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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神》之地方色彩


  現在的一般新詩人——新是作時髦解的新——似乎有一種歐化的狂癖,他們的創造中國新詩底鵠的,原來就是要把新詩作成完全的西文詩。(有位作者曾在《詩》裡講道,他所謂後期底作品「已與以前不同而和西洋詩相似」,他認為這是新詩底一步進程,……是件可喜的事。)《女神》不獨形式十分歐化,而且精神也十分歐化的了。《女神》當然在一般人的眼光裡要算新詩進化期中已臻成熟的作品了。

  但是我從頭到今,對於新詩的意義似乎有些不同。我總以為新詩徑直是「新」的,不但新於中國固有的詩,而且新於西方固有的詩;換言之,它不要作純粹的本地詩,但還要保存本地的色彩,它不要做純粹的外洋詩,但又儘量的吸收外洋詩的長處;他要做中西藝術結婚後產生的甯馨兒。我以為詩同一切的藝術應是時代的經線,同地方緯線所編織成的一匹錦;因為藝術不管它是生活的批評也好,是生命的表現也好,總是從生命產生出來的,而生命又不過時間與空間兩個東西底勢力所遺下的腳印罷了。在尋常的方言中有「時代精神」同「地方色彩」兩個名詞,藝術家又常講自創力(originality),各作家有各作家的時代與地方,各團體有各團體的時代與地方,各不皆同;這樣自創力自然有發生的可能了。我們的新詩人若時時不忘我們的「今時」同我們的「此地」,我們自會有了自創力,我們的作品自既不同於今日以前的舊藝術,又不同於中國以外的洋藝術。這個然後才是我們翹望默禱的新藝術了!

  我們的舊詩大體上看來太沒有時代精神的變化了,從唐朝起,我們的詩發育到成年時期了,以後便似乎不大肯長了,直到這回革命以前,詩底形式同精神還差不多是當初那個老模樣。(詞曲同詩相去實不甚遠,現行的新詩卻大不同了。)不獨藝術為然,我們底文化底全體也是這樣,好像吃了長生不老的金丹似的。新思潮底波動便是我們需求時代精神的覺悟。於是一變而矯枉過正,到了如今,一味的時髦是鶩,似乎又把「此地」兩字忘到蹤影不見了。現在的新詩中有的是「德謨克拉西」,有的是泰果爾,亞坡羅,有的是「心弦」「洗禮」等洋名詞。但是,我們的中國在哪裡?我們四千年的華胄在哪裡?哪裡是我們的大江,黃河,昆侖,泰山,洞庭,西子?又哪裡是我們的《三百篇》,《楚騷》,李,杜,蘇,陸?《女神》關於這一點還不算罪大惡極,但多半的時候在他的抒情的諸作裡並不強似別人。《女神》中所用的典故,西方的比中國的多多了,例如Apollo, Venus, Cupid, Bacchus, Prometheus, Hygeia, ……是屬￿神話的;其餘屬￿歷史的更不勝枚舉了。《女神》中底西洋的事物名詞處處都是,數都不知從哪裡數起。《鳳凰涅槃》底鳳凰是天方國底「菲尼克斯」,並非中華的鳳凰。詩人觀畫觀的是Millet底Shepherdess,贊像贊的是Beethoven底像。他所羡慕的工人是炭坑裡的工人,不是人力車夫。他聽雞聲,不想著笛簧的律呂而想著orchestra底音樂。地球底自轉公轉,在他看來,「就好像一個跳著舞的女郎」,太陽又「同那月桂冠兒一樣」。他的心思分馳時,他又「好像個受著磔刑的耶穌」。他又說他的胸中像個黑奴。當然,女神產生的時候,作者是在一個盲從歐化的日本,他的環境當然差不多是西洋環境,而且他讀的書又是西洋的書;無怪他所見聞,所想念的都是西洋的東西。但我還以為這是一個非常的例子,差不多是個畸形的情況。若我在郭君底地位,我定要用一種非常的態度去應付,節制這種非常的情況。那便是我要時時刻刻想著我是個中國人,我要做新詩,但是中國的新詩,我並不要做個西洋人說中國話,也不要人們誤會我的作品是翻譯的西文詩;那麼我著作時,庶不致這樣隨便了。郭君是個不相信「做」詩的人,我也不相信沒有得著詩的靈感者就可以從揉煉字句中作出好詩來。但郭君這種過於歐化的毛病也許就是太不「做」詩的結果。選擇是創造藝術的程序中最緊要的一層手續,自然的不都是美的;美不是現成的。其實沒有選擇便沒有藝術,因為那樣便無以鑒別美醜了。

  《女神》還有一個最明顯的缺憾,那便是詩中夾用可以不用的西洋文字了。《雪朝》《演奏會上》兩首詩徑直是中英合璧了,我們以為很多的英文字實沒有用原文底必要。如pantheism, rhythm, energy, disillusion, orchestra, pioneer都不是完全不能翻譯的,並且有的在本集中他處已經用過譯文的。實在很多次數,他用原文,並非因為意義不能翻譯的關係,乃因音節關係,例如——

  「我是全宇宙底energy底總量。」

  像這種地方的的確確是興會到了,信口而出,到了那地方似乎為音節的圓滿起見,一個單音是不夠的,於是就以「恩勒結」(energy)三個音代「力」底一個音。無論作者有意地歐化詩體,或無意地失於檢點,這總是有點講不大過去的。這雖是小地方,但一個成熟的藝術家,自有餘裕的精力顧到這裡,以謀其作品之完美。所以我的批評也許不算過分吧?

  我前面提到《女神》之薄於地方色彩底原因是在其作者所居的環境。但環境從來沒有對於藝術產品之性質負過完全責任,因為單是環境不能產生藝術。所以我想日本底環境固應對《女神》的內容負一分責任,但此外定還有別的關係。這個關係我疑心或者就是《女神》之作者對於中國文化之隔膜。我們前篇已經看到《女神》怎樣富於近代精神。近代精神——即西方文化——不幸得很,是同我國的文化根本背道而馳的;所以一個人醉心於前者定不能對於後者有十分的同情與瞭解。《女神》底作者,這樣看來,定不是對於我國文化真能瞭解,深表同情者。我們看他回到上海,他只看見——

  「遊閑的屍,淫囂的肉,長的男袍,短的女袖,滿目都是骷髏,滿街都是靈樞,亂闖,亂走。」

  其實他哪知道「滿目骷髏」「滿街靈柩」的上海實在就是西方文化遺下的罪孽?受了西方底毒的上海其實又何異於受了西方底毒的東京,橫濱,長崎,神戶呢?不過這些日本都市受毒受的更徹底一點罷了。但是這一段閒話是節外生枝,我的本意是要指出《女神》底作者對於中國,只看見他的壞處,看不見他的好處。他並不是不愛中國,而他確是不愛中國的文化。我個人同女神底作者底態度不同之處是在:我愛中國固因他是我的祖國,而尤因他是有他那種可敬愛的文化的國家;《女神》之作者愛中國,只因他是他的祖國,因為是他的祖國,便有那種不能引他敬愛的文化,他還是愛他。愛祖國是情緒底事,愛文化是理智底事。一般所提倡的愛國專有情緒的愛就夠了;所以沒有理智的愛並不足以詬病一個愛國之士。但是我們現在討論的另是一個問題,是理智上愛國之文化底問題。(或精辨之,這種不當稱愛慕而當稱鑒賞。)

  愛國的情緒見於《女神》中的次數極多,比別人的集中都多些。《棠棣之花》,《爐中煤》,《晨安》,《浴海》,《黃浦江口》都可以作證。但是他鑒賞中國文化底地方少極了,而且不徹底,在《巨炮之教訓》裡他借托爾斯泰底口氣說道——

  「我愛你是中國人。我愛你們中國的墨與老」。

  在《西湖紀遊》裡他又稱讚——

  「那幾個肅靜的西人一心在校勘原稿。」

  但是既真愛老子為什麼又要作「飛奔」,「狂叫」,「燃燒」的天狗呢?為什麼又要吼著——

  「啊啊!不斷的毀壞,不斷的創造,不斷的努力喲!」

  ——《立在地球邊上放號》

  「我崇拜創造的精神,崇拜力,崇拜血,崇拜心臟;我崇拜炸彈,崇拜悲哀,崇拜破壞;」

  ——《我是個偶像崇拜者》

  「我要看你『自我』底爆裂開出血紅的花來喲!」

  ——《新陽關三疊》

  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個什麼主張。但我只覺得他喊著創造,破壞,反抗,奮鬥的聲音,比——

  「倡道慈儉,不敢先底三寶」

  底聲音大多了,所以我就決定他的精神還是西方的精神。再者他所歌謳的東方人物如屈原,聶政,聶荌,都帶幾分西方人底色彩。他愛莊子是為他的泛神論,而非為他的全套的出世哲學。他所愛的老子恐怕只是托爾斯泰所愛的老子。墨子底學說本來很富於西方的成分,難怪他也不反對。

  《女神》底作者既這樣富於西方的激動底精神,他對於東方的恬靜底美當然不大能領略,《密桑索羅普之夜歌》是個特別而且奇怪的例外。《西湖紀遊》不過是自然美之鑒賞。這種鑒賞同鑒賞太宰府,十裡松原底自然美,沒有什麼分別。

  有人提倡什麼世界文學。那麼不顧地方色彩的文學就當有了託辭了嗎?但這件事能不能是個問題,宜不宜又是個問題。將世界各民族底文學都歸成一樣的,恐怕文學要失去好多的美。一樣顏色畫不成一幅完全的畫,因為色彩是繪畫的一樣要素。將各種文學並成一種,便等於將各種顏色合成一種黑色,畫出一張sketch來。我不知道一幅彩畫同一幅單色的sketch比,哪樣美觀些。西諺曰「變化是生活底香料」。真要建設一個好的世界文學,只有各國文學充分發展其地方色彩,同時又貫以一種共同的時代精神,然後並而觀之,各種色料雖互相差異,卻又互相調和,這便正符那條藝術底金科玉臬「變異中之一律」了。

  以上我所批評《女神》之處,非特《女神》為然,當今詩壇之名將莫不皆然,只是程度各有深淺罷了。若求糾正這種毛病,我以為一樁,當恢復我們對於舊文學底信仰,因為我們不能開天闢地(事實與理論上是萬不可能的),我們只能夠並且應當在舊的基礎上建設新的房屋。二樁,我們更應瞭解我們東方底文化。東方的文化是絕對的美的,是韻雅的。東方的文化而且又是人類所有的最徹底的文化。哦!我們不要被叫囂獷野的西人嚇倒了!

  「東方的魂喲!
  雍容溫厚的東方的魂喲!
  不在檀香爐上嫋嫋的輕煙裡了,
  虔禱的人們還膜拜些什麼?
  東方的魂喲!
  通靈潔徹的東方的魂喲!
  不在幽篁的疏影裡了,
  虔禱的人們還供奉著些什麼?」

  ——梁實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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