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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高爾基的戲劇《野蠻人》及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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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野蠻人? 「野蠻」的大概意思是說沒有教化,不懂禮儀,「不會文明」,幾乎與野獸二字有差不多的解釋。我們靜下心想一想,就咱們以前的社會階層上說,像是「古已有之」的傳統觀念:「野人」「真村野」「莊稼人」「賣力氣的」,這些常常掛在一般士大夫、鄉紳、地主口頭上帶著不屑的意味說出的,還不是一般的被支配被統治的「小人」階層——也就是一般的工農大眾!可是,這還只是很普通的看法,更深進一層,就是在舊日的資產階級知識階級中,他們因地位不同,身份不同,行業不同,小利害的關係不同,也還有彼此合不攏,彼此瞧不起的實情。譬如官僚與商人,士君子與鄉紳惡霸,都會中的所謂「上流階級」與縣鄉的小統治集團中的分子,雖然口裡或者還不至像對待所謂「下等人」的口吻,直接了當地以「野氣」「村野」等等的話相加,他們的心裡卻有這類意念的鑄型。這就是舊日資產階級與知識階級的本身的壞根性,也就是他們在彼此互相蔑視、互相譏評中的裂痕。自然,在壓迫工農大眾,在維持他們普通的共同利益上是趨於一致,除此一點外,他們也有其內部的衝突。 高爾基以真確描繪與批判的眼光寫出上述兩種小說。還有一九〇〇年的《三人》,主角伊利亞是小市民出身,而努力從苟安的個人圈子中的趣味與空想出發成為首飾店主。一切生活起初他很感滿意,可是時間稍久,他又有不滿足的感想。老是天天呆在帳房裡自覺不對,可是怎麼樣,既然沒有見地,沒有毅力,能創造出未來的新生活,又不安于當前,自然煩懣苦痛,這主角終以碰壁了卻一生。 高爾基從幼年就出身貧苦,到少年期老早體驗到革命理論的影響的生活經驗,又以他的天才在那種意義超過了他的同時代人,自然「會捕獲到新的生活要求,也捕獲到生活向文學提出的那些任務。」 高爾基於一八九九年發表了《福瑪·高爾傑葉夫》,是實行他的第二期的文學運動的一部重要小說集。因為他既十分精細地把那時的各種社會集團予以解剖,又要在這些各個集團的人物之間,企圖發現那為了人類而必須共同要走上去的合理的自由幸福的大道的社會的要素。高爾基在這個小說內以商人階級第二代為題材,也顯示出與商人福瑪本人及其周圍的人完全不同的工人,雖然工人的形象在這個小說裡顯露的還不太多,而他們的力量已經現出了。在《福瑪·高爾傑葉夫》發表前兩年(一八九七年)高爾基的有名作品《曾經為人的動物》,真是以富有小市民性的退職大尉克瓦爾達作主要描寫的對象,這與《福瑪·高爾傑葉夫》不同。他是流浪人,也是流浪漢的頭目,他歡喜高談空虛哲學與不可知的命運,他與教師們胡扯起來便覺得十分愉快,他對商人憎惡,因為商人是剝奪了生活的緣故。 高爾基於一九〇六年寫成的《野蠻人》劇本,豈但在那時的帝俄時代的各個角落裡有那樣逼真的事實,在咱們未經解放前的國度裡,也是有那些角色的存在。 除卻《底層》一劇,可說其他五種全是對知識階層以及小市民的根性與其環境所造成的習慣加以適如其分的刻畫,絕不用特別誇張。他們的真情,他們的行動,他們由於個人主義的自私自利,聊以優遊聊以混過自己也覺出是沒有意義的時日的種種表現。總之他們的生活是佈滿了糊塗、懶惰、卑陋、意志薄弱、東西無定的毒菌難以拔除,難以洗滌。善疑空想,自大,看不起一切而又過著沒意思的生活。他們的性格就在這樣生活中互相變換,甚至周圍的人也不易瞭解,可是無論怎樣跳不出他們自己的圈子。還有的則想逃避生活,想像閉了眼睛離開爭鬥的人群而自覺內心的自由,可是這是妄想,是與事實完全相反的而深受著小市民性的支配與舊知識分子的掉空的意念。 這種巧妙而切合的比喻與描述契訶夫與高爾基的基本創作態度的兩樣,以及對人生的看法的不在一個目標上可謂極其妥貼,極其明瞭。尤其是他們兩位的戲劇創作更是有十分清晰的劃分。 這是表露起初的一點,後來史泰潘為了生活,在工程師那邊幹著會計職務,冷眼看他們這群自騙自的知識分子與當地的縣長,木材商,男男女女酗酒縱賭的無聊生活,他又與喀嘉有段露骨的談話: 史泰潘:理智的大火在那兒燃燒,正直敏悟的人,映著火光,看見生活極其齷齪,極其零亂。 喀嘉:(平靜地)正直敏悟的人那邊多嗎? 史泰潘:(帶著微笑),那,不太多。……正由於這個我才說——到那兒去!哪怕只為獻上你的青春的三年,來做一個新的生活的夢,來為這些夢奮鬥。拿你的心的一小部分扔過來,一同抗議這庸俗的整潔和虛偽。 喀嘉:(單純地)我來。 史泰潘:可能你一害怕,又回到你的爛泥坑——可是你會搞到點東西紀念你的青春——不管你拿出來的是什麼東西,這總是一份好獎品。 喀嘉:我不會回來的。 史泰潘:那種生活從來就沒有一點點音響傳到這個地方——這個魔鬼的死水塘子。只要看看這兒人們是多麼盲目,耳聾,愚蠢—— 這些話是在一九〇〇年說的,雖說內容不能不受一定的歷史條件的限制,但就在那樣情形之下,高爾基也已高呼:「需要英雄的事物的時代到了」,自然要有新的輝煌的事物在前途作光明的引導。後頭那幾句話正是一針見血的,他意念中的新的文學任務——也就是新的文學的創作大道。 至於這位以男女之愛當做人生第一要事的稅官太太,夢魔一般向切爾孔強沖,硬要以為千准萬確——連切爾孔的太太也信以為真,因為切爾孔,不但一下手並沒拒絕,而且像是在與她談情說愛甚至親過她。但是切爾孔有的是殘酷和變相,以玩弄女人當寫意動作。末後,在醫生放槍失敗被人勸說悻悻而去之後,我們看下面的對話: 莫納號夫:(向切爾孔,平靜地)把我太太還給我——請。我什麼也沒有——她在我等於一切——我拿我的生命全給了她——我為了她偷錢—— 切爾孔:(堅定地)好極了——帶她走! 娜結日達:(向切爾孔,驚呆)你說什麼?帶我走? 切爾孔:(堅定地)我說的,注意,娜結日達·波裡喀爾波芙娜——我請你原驚我—— 娜結日達:原諒你什麼? 切爾孔:別看重我的舉動——那是一時的閃爍——你自己點亮的——那不是愛—— 娜結日達:(聲音緊澀)說明白——我好瞭解你。 切爾孔:我並不愛你! 娜結日達:(不相信)可是,不可能!你親過我——從來沒人親過我——只有你! 莫納號夫:親愛的,那我算什麼? 娜結日達:(聲調沉重)安靜,死人! 切爾孔:就這麼結束了罷。你瞭解我,不嗎?原諒我——假如你能夠。 (他轉身要走。) 娜結日達:(顯出困惑的樣子。憂悒她)不——不!讓我坐下來!你,喬治,坐在我的旁邊——好罷?葉高爾·彼得羅維奇(即切爾孔)。 切爾孔:我並不愛你——我不! 而最簡要最明顯的丹欽柯對這兩位重要的偉大文學家的評論(對比的評論)卻有下面的句子: 留心的頭腦清醒的讀者與觀眾,自會從這句問話中想起問問當時那些小市民,那些愚昧保守自私,永遠停滯在混水泥塘裡的統治集團,小而至於一個縣分的縣長、議長、商人,還有自覺高傲,糟塌時間,盡力享樂,幹著無聊勾當,不肯把其所學的知識好好為人民服務的知識分子,以及那些閑得沒有事做只知在爭寵奪愛與喋喋談說的氛圍裡過日子的婦女們:「你們一向幹的是些什麼呀」——這還不是一句使人能打冷顫的問句? 由高爾基的這本戲劇談起,所以與契訶夫的劇本不同的所在,我們不能不回顧到俄國九十年代的文學趨勢。在九十年代中俄國的工人的運動,在起初幾步中還不容易猜測出工人運動在一九〇五年革命時所達到以及把這運動傾向到一九一七年的大革命勝利的那一氣魄。因此,俄國九十年代在文學上以及一般地在意識形態領域中都是非常複雜的一個時期……舊的和習慣的制度眼看快要崩坍,得在生活中搜尋些新的道路。但是新道路在哪裡?朝哪方走?如何走法?這種問題顯然浮現於當時的重要文學作品之中。不過文學雖是時代的反映,但在這大變動方有預兆的前期,那易會使文學驟然提出很明確的答案。就是有答案,在那時當然不會歸納一致可作為對所有作家是共同的提案。 然而高爾基除用戲劇形式對這類人予以鞭撻暴露外,還在每篇戲劇中有晶光閃爍的暗示。他以新生的一代與有了覺悟的工人顯示出來的道路,顯示新時代的種子的播散者,其中有敢於面向生活而想追求真理的少年男女,有以力相抗合起群體力量而爭鬥的工人——這在《野蠻人》與《仇敵》兩劇中尤可看出。還由於那時俄國檢查制度的嚴厲與戲劇的表現方法,這種人物的談說與動作要觀眾與讀劇本者的細心,不要只注意那些「反派」角色而忽視了作者的提示。作者在盡力描繪種種無聊與過著無目的與悲劇生活的人們,他卻隨時都在發掘出新人的形象,與新人的傾向于未來的革命鬥爭的熱望,以及對於那些無聊者的深深憎惡,與對那種生活的拋棄。 然而這些年中俄國的作家們,有的感到對現實主義的不滿,要脫離而走上反現實主義創作的道路;也有的並不放棄現實主義,也不放棄古典文學傳統,而又不想在創作上隨合著新的歷史條件而加以改造。這裡只取列夫·托爾斯泰與契訶夫為例,說明他們對自己的創作經驗與創作中感到的苦悶,以及寄望于未來的話複述如下。 正是一片臭汙的泥塘,也有些高低不同而自以為高出他處的爛泥層次。 來觀察一下契訶夫與高爾基之間的關係,是很有意思的。兩個這樣不同的人物!一個是——對落日起著甜綿的想望,對這個日常生活的世界,微歎著作自由的幻夢,繪畫出顏色與線條的柔和與纖細;另一個——也致力於昏暗的今日之描寫,但所用的是戰爭的呼喊,是緊張的筋肉,是一個對明日而不是對「也許兩三百年以後」的勇敢而愉快的信心。 本地方上還有一位傻頭傻腦的醫生,原來就對稅官的太太不顧死活的追;情願「情死」,敵視著新來的兩位工程師。他被癡騃的單思病遮住了自己的理智,甚至到了慘劇快要演出的時候,還搞不清哪一位是他的敵對的目標。莫納號夫這小稅官,早已被太太看不上眼,不須提。在第四幕中,醫生竟然拿出又大又舊的輪轉手槍,扳動簧機,要把契嘎諾夫打死,幸而子彈軋住沒有出膛。及至過了一會,他才明白有點張冠李戴,便問娜結日達:「你看上了誰」?娜結日達手指切爾孔驕傲地說「他」。到這時水落石出,醫生方大徹大悟道:「你,(向契嘎諾夫)我的溫文高貴的君子!對不住!似乎我弄錯了!我應該奔他才是,——無論如何,全一樣。你們兩個人都是猛獸。可惜我沒打死你們兩個人——真可惜」。 我先按照劇情略敘事實與其主要發展。 我們想一想在以前未經解放的時候,中國的各個地方是否有此現象? 並不是古典文學傳統全是要不得的,重在能夠以批判的態度接受古典文學的優良傳統,又能更明確的向新的一步跨入,這裡便是高爾基所能負起且真能體驗與認識到的新時代的他那文學的任務了。 如《小市民》是一九〇〇年寫的,又過兩年便是著各的《底層(夜店)》,《消暑客》與《太陽的孩子們》發表於一九〇五年,《野蠻人》與《仇敵》則是一九〇六年的他的大作。 契訶夫是那個時代的偉大詩人,他以小說戲劇的形式精細描繪出許多代表知識階級和憂鬱的空想者無力的性格的種種人物。他們富有的是感傷,缺乏的是正直強硬的戰鬥意志。對生活沉浮敷衍,對社會冷淡落寞。或者相信不須他們怎麼掙扎努力,用什麼方法幾百年後這世界便會搖身一變而成為人間的樂園,會確立下美麗的合理的生活。契訶夫用輕冷的諷刺筆墨對這些昏昏然的冷淡角色描摹盡致,但作者的領域也止於此,他的藝術本質就是完全疲憊了的智力,和反應的精神之安穩的哀愁,這兩者之間靜的妥協。縱然他筆下有不少居心善良的勤勞者,而對於推倒當前的困苦,改造現存的不合理的制度毫無作用。不是姑息忍受,便是與現實妥協;否則把作為空空地寄託于光明的未來,像勉強聊以娛慰的「望梅止渴」地強自欺騙!其實是沒了改革的實力,也把不住熱烈堅定的信心,更談不到什麼真正的戰鬥表現。 契訶夫是他的良友,在創作的時期上可以說是他的前輩,他對契訶夫的作品不論小說劇本都深深喜悅,也佩服這位鄉下醫生的才華。但在談到契訶夫的很有名的《萬尼亞舅舅》戲劇時;他曾給劇作者有這樣話的通信: 契嘎諾夫呢,一直跟在娜結日達後頭,以為他比切爾孔會有希望,一股勁在這幾個男女中轉圈子,時常以酒自娛,說著像是冷靜的不關心的閒話。 在商人階級中,在空想的流浪人的社會中,在苟安而又時常有不安的心理的小市民階級中,都不會找出能夠作新社會的建設,或為未來而點起火把勇敢前行的人物。因此,我們的偉大作家更推廣開向一般的知識分子注意,看看那些自覺高出他人之上的人物能否作為生活的建設者?高爾基以批判現實主義的手法與含有未來的光明希望的暗示力,便在上述幾篇小說之後連續用戲劇形式發表了他對當時知識分子的暴露與批判的作品。 在全劇本裡自然還沒看出這年輕的一代(大學生與喀嘉)怎樣走上了他們的新人生的艱苦,而終是光明的大道,卻從陪襯的口氣與詛恨中像耀明的光輝映射著一堆又臭又髒的垃圾。史泰潘與喀嘉,乍一看在劇本裡只是配角,不演正戲,不像戲中的主要人物,然而十分明白的作者的寄望在他們身上,時代的覺醒與有力的鬥爭就在這年輕一代的影子上愈來愈向前趕,善讀劇本的有心的觀眾要從這些地方這些迅速而有力的表現上注意。僅僅從這點你便了然高爾基不是位舊式的寫實作家,不但與巴爾紮克不同,與莫泊桑不同,就與哥戈裡比,他是有光亮的,有希望的有確實的暗示的。再晚點與他時常讚美的老友契訶夫的作品衡量起來,無論在情調上,主題的處理上,作者意念的企圖上,表現的手法上也是迥不相同。譬如丹欽柯在他那本《文藝·戲劇·生活》中曾根據著契訶夫的一封信而加以申述: 在七十年代中,列夫·托爾斯泰曾在他的一封信上說出文學在普式庚的創作中升到最高點之後已經逐漸下降,可是人民正在等待它的復興,它會重新「湧現出來」。他還說「參加湧出的那些人是幸福的,我這樣希望。」而契訶夫呢?這位心情那末悲憫柔細,藝術上又是那末爐火純青受到普遍歡迎的小說家與劇作家,他曾寫到:「我們把生活寫成它原來的樣子,此後,——就什麼都不管了——我們既沒有近的,也沒有遠的目標,我們的心裡是完全空的。」 在《野蠻人》劇中有一個賴道汝包夫,是這個小城的議會議長,還有一個木材商人浦芮提金。前者是六十歲看上去嚴重的老頭子,起初聽說新來了兩位工程師,裝模作樣的說:「那呀,叫全城歡迎他們。」及至同他們兩位剛剛見面,就開門見山的替木材商拉生意(自然老頭子也有份在內)。想利用「一城的頭兒」——議長的威勢叫新來者一例聽話。偏偏這兩位又狡又狠的知識分子,從都會裡下臨偏僻之區,一個當地的議長哪會看在眼中,切爾孔口頭更為厲害。這兩種新舊勢力在一見後便彼此恨恨。切爾孔向他太太說:「我知道這些鑽營的傢伙。一城的頭兒,是嗎?」與其說是頭呀,還不如說成一張愚蠢的貪婪的嘴好,我清楚這類人物。他們自然不能接近。而議長平常所勾搭的縣長,其後也是與工程師們一道,胡混,吃吃酒,耍耍牌,談談女人。 於是賴道汝包夫有氣沒處使,他的議長權力施不到兩位工程師身上,他想撈摸點甜頭更辦不到。反因為他住的房子與那位城中貴婦人(就是切爾孔與契嘎諾夫的房東)比鄰而居,僅僅隔著一條籬笆,由於好新奇之故,議長的二十歲的兒子格芮莎時常偷過籬笆加入工程師們的集團,極力喝酒。他們也極力慫恿這騃笨的在封建式的舊家庭中受無理逼迫的青年縱飲。後來他把一瓶瓶的好酒偷去痛飲。獨有他的妹妹(小兩歲)喀嘉,生來有些野性,也不會講那一群人中虛偽的禮貌,敢說敢沖,與她的哥哥不同。她與切爾孔交談的第一句話就是:「我看你還看不上眼!」及至切爾孔要她從籬笆後面出來,喀嘉道,「你以為我怕你?」她同大學生史泰潘(花匠養蜜蜂的伊瓦金的外甥)相愛;可絕沒有那群人那麼撕撕扯扯糊裡糊塗,他們能說能鬧,富有反抗的心思,從心中看不起那群人。史泰潘是喀嘉的思想的開導者,也是引著她漸漸掙扎著要離開那個營私舞弊把持地方權利的老頭子(議長,她的父親)的掌握的青年。 喀嘉……大學生全荒唐,他們不信上帝,他們讀禁書!我知道。你讀禁書嗎? 史泰潘:哎呀!我讀。 ………… 喀嘉:(低聲)借我一本有點兒內容的——成不成?我頂喜歡讀書。嘔! 可是事實所在俄國當一八八七年已有了三萬多個企業,一百三十萬的勞工,再過十年到一八九七年卻有四萬個的企業與二百萬的工人了——俄國的無產階級不但早已形成,而且是已有醒悟的。一八九六年後來的列格勒當時的彼得堡發生了那時大規模的同盟罷工,共有約三萬工人參加,並且這樣的罷工,在知識分子中也引起醒覺的心理的結合。對於文學創作賦予了一種時代的新力量,也就是在當時傾向於幻想與憂愁的知識階級的一片疑雲籠罩下的文學間突起了暴風雨剛剛來臨的景象。為無產階級的鬥爭在俄國的肥沃的文學園地裡誕生出有力的富有光輝的新芽,高爾基便是從這有力的富有光輝的幼芽中堅強生長,與周圍的摧殘勢力奮鬥而終於成為高及雲霄、根深入地的偉大的樹株。 及至安娜替切爾孔辯護時,莫納號夫又說(平靜地,帶著一種恐怖的表情),「你們一向幹的是些什麼呀?告訴我,你們一向幹的是些什麼呀?」 劇情發展到這個地步——把這幾個知識分子與帶著一顆浪漫心向空虛裡找愛的女人的矛盾全行顯露出來,結果是娜結日達用從想殺死他的虛擬的情敵的醫生手上奪出來的手槍在涼臺上自殺了結。而兇狠粗暴的切爾孔還在這時想找那醫生,娜結日達的丈夫莫納號夫恰好進來說:「用不著醫生——什麼也用不著——你們好好兒殺死一個活人。為什麼?」 劇中故事所在之處是當時俄國的外省中一個偏僻縣分叫做外爾號波裡Verkhopolye離渥爾嘎不遠,交通不便。忽然來了兩位工程師(當然是奉命而去的),到那邊計劃著修築鐵路。一位叫做契嘎諾夫,四十五歲,他的助手叫做葉高爾切爾孔,三十二歲,還帶來了切爾孔的太太,二十三歲,與他們的使女方二十歲的史提姚潘。契嘎諾夫與他的助手是不折不扣的在大都會住久了的知識分子,慣熟於城市中的虛偽冷酷,又狡又猾的那些世面。契嘎諾夫到了這個偏僻地方之後,找到了與他同來人共住的一層舒適樓房,就是塔傑雅娜(城裡一位有產業的貴婦人)的家裡。可是這位領導的工程師,他到了此處,對於應該計劃的業務全不在意,僅管以喝酒閒談追求女人,與一些婦女喋喋閒談消磨時間,把一切都看成遊戲,可說腐化俗庸到了極點。然而他還是對於本地人瞧不起,以為本地人沒有教化,他們到這個地方是降低身份,是十分委屈的。他自己的責任呢?一古腦兒丟在九霄雲外。 他那位助手性格上與他不同。切爾孔一股冷峻殘忍的凶勁,把一切都放不在眼裡,老是在感情上自私,又是在玩弄他人中兜圈子,表面上像是頗有毅力——有一股子強勁,實際上卻是專橫是下命令,是用手法侮弄別人並且以此自示高明,自覺愉快。至於他的出身雖則自窮苦中來,而對於一些窮苦人的種種現狀並不瞭解。他的太太安娜,是一位典型的那個時代的小資產階級的婦女,柔荏,無主張無能力,更缺乏的是勇氣,她專心專意愛她的紅發的強悍丈夫,沒了他就活不下去。她明明知道切爾孔自下降到這個小地方來就追逐著房東的老太太——城裡有產業的貴婦人塔傑雅娜的侄女,二十八歲的麗狄雅潘夫老芙娜,而當地小稅官莫納號夫的太太,娜結日達(與麗狄雅同年歲)則從第一次碰到了這位表面上似是很熱情的紅頭髮切爾孔,便從心裡對他著迷,瘋狂般地強要把目的物攬到自己的懷裡。娜結日達便在這種愛的衝突複雜的圈子中深受苦痛,卻又跳不出去,丟不了。她的丈夫,處處時時絕不避忌地摧毀她,侮弄她,她可老是那一套沒有他活不了。 關於這位文學導師的無比的成就與對於俄國九十年代,以及大革命前後關於蘇聯文學的影響有好多人細密論及,在這裡不須多說。單由他的劇本說起。當這個世紀的初年,高爾基對於戲劇特具熱心,他集中精力創造劇本,而這個幾年所寫成與上演的戲可以概括地說十之九是對著當時的知識分子寫的。把他們的無聊生活,他們的頹廢與狹隘的心思,他們的情緒只限於小小的個人主義的圈子中。他們的技能無所用;他們也不會好好地用,而僅管度著可笑又是可悲的生活。沒有雄偉的力量,沒有向新的社會邁步的勇氣。更沒有對於快要降臨的巨風雷雨的感應。至於與人間的卑劣鬥爭有向前推進的志趣沒有?沒有。他們只是像一些偶爾聚合偶爾浮泛的臭水池上的輕萍;像是在血肉狼藉的食桌上一群嗡嗡的蒼蠅,像一群飽食後在大樹林中爭噪的昏鴉。 全劇就以這句問話終結。 他這種看法是猛烈地向那些只知批判地表現生活的片面性的作品予以攻擊。沒有遠景,——沒有對於未來的企圖與希望,就算對現實表露的如何恰切,如何真實,就是對這些現實加以批判認為不滿,可是時代到了那麼緊張,社會到了快要把舊的摧毀,新的即將萌生的階段,一個有思想的文人難道只知表現生活的片面,便盡了他的任務?便會在國家民族的前途上有所提示,有所催動,有所指示嗎? 不須多引,就是這兩段話,高爾基——這出身寒微,幼小即受種種苦痛,流浪俄國各地,富於反抗心而老早便具有無產階級的文化鬥士的資格的他,當二十八歲文才已露的時期即已看得清,想得到,有上面的正確的有關文學任務的新見解。必須明白這一點,才能夠細讀他一生的偉大作品;才能完全瞭解他與七十年代、九十年代的那些成名已久的俄國文人的迥異的特質。 不要以為我們的文學的偉大導師在這個《野蠻人》劇本裡強調這種多角式的戀愛,徒以情節的緊張與他們性格上的劇烈像純粹寫實主義者那樣表現方法。如果你細讀全劇便可了然,這裡不過引用這個劇本末一幕的重要事件,借娜結日達之死除卻給讀者觀者以一種有力的值得提問的戲劇效果。此外,作者借重那個小稅官說的一句,從痛苦的壓迫下迸發出的一句問話:「你們一向幹的是些什麼呀?」 「文學的任務,就是幫助人瞭解自己,提高他對自己的信仰,發揚他心中對真理的憧憬,同人間的卑劣鬥爭,善於找到人間優秀的事物,在他們的靈魂中喚醒羞恥,憤怒,剛毅,盡力使人變的崇高而有力,使人能夠用美的整潔的精神鼓舞自己的生活。」 「您有巨大的才華。但是,您請聽!您想用這種打擊來獲得什麼呢?人因此會復活嗎?……您可知道您在做些什麼!您在剷除現實主義。您不久就要把它抑殺到死,永久地。這一形式過完了自己的時代——是事實!……您在剷除現實主義。我對這非常高興。已經夠了!去它的鬼吧!不錯,需要英雄的事物的時代到了:大家都要有喚醒作用的、輝煌的事物,這樣的,您知道的,就是不要像生活,而且要超過它,比它好,比它美麗。……」 「就是不要像生活,而且要超過它,比它好,比它美麗。」不以表達現實,打擊現實為滿足,期望有比現實更好更美麗的東西——這東西也就是他所說的輝煌的事物。與契訶夫有上面通信的前兩年(一八九八),高爾基在短篇小說《讀者》中他明白道出了自己對文學及其任務的意見如下: 「劇中(指契訶夫的戲劇)的故事往下逐漸發展,恰如現實生活在這種期間慢慢發展的情形一樣,慢慢地,慢得有些教人生厭,也教人看不出一點邏輯的痕跡。人類的活動,常是受偶然事件的影響的;人們一點也不給自己的生活自行起建什麼東西。比如,他要寫的這個劇本,第一幕的材料是這樣的:一個過生日的宴會,春天,愉快,有鳴叫著的鳥,有光明的太陽。第二幕:瑣碎的,平凡的事件漸漸抓到了勢力壓在敏感而有高貴傾向的人們的身上。第三幕:鄰居大火,全街都燒起來;平凡的瑣事之勢力,滋長得更結實了,人類自己的經歷中開始自己有一點在掙扎了。第四幕:秋天,一切希望的崩潰,平凡瑣事的勝利。人類就像下棋的賭注一樣握在看不見的賭徒的手中。……」 因為談及高爾基的《野蠻人》劇本,便接連說到他與他所讚美的契訶夫的戲劇之不同方向與不同的力量,因而也稍稍說到在他那幾本戲劇發表時間不久以前的幾部中篇小說,自然就把文字拖長。雖不是專論高爾基的戲劇的文字,但由《野蠻人》一劇說起,草草寫成這一篇。至於談談《仇敵》一劇,擬俟過日,另為一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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