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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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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報崔黯秀才論為文書》中,有數句:「今世因貴辭而矜書,粉澤以為工,遒密以為能,不亦外乎?」他的意思的確是為「文以載道」而發的。因為在上文他說:「道假辭而明;辭假書而傳,要之之道而已耳。」下文又有:「凡人好辭工書皆病癖也,吾不幸蚤得二病,學道以來日思針砭,攻熨,卒不能去」云云。我們古來的文人總不甘以文人自居,一方是搜索枯腸對付他的病癖,一方卻又以文辭為「小技」,必需穿上一件莊嚴的外套,——為的「載道」。這樣例證在所謂古文家中比比皆是。但無論他所志的「道」是什麼,柳氏的文字確能刪繁去冗,得清要的訣竅。批評柳氏詩文的人不說是「雄深雅健」,便是「所貴於枯淡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他對「今世」文章的粉澤,遒密,以為是「之道」的大弊。但話要活看,打開他自己的詩文集,使讀者感到「工」,感到「能」的佳處,也正是他善於用粉澤,遒密工夫的地方。不過他尤著重在立意,在旨趣——在文章的骨幹。(這是取證自然不是與近代文學作品相比。)雖時代不同,他的心目中的「道」(其實柳氏何嘗不自知那件莊嚴的外套披在他身上不能合適。)我們可置之不論,而為文章必「言中有物」,不徒然在文字的外形上塗粉澤,與作遒密的工夫;那樣,即使工夫到家,不過是悅目的玩藝而已! 他主張文字要新,「……蚤夜孜孜,何畏不日日新又日新也。」(《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 由此可知,在立意,遣辭上,他是不拘守成法,而時時要用新鮮的手法的。 每一個作者,不論古今,若把文字完全看做是天籟,是偶得,是自然而然的產生品,用不到人造的(藝術的)工夫;或者以為文章只是發表思想,(載道)思想道破,橫說豎說俱無講究,目的惟期明瞭,這是一個重大的錯誤。但相反,因為過重修飾,藻繪,在色彩,聲音,形態上描眉,畫眼,抑揚,高低,加一分分量覺得太重;去一分覺得太輕,(我們固然贊同這忠於藝術的態度,但一件完美的藝術品不是只可看外形的。)也許他可把一篇文字做成一件「天衣」,找不到一絲的針線痕跡,結果,是漂亮,華耀,好看,好玩,既不能穿,又不適用。這難道是需要文學作品的惟一道理? 惟善為文字的人懂得怎樣把「粉澤」的工夫用得恰當,把「遒密」的針線不僅織在文字的外形上,要在旨趣,立意上先有一番斟酌。 所以繁雜的文字雖然作者用力恒多,但為求完全,不肯剪裁,不忍篩落,使讀者費損精神,讀過後有茫然之感。這最是作者的失敗處。 「得心應手」方是文章的妙境,在作者無拘牽遷就之苦,也自有一種力量把讀者吸住,不須勉強,易生感應。沒有繁雜湊數的作品可使作者先能領略「得心應手」的興趣。不許不作,不好不作;勉強尋思,抓到一個簡單的意念生添上一些不相稱的背景與虛浮的人物,支支,節節,到處顯出破綻。或者硬把事實比附意念,滯礙,重複,那多餘的質料現出不調和的色彩,只見斑斑,點點,卻點染不成一幅動人的畫圖。 僅能塗粉澤與使文字的外形遒密已經是虛有其表,何況連均稱的外形都做不好,空塗上一片繁雜的顏色。 現在即找不到多少「雄深雅健」。(所謂「雅」並不是狹意地只使文辭美化。)的文章,但刪汰繁雜,力求「清要」,更能時時有新的發現,——無論在立意,佈局與描寫的方法上,——也是新文學前途的一條通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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