出自指聲音顫抖地說：「知識分子同共產黨的蜜月長不了，長不了。」隨說隨戲劇性地站了起來，看了看腕上的表說：「我後天飛倫敦。明天這時候我再來——聽你的回話。」對於我說的「我不會改變主意」的聲明，他概不理睬。他只伸出個毛茸茸的指頭逗了一個搖籃裡的娃娃說：「為了他，你也不能不好好考慮一下。」

　　西方只有一位何倫，東方的何倫卻不止一位。有的給我送來杜勒斯乃兄寫的一部《斯大林傳》，還特別向我推薦談三五年肅反的那章。有的毛遂自薦當起「參謀」：「你進去容易，出來就難了。延安有老朋友瞭解你？等鬥你的時候，越是老朋友就越得多來上幾句。別看香港這些大黨員眼下同你老兄長老兄短，等人家當了大官兒，你當了下屬的時候再瞧吧。受了委曲不會讓你像季米特洛夫那麼慷慨激昂地當眾講一通的，碰上了德萊季雷福斯那樣的案子，也不會出來個左拉替你大聲疾呼。」

　　於是，參謀出起主意了：「上策嘛，接下劍橋的聘書，將來盡可以回去作客。當共產黨的客人可比當幹部舒服。中策？當個半客人——要求暫時留在香港工作，那樣你還可以保持現在的生活方式，又可以受到一定的禮遇，同時靜觀一下再說。反正憑你這個燕京畢業，在外國又呆過七年的，不把你打成間諜特務，也得罵你一頓『洋奴』！」

　　那一宿，我服過三次安眠藥也不管事。上半夜是那一句句的「忠告」像幾十條蛇在我心裡亂鑽。後半夜我只要一闔上眼，就閃出一幅圖畫，時而黑白，時而帶朦朧彩色，反正是塊破席頭，下面伸出兩隻腳。搖籃裡的娃娃似乎也在做著噩夢。他無緣無故地忽然抽噎起來，從他那委屈的哭聲裡，我仿佛聽到「我要國籍」。

　　天亮了，青山在窗外露出一片赭色。我坐起來，頭腦清醒了一些。

　　兩小時後，我去馬寶道了。臨走留下個短劄給何倫教授：「報館有急事，不能如約等候，十分抱歉。更抱歉的是害你自跑三趟。我仍不改變主意。」

　　八月底的一天，我把行李集中到預先指定的地點，一家人就登上「華安輪」，隨地下黨經青島來到開國前夕的北京。

　　三十個寒暑過去了。這的確是不平靜也是不平凡的三十年。在最絕望的時刻，我從沒後悔過自己在生命那個大十字路口上所邁的方向。今天，只覺得感情的基礎比那時深厚了，想的積極了——不止是不當白華，而是要把自己投人祖國重生這一偉大事業中。

　　一九七九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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