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與批評_聞一多

詩與批評

　　什麼是詩呢？我們誰能大膽地說出什麼是詩呢？我們誰能大膽地決定什麼是詩呢？不能！有多少人是曾經對於詩發表過意見，但那意見不一定是合理的，不一定是真理；那是一種個人的偏見，因為是偏見，所以不一定是對的。但是，我們怎樣決定詩是什麼呢？我以為，來測度詩的不是偏見，應該是批評。

　　對於「什麼是詩」的問題，有兩種對立的主張：

　　有一種人以為：「詩是不負責的宣傳。」

　　另一種人以為：「詩是美的語言。」

　　我們念了一篇詩，一定不會是白念的，只要是好詩，我們念過之後就受了他的影響：詩人在作品中對於人生的看法影響我們，對於人生的態度影響我們，我們就是接受了他的宣傳。詩人用了文字的魔力來征服他的讀者，先用了這種文字的魅力使讀者自然地沉醉，自然地受了催眠，然後便自自然然的接受了詩人的意見，接受他的宣傳。這個宣傳是有如何的效果呢？詩人不問這個，因為他的宣傳是不負責的宣傳。詩人在作品中所表示的意見是可靠的嗎？這是不一定的，詩人有他自己的偏見，偏見不一定是對的。好些人把詩人比做瘋子，瘋人的意見怎麼是真理呢？實在，好些詩人寫下了他的詩篇，他並不想到有什麼效果，他並不為了效果而寫詩，他並不為了宣傳而寫詩，他是為詩而寫詩的；因之，他的詩就是一種不負責的東西了，不負責的東西是好的嗎？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所以，第一種主張，就側重在這種宣傳的效果方面，我想這是一種對於詩的價值論者。

　　好些人念一篇詩時是不理會他的價值的，他只吟味於詞句的安排，驚喜於韻律的美妙：完全折服於文字與技巧中。這種人往往以為他的態度僅止於欣賞，僅止於享受而已。他是為念詩而念詩。其實這是不可能的事，在文字與技巧的魅力上，你並不只享受於那分藝術的功力，你會被征服於不知不覺中，你會不知不覺的為詩人所影響，所迷惑。對於這種不顧價值，而只求感受舒適的人，我想他們是對於詩的效率論者。

　　這兩種態度都是不對的。因為單獨的價值論或是效率論都不是真理。我以為，從批評詩的正確的態度上說，是應該二者兼顧的。

　　柏拉圖在他的《理想國》中趕走了詩人，因為他不滿意詩人。他是一個極端的價值論者，他不滿意于詩人的不負責的宣傳。一篇詩作是以如何殘忍的方式去征服一個讀者。詩篇先以美的顏面去迷惑了一個讀者，叫他沉迷於字面，音韻，旋律，叫他為這些奉獻了自己，然而又以詩人的偏見深深烙印在讀者的靈魂與感情上，然而這是一個如何的烙印——不負責的宣傳已是詩的最大罪名了，我們很難有法子讓詩人對於他的宣傳負責，（詩人是否能負責又是一個問題。）這樣一來，為了防範這種不負責的宣傳，我們是不是可以不要詩了呢？不行，我們覺得詩是非要不可，詩非存在不可的。既然這樣，所以我們要求詩是「負責的宣傳」。我們要求詩人對他的作品負責，但這也許是不容易的事，因之，我們想得用一點外力，我們以社會使詩人負責。

　　負責的問題成為最重要的了，我們為了詩的光榮存在而辯護，所以不能不要求詩的宣傳是負責的，是有利益於社會的。我們想，若是要知道這宣傳是否負責而用新聞檢查的方式，實在是可笑的，我們不能用檢查去瞭解，我們要用批評去瞭解；目前的詩著作是可用檢查的方式限制的，但這限制對於古人是無用的，而且事實上有誰會想出這種類似焚書坑儒的事來折磨我們的詩人呢？我想應該不會，在蘇聯和別的國家也許用一種方法叫詩人負責，方法很簡單，就是，拉著詩人的鼻子走，如同牽牛一樣，政府派詩人做負責的詩，一個紀念，叫詩人做詩，一個建築落成，叫詩人做詩，這樣，好些詩是寫出來了，但結果，在這種方式下產生出來的作品，只是宣傳品而不是詩了，既不是詩，宣傳的力量也就小了或甚至沒有了，最後，這些東西既不是詩，也不是宣傳品，則什麼都不是了，我們知道馬也可夫斯基寫過詩，也寫過宣傳品，後來他自殺了，誰知道他為什麼自殺呢？所以我想，拉著詩人的鼻子走的方式並不是好的方式。

　　政府是可以指導思想的。但叫詩人負責，這不是詩人做得到的，上邊我說，我們需要一點外力，這外力不是發自政府，而是發自社會，我覺得去測度詩的是否為負責的宣傳的任務不是檢查所的先生完成得了的，這個任務，應該交給批評家。

　　每個詩人都有他獨特的性格，作風，意見和態度，這些東西會表現在作品裡。一個讀者要單選上一個詩人的東西讀，也許不是有益而是有害的，因為我們無法擔保這個詩人是完全對的，我們一定要受他的影響，若他的東西有了毒，是則我們就中毒了。雞蛋是一種良好的食品，既滋補而又可口，但據說吃多了是有毒的，所以我們不能天天只吃雞蛋，我們要吃別的東西。讀詩也一樣，我覺得無妨多讀，從龐亂中，可以提取養料來補自己，我們可以讀李白，杜甫，陶潛，李商隱，莎士比亞，但丁，雪萊，甚至其他的一切詩人的東西，好些作品混在一起，有毒的部分抵消了，留下滋養的成分；不負責的部分沒有了，留下負責的成分。因為，我們知道凡是能夠永遠流傳下去的東西，差不多可以說是好的，時間和讀者會無情的淘汰壞的作品。我以為我們可以有一個可靠的選本，這位批評家應該懂得人生，懂得詩，懂得什麼是效率，懂得什麼是價值的這樣一個人。

　　我以為詩是應該自由發展的。什麼形式什麼內容的詩我們都要。我們設想我們的選本是一個治病的藥方，那末裡面可以有李白，杜甫，陶淵明，蘇東坡，歌德，濟慈，莎士比亞；我們可以假想李白是一味大黃吧，陶淵明是一味甘草吧，他們都有用，我們只要適當的配合起來，這個藥方是可以治病的。所以，我們與其去管詩人，叫他負責，我們不如好好的找到一個批評家，批評家不單給我們以好詩，而且可以給社會以好詩。

　　歷史是循環的，所以我現在想提到歷史來幫助我們瞭解我們的時代，瞭解時代賦予詩的意義，瞭解我們批評的態度。封建的時代我們看得出只有社會，沒有個人，《詩經》給他們一個證明。《詩經》的時代過去了，個人從社會裡邊站出來，於是我們發覺《古詩十九首》實在比《詩經》可愛，《楚辭》實在比《詩經》可愛。因為我們自己現在是個人主義社會裡的一員，我們所以喜愛那個人的表現，我們因之覺得《古詩十九首》比《詩經》對我們親切。《詩經》的時代過去了之後，個人主義社會的趨勢已經非常明顯了。而且實實在在就果然迸到了個人主義社會。這時候只有個人，沒有社會。個人是鴆沉於自己的享樂，忘記社會，個人是覓求「效率」以增加自己愉悅的感受，忘記自己以外的人群。陶淵明時代有多少人過極端苦悶的日子，但他不管，他為他自己寫下閒逸的詩篇。謝靈運一樣忘記社會，為自己的愉悅而玩弄文字——當我們想到那時別人的苦難，想著那幅流民圖，我們實實在在覺得陶淵明與謝靈運之流是多麼無心肝，多麼該死——這是個人主義發展到極端了，到了極端，即是宣佈了個人主義的崩潰，滅亡。杜甫出來了，他的筆觸到廣大的社會與人群，他為了這個社會與人群而共同歡樂，共同悲苦，他為社會與人群而振呼。杜甫之後有了白居易，白居易不單是把筆濡染著社會，而且他為當前的事物提出他的主張與見解。詩人從個人的圈子走出來，從小我而走向大我，《詩經》時代只有社會，沒有個人，再進而只有個人沒有社會，進到這時候，已經是成為了個人社會（Individual Society）了。

　　到這裡，我應提出我是重視詩的社會的價值了。我以為不久的將來，我們的社會一定會發展成為Society of Individuals, Individual for Society（社會屬個人，個人為了社會）的，詩是與時代共同呼吸的，所以，我們時代不單要用效率論來批評詩，而更重要的是以價值論詩了，因為加在我們身上的將是一個新時代。

　　詩是要對社會負責了，所以我們需要批評。《詩經》時代何以沒有批評呢？因為，那些作品都是負責的，那些作品沒有「效率」，但有「價值」，而且全是「教育的價值」，所以不用批評了（自然，一篇實在沒有價值的東西也可以說得出價值來的，對這事我們可以不必論及了）。個人主義時代也不要批評，因為詩就是給自己享受享受而已，反正大家標準一樣，批評是多餘的；那時候不論價值，因為效率就是價值（詩話一類的書就只在談效率，全不能算是批評）。但今天，我們需要批評，而且需要正確而健康的批評。

　　春秋時代是一個相當美的時代，那時候政治上保持一種均勢。孔子刪詩，孔子對於詩作過最好的，最合理的批評。在《左傳》上關於詩的批評我認為是對的，孔子注重詩的社會價值。自然，正確的批評是應該兼顧到效率與價值的。

　　從目前的情形看，一般都只講求效率了，而忽視了價值，所以我要大聲疾呼請大家留心價值。有人以為著重價值就會忽略了效率，就會抹煞了效率。我以為不會。這種擔心是多餘的。我們不要以為效率會被抹煞，只要看看普遍的情形。我們不是還叫讀詩叫欣賞詩嗎？我們不是還很重視於字句聲律這些東西嗎？社會價值是重要的，我們要詩成為「負責的宣傳」，就非得著重價值不可，因為價值實在是被「忽視」了。

　　詩是社會的產物，若不是于社會有用的工具，社會是不要他的。詩人掘發出了這原料，讓批評家把他做成工具，交給社會廣大的人群去消化。所以原料是不怕多的，我們什麼詩人都要，什麼樣的詩都要，只要製造工具的人技術高，技術精。

　　我以為詩人有等級的，我們假設說如同別的東西一樣分做一等二等三等，那麼杜甫應該是一等的，因為他的詩博，大，有人說黃山谷，韓昌黎，李義山等都是從杜甫來的，那麼杜甫是包羅了這麼多「資源」，而這些資源大部是優良的美好的，你只念杜甫，你不會中毒，你只念李義山就糟了，你會中毒的，所以李義山只是二等詩人了。陶淵明的詩是美的，我以為他詩裡的資源是類乎珍寶一樣的東西，美麗而沒有用，是則陶淵明應列在杜甫之下。

　　所以，我們需要懂得人生，懂得詩，懂得什麼是效率，懂得什麼是價值的批評家為我們製造工具，編制選本，但是，誰是批評家呢？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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