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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瑋德


  這樣一個不好炫耀,不肯盤剝自己的才力的青年作家,他的存在既沒有十分被人注意,他的死亡在社會上諒也不算一件了不得的事。這現象談不到什麼公平不公平。

  在作品的產出上既不曾以量勝人,在表現自己的種種手法上又不像操過一次心,結果,他受著社會的漠視,還不是應該的?瑋德死了,寂寞的死了,在幾個朋友的心上自然要永遠留下一層寂寞的陰影,但除此以外,恐怕就沒有什麼了。歷史上的定價是按成績折算的。這人的成績誠然已經可觀了,但他前途的希望卻遠過於他的成績。

  「希望」在深知他的人看來,也許比成績還可貴,但深知他又怎麼著,你能憑這所謂「希望」者替他向未來爭得一半個煊赫的地位嗎?地位不地位,在瑋德自己本是毫不介意的(一個人生前尚不汲汲於求之,難道死後還會變節),倒是我們從此永遠看不到那希望形成燦爛的事實,我們自己的損失卻大了。

  瑋德死了,我今天不以私交的情誼來哀悼他。在某種較廣大的意義上,他的死更是我們的損失,更令我痛惜而沉思。

  國家的軀體殘毀到這樣,國家的靈魂又在悠久的文化的末路中喘息著。一個孱弱如瑋德的文人恐怕是擔不起執干戈以衛社稷的責任的,而這責任也不見得是從事文藝的人們最適宜的任務。但是為綿續那殘喘中的靈魂的工作設想,瑋德無疑的是合格的一員。我初次看見瑋德的時候,便想起唐人兩句詩:「幾度見詩詩盡好,及觀標格過於詩。」瑋德的標格,我無以名之,最好借用一個時髦的話語來稱它為「中國本位文化」的風度。時賢所提出的「本位文化」這名詞,我不知道能否應用到物質建設上,但談到文學藝術,則無論新到什麼程度,總不能沒有一個民族的本位精神存在於其中。可惜在目前這西化的狂熱中,大家正為著模仿某國或某派的作風而忙得不可開交,文藝作家似乎還沒有對這問題深切的注意過。即令注意到了,恐怕因為素養的限制一時也無從解決它。因為我所指的不是掇拾一兩個舊詩詞的語句來裝點門面便可了事的。事情沒有那樣的簡單。

  我甚至於可以說這事與詩詞一類的東西無大關係。要的是對本國歷史與文化的普遍而深刻的認識,與由這種認識而生的一種熱烈的追懷,拿前人的語句來說,便是「發思古之幽情」。一個作家非有這種情懷,決不足為他的文化的代言者,而一個人除非是他的文化的代言者,又不足稱為一個作家。我們既不能老恃著PearlBuck在小說裡寫我們的農村生活,或一二准PearlBuck在戲劇裡寫我們的學校生活,那麼,這比小說戲劇還要主觀,還要嚴重的詩,更不能不要道地的本國人,並且徹底的瞭解,真誠的愛慕「本位文化」的人來寫它了。技術無妨西化,甚至可以儘量的西化,但本質和精神卻要自己的。

  我這主張也許有人要說便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對了,我承認我對新詩的主張是舊到和張之洞一般。唯其如此,我才能愛瑋德的標格,才極其重視他的前途。我並不是說瑋德這樣年輕的人,在所謂「中學」者上有了如何精深的造詣,但他對這方面的態度是正確的,而向這方面努力的意向決是一天天的在加強。夢家有一次告訴我,說接到瑋德從廈門來信,說是正在研究明史。

  那是偶爾的興趣的轉移嗎?但那轉移是太巧了。和瑋德一起作詩的朋友,如大綱原是治本國史的、毓棠是治西洋史的,近來兼致力於本國史,夢家現在也在從古文字中追求古史。何以大家都不約而同的走上一個方向?我期待著早晚新詩定要展開一個新局面,瑋德和他這幾位朋友便是這局面的開拓者。可是正當我在為新詩的遠大的前途欣慰著的時候,瑋德死了,這樣早就摔下他的工作死了!我想到這損失的意義,更不能不痛惜而深思。

  1935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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