爐邊瑣談|王統照

爐邊瑣談

　　不一定專談「文」，也不一定專談「藝術」，可是無論談古、說今總與文藝有關。我在嚴重的支氣管炎的冬病中，偶有所感，寫下幾百字或幾千字。算不得像樣的文章，只是在不能出門的養病期間聊抒所感罷了。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三日

　　一　從《十五貫》的兩個官員談起

　　朱氏在清初寫了《雙熊記》的傳奇，後有幾出被選入《綴白裘》。從前也只是零出在昆曲舞臺上表演，向少全劇演出的。本來，兩個案件太複雜，也太巧合，尤其是前一案殊不近理，還有宣傳迷信的關係。即在舊時代也覺得演出無味。浙江省的「昆蘇劇團」精心結構地把這個舊劇本重新改編，去了前一案，而將後一案的主要情節、經過，在三小時內一氣演完。雖然把唱詞改變了一些，曲調也換了一些，然對於這個戲的精華卻能予以發揚。自從在北京演出後，名聞全國，京劇及許多地方劇種也在上演此劇。大家盡知，不須多說。

　　我這裡只說劇中主角況鐘與次一點的角色、他的上司周忱。我以前真記不得他們兩位在明代是確有其人的，雖然曾約略地看過《明史》，可是那末多的「列傳」，不是很特殊的人物怎能都記下來。因在濟南看過「昆蘇劇團」夏間到此上演後，仿佛記起明代有周忱其人，亦未查書。以偶然的機會，過了一個多月，讀別的書，知道明朝宣德時曾以「郡守」多不稱職，經薦舉，特賜「敕書」派遣況鐘等九人出任九府知府……這是個小發現，我想從《明史》中看看況鐘的「官聲」。秋間有暇，果然找到了他的「列傳」。文太長不能全錄，節抄如下：

　　況鐘字伯律，靖安人。初以吏事尚書呂震，奇其才，薦授儀制司主事，遷郎中。宣德五年，帝以郡守多不稱職，會蘇州等九府缺，皆雄劇地，命部院舉其屬之廉能者補之。鐘用尚書蹇義、胡溁等薦擢知蘇州，賜敕以遣之。

　　蘇州賦役繁重，豪猾舞文為奸利，最號難治。鐘乘傳至府。初視事，群吏環立請判牒，鐘佯不省，左右顧問，惟吏所欲行止，吏大喜，謂太守閣易欺。越三日，召詰之曰：「前某事宜行若止我，某事宜止若強我行。若輩舞文久，罪當死！」立捶殺數人，盡斥屬僚之貪虐庸懦者，一府大震，皆奉法。鐘乃蠲煩苛，立條教，事不便民者立上書言之。

　　……又言近奉詔募人佃官田民荒田，官田准民田起科，無人種者除賦額。昆山諸縣民以死徙從軍除籍者凡三萬三千四百餘戶，所遺官田二千九百八十余頃，應減稅十四萬九千余石。其他官田沒海者賦額猶存，宜皆如詔書從事。臣所領七縣秋糧二百七十七萬九千石有奇，其中民糧止十五萬三千余石，而官糧乃至二百六十二萬五千余石，有畝征至三石者，輕重不均如此。洪永間今出馬役于北方諸驛，前後四百餘匹，期三歲遣還。今已三十餘歲矣，馬死則補，未有休時。工部征三梭闊布八百匹，浙江十一府至百匹，而蘇州乃至七百。乞敕所司處置。帝悉報許。

　　當是時屢詔減蘇松重賦，鐘與巡撫周忱悉心計劃，奏免七十余萬石。凡忱所行善政，鐘皆協力成之。所積濟農倉粟歲數十萬石，賑荒之外以代民間雜辦及逋租。

　　……興利除害不遺餘力，鋤豪強，植良善，民奉之若神。先是中使織造採辦及購花木禽鳥者踵至，郡佐以下動遭笞縛，而衛所將卒、淩虐小民。鐘在斂跡不敢肆。雖上官及他省吏過其地者，鹹心憚之！

　　……正統六年秋滿當遷，郡民二萬餘人走訴巡按禦史張文昌，乞再任。詔進正三品俸，仍視府事。明年十二月卒於官，吏民聚哭為立祠，鐘剛正廉潔，孜孜愛民，前後守蘇者莫能及。……

　　按明宣德共九年，況鐘是從宣德五年奉了敕書往蘇州做「特命」知府，到正統六年，恰及十年。又被當地人民留下，只是加了品級，然又過了一個整年，死于任上。前後十年的知府，在蘇州是做了一些封建時代關懷民間疾苦的事，不然，不會應遷去時，有兩萬多地方人到巡撫禦史那裡去挽留繼任的。

　　《明史》在他的傳裡，注重在清理財賦、減輕蘇州糧賦重壓這一方面，因為這是當時蘇州地方的一大問題。因此，關於況鐘在蘇州知府任上其他設施就沒有什麼敘述了。至於平反冤獄等事根本未提，也許寫他的略傳的認為這不是他的重要表現吧。

　　在幾百年後讀《雙熊記》，看《十五貫》的演出，況鐘是位剛正廉明、見義勇為且富有才能的好官，這是肯定無疑的了。我想朱氏既以況鐘、周忱兩位官職頗高的明代官吏作傳奇中的腳色，那末《十五貫》這一案大約也是有些事實，絕非純憑空想而來。前一案有點空想，似乎只是作者圖劇情的繁雜、熱鬧，故爾這麼寫成。其實在戲曲的結構上，在人物的集中上，反而不調和，不適宜，不如單一案件為佳。《十五貫》的偶爾巧合，在事實上非不可能，要在況鐘在監斬時識破案情，對於過於執的不加調查、分析，主觀主義的臆斷，幾乎使一對活生生男女青年作了刀下冤鬼，他動了疑念，遂毫不遲疑地去見周忱，要求延期處斬囚犯，從新調查案件。劇作者為了增加戲劇效果，為了凸出況鐘夜半後求見「都堂」的熱誠，所以在「見都」一出中有意地使周忱擺擺排場，其實作者對周忱並沒以反面人物或齷齪官僚相看，聰明的觀眾自然容易瞭解。

　　周忱在江蘇任職比起況鐘在蘇州任上的年歲還多，他辦的事情更大，年紀也似乎大一些。

　　下面，再簡抄周忱的略傳，以資參考。按周忱傳，他是永樂二年進士，選庶吉士。

　　「浮沈郎署二十年，人無知者，獨夏原吉奇之」。「五年九月，帝以天下財賦多不理，而江南為甚，蘇州一郡積逋至八百萬石。思得才力重臣往厘之，乃用大學士楊榮薦，遷忱工部右侍郎，巡撫江南諸府，總督稅糧。」

　　他在江南巡撫任上「以九載秩滿遷左侍郎。六年命兼理湖州嘉興二府稅糧」。「曆宣德、正統二十年間，朝廷委任益專；兩遭親喪皆起複視事。忱于此益發舒，見利害必言，言無不聽」再以九載滿進戶部尚書，尋以江西人不得官戶部，乃改工部仍巡撫。他是直到明景帝時，因言官劾其妄費，「景帝素知忱賢，大臣亦多保持之，但令致仕」。「景太四年十月卒，諡文襄」（按明代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令浙江、江西、蘇松人毋得任戶部）。

　　他與況鐘不同，他是少年科甲中的得意者，不是以學吏出身。除卻在京城郎署中二十年外，他的官任、政績完全在江蘇巡撫任上。前後兩個九年，距其卒年不久才致仕而去。即從永樂二年算起，到景太四年共五十年，那麼，周忱的年齡至少也在七十多歲與八十歲之間。他在江蘇巡撫任上，年歲這麼久，主要是清理財賦，作出了一些增加國庫收入減輕民間負擔的成績。這裡不去一一敘列。他的本傳中也提到與況鐘的合作說：「既久任江南，與吏民相習，若家人父子。每行村落，屏去騶從，與農夫餉婦相對，從容問所疾苦，為之商略處置。其馭下也，雖卑官冗吏悉開心訪納。遇長吏有能如況鐘及松江知府趙豫，……則推心與諮畫，務盡其長，故事無不舉。」

　　由於周忱的官位高，職權大，後又受命兼理湖州、嘉興二府稅糧，所以他那二十多年以巡撫江南的資格，對於收漕米、貯倉、起運；對於「蘇賦比他府獨重」的官民田租，與況鐘「曲算累月」每月減少了七十二萬余石；對於「濟農倉」的設立；對於監課的持平辦法漢；對於松江上流的開浚；對於吳淞江畔「沙塗柴場」的開墾；對於「無錫官田賦白米太重，請改征租米的施行等等，都是他的政績的卓卓之點，也是在那個時代還能盡力辦到的事。關於這些不想多及。然合觀兩傳況鐘與周忱並無什麼隔閡，雖有上司屬官的分別，但他們卻很能合作，還是為江蘇辦了一些在封建時代的「好事」。

　　如能找到明代的蘇州府志，對於況鐘或另有詳細的記載。

　　總之，談戲曲中的人物不是作歷史考證，就是當日作者筆下的人物完全出自虛構，一樣是可成為優秀作品的。不過朱氏既以況、周真人寫人傳奇，不論熊氏兄弟兩案有否，總是作者對況鐘的讚美。也因此他另外虛構了一個十足的官僚主義者「過於執」，作為反面人物的陪襯，使此劇愈越生色。至於兩個巧合案件，我重說一句，《十五貫》一案在當時或者有點根據，至於前一案就太不可靠了。

　　這篇短文不是討論劇情，也非研究劇中的腳色，只是從書本上把況鐘、周忱兩人的歷史、官聲約略寫出，以供「昆蘇劇團」與研究此劇者的參考而已。

　　二　京劇《打嚴嵩》的本事由來

　　中國戲曲善於以極少數的演員集中精煉地表現一個動人的故事，能深入人心，使觀眾屢觀不厭。這如不具有編劇的經驗與對人情的深切瞭解，具有豐富的舞臺演出經驗，且對腳色與事實應怎樣配合表現，才能在觀眾中發生效果，那是編不出來也表演不好的。三句不離本行，這種劇本即不是老藝人的自編自演，至少編者也是常常在前臺、後臺或和老藝人有深切交往的。如非這樣，縱然滿肚皮書本子，滿口的詞藻，滿懷想編成「富有教訓意義的戲劇」概念，其結果不過是一番好意的「概念化」而已，觀眾卻不容易接受，也不會對這種無「烹煉」的戲有所興感。

　　戲曲中這樣優秀的遺產不勝舉數，流行普遍的京劇的劇本如《群英會》、《烏龍院》、《打漁殺家》等等，而《打嚴嵩》也是這一類型中的一出。

　　這麼適當地投合觀眾真正愛憎所在的劇目，它並不以唱腔擅長，完全在說白與做派上下工夫，快慢、高低、前後、鬆緊，火候差一點便顯不出劇情的緊湊，也表達不出腳色的心理與行動的變化。所以，表演起來並不容易。周信芳先生演這個戲，我記得總看過四五回了，可是每看一回總是全神貫注地看到底，如讀好詩，如觀名畫，不是一覽之後便引不起再讀、重觀的意興的。

　　這裡不談戲曲的藝術問題，僅略談本事，以待研證。

　　嚴嵩的巴結皇帝，招權納賄，又有他的作惡多端的兒子嚴世蕃「助紂為虐」，在明朝萬曆二十多年中，把朝政弄得一團糟，收得財賄無數。所以，為這個奸臣父子說的書，唱的戲，使他成為一個典型化的人物。《打嚴嵩》這個劇目無疑是出自明末人的手筆，不管是完全由老藝人自編或是文人與老藝人合作，它的主題明確，情節曲折而不紛繁，深入人心，也使觀眾大快人心！

　　使嚴嵩被打於王府，和被鄒應龍教唆裝扮挨打，這當然是虛構的事。即使是一個不知歷史的觀眾也不會相信以那麼奸詐的「當朝宰相」，竟會被一個初入宦途不久的鄒應龍任意耍笑得這般狼狽。但雖然明知事不必有，可是在人情上卻盼望他有這番遭遇。在還沒被撤職為民之前，居然被一個新官調笑得像個木偶，要他怎樣，他便怎樣。觀眾在微笑中看下去，覺得稱了心願，合乎人情，於是戲劇的效果收到，演員的表演也就有了成績。

　　人物是真的，劇情是虛構的。可是劇中形容鄒應龍的聰明，隨機應變，也並非絕無根據。嚴嵩在明朝萬曆年間獨握朝權達二十年之久（從嘉靖二十一年八月拜武英殿大學士，入值文淵閣起，至嘉靖四十年五月被鄒參後勒令致仕止），以「青詞」阿諛巴結那個想做神仙的皇帝，所有同列參政的不是被他陷害、去職，便是陪列，聊充員數。至於賣官納賄，陷害中外官員，又有他的兒子、家人交助搜刮，富傾全國，不須盡說。前後參劾他父子的，如謝瑜、葉經、趙錦、王宗茂、沈煉、徐學詩、楊繼盛、吳時來、董傳策諸人，不但不能動他分毫，反被他們父子用種種手段，明陷暗害，有的則置之死地。為什麼鄒應龍以一個新進的微官居然一參就准，那個昏憒的皇帝又何以這樣便會「覺於一旦」？其實還是鄒應龍「善觀風色」，——看透了時機。他更明白當時的吏部尚書徐階——嚴氏父子的對頭，已漸獲得朱厚熜（嘉靖本名）的親信，對久已專權的嚴嵩有些煩厭。大約鄒應龍也是個頗為活動的官僚，他與某些宦官們熟識，因為避雨到某「內侍」家，知道了因扶乩得到朱厚熜寵倖的方士藍道行曾借乩語，攻擊嚴氏，朱厚熜便有意去嵩的事。他把其中關係看得透徹，於是上疏主參嚴世蕃，附帶嚴嵩，一擊便中。我想他與徐階的排嚴是具有聯合作用的。這裡不專論歷史，便不多敘。總之，在這個劇目中，作者把鄒應龍形容得那麼會軟會硬；機智、靈活，這與他的為人很相稱合，並非完全出於臆造。

　　鄒應龍雖是參倒了嚴氏父子，如沒有徐階後來的策劃，則究竟「鹿死誰手」，可也難講。到底朱厚熜對於這位八十老翁的「青詞大學士」還是有不忍之心。《明史》鄒應龍傳中說：

　　……然帝雖罷嵩，念其贊修元功，意忽忽不樂！手劄諭階：嵩已退，其子已伏辜，敢再言者，當並應龍斬之。應龍深自危，不敢履任，賴階調護始視事。禦史張檟巡監河東，不知帝旨。上疏言陛下已顯擢應龍，而王宗茂、趙錦輩首發大奸未召，是曲突者不賞也。帝大怒，立逮至，杖六十，斥為民。久之，世蕃誅，應龍乃自安。

　　以朱厚熜那種性格的皇帝，對於嚴氏父子的老關係，如果嚴世蕃不死，難保對這一大案後來沒有反復，嚴世蕃被劾，罪戍雷州，他雖然沒到戍所，就返回鈐山「益大治園亭。其監工奴見袁州推官郭諫臣，不為起。」可見他父子的餘威猶在，一般官員不敢得罪他們。那時有個禦史林潤曾劾過嚴党鄢懋卿，怕報復，便聯合諫臣「謀發其罪，且及冤殺楊繼盛、沈煉狀」。這個讞詞沒等奏聞，先給徐階看了，到底是個手段老辣的人物，徐階說：「夫楊、沈之獄，嵩皆巧取上旨，今顯及之，是彰上過也。必如是，諸君且不測，嚴公子騎款段出都門矣！」他改了原詞，敘嚴世蕃「以南昌倉地有王氣，取以治第，制擬王者。又結宗人典模陰伺非常，多聚亡命」世蕃的客人羅龍文「又招直（指汪直）餘黨五百餘人，謀為世蕃外投日本」。這幾項危及到帝位的利害的控告，比起那一般諫官只知翻舊案的迥然不相同。法司黃光昇等把這個新讞詞奏上去，世蕃才被斬，家產籍沒。（劇本中說常寶童窩藏丘、馬二匠人，一般觀眾往往不明白為了何事。）按劇情說是「嚴嵩正在私宅裡鳩營密室，陰謀篡位。鄒等將為嚴嵩私造密室的官丘、馬二人誘入開山王府軟禁，作為揭發罪狀的重要人證。」——見周信芳演出劇本選集中此劇的前記——其實這與徐階改後所告已被參倒的嚴世蕃在南昌「取以治第，私擬王者」的罪狀多少有點關合。

　　這一段雖與《打嚴嵩》一劇無關，可是順便敘出來，足見只靠鄒應龍這一本參奏，還是不能把「冰山」完全打倒的。

　　至於劇中添上鄒應龍慫恿嚴嵩到常寶童王府去，自己卻先去與常寶童定計，以耍無賴的手段辱打嚴嵩，更是無中生有的一段。京劇中往往以某某賢王作某個「忠良」的保護人，與當時的（劇中的）權奸相抗。如《楊家將》中之「八賢王」即其一例，而《提寇》（地方戲中亦有此劇目）也是這樣。《打嚴嵩》正是用的同一手法，其實明代的異姓王哪會有這麼大的權威。而且常遇春雖在死後封為開平王，可是到他的兩個兒子身上，已經是一個被「安置」且死于龍州，一個則究是死于因抗燕兵還是被朱元璋所殺，史無明文。以後並無襲爵位的，只是嘉靖十年才複封常元振為懷遠侯。劇本中強拉上的這個常寶童是否影射著常元振，自難斷定。總之，這是劇作者應用「八賢王」的辦法，使嚴嵩即被辱打，又受鄒氏調教，被打毀面，裝傷抗奏，使觀眾為之大快罷了。自然，如沒有常寶童這場戲，鄒應龍也沒處巧施「機關」，使這齣喜劇得以完成。

　　引證太多近乎談史，聊止於此。但劇作者單挑出鄒應龍這個人物來與權奸對比，還有對他有表揚與佩服的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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