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倫的思想及其詩歌的評論(4)|王統照

拜倫的思想及其詩歌的評論(4)

　　即就他在一千八百十六年三月與其夫人將別時所作的臨別辭Fare Thee Well，也是委婉深情。例如：

　　These are words of deeper sorrow
　　Than the wail above the dead;
　　Both shall live-but every morrow
　　Wake us from a widowed bed.
　　Then thy heart will softly tremble
　　With a pulse yet true to me,
　　All my faults perchance thou knowest—
　　All my madness-none can know;
　　All my hopes-wher'er thou goest—
　　Wither-yet with thee they go.
　　Fare thee well! Thus disunited—
　　Torn from every nearer tie—
　　Scared in heart-and lone—and blighted—
　　More than this I scarce can die.

　　但是就比較上看來，即可證明時代的影響與各人性格上的反應有不同之處，例如拜倫與雪萊皆得了「叛亂的詩人」稱呼時，而華資華司（Wordsworth）正在西毛蘭達（Westmorland）契冥自然，而考萊居（Cole-ridge）也正在那裡作超自然的夢想，克茨（Keats）卻從人群中跑出低吟默誦地去讚頌「美」，與拜倫及雪萊相比，不是很不相同麼。那時，雪萊正在反對英國社會的宗教和法律的束縛與愚昧，並且與葛德文·瑪麗（God-win Mary）結婚，而其前妻投水自盡，又以唱無神論不見容于英倫，向意大利雙雙逃去。而拜倫呢，也是因為他發揮個性的熱情，高唱自由與革命之歌被人攻擊去國。他們正在為革命的使徒（Apostues of revolution）,並且在人的世界中生活，工作。不過雪萊之從事於革命運動，還不能與拜倫從事革命運動的觀念相同，然而他們都是受有極深切的時代影響，不與其他同時的英國詩人逍遙物外的一樣，則可斷言。拜倫的詩歌，自始至終幾乎沒有一篇不是反對強權的革命之歌，而讚頌國家的與個人的自由，對於宗教上的迷信與虛偽，以及傳統的風尚都是反對，如Chin是宗教的理性論（Rationalism）的呼聲，Childe Harold一篇則是熱心地對於自由，及德謨克拉西精神上的貢獻，Don Juan則為反對迷信的使徒的福音。如上三篇，皆為拜倫的代表作品，而且有豐富的材料，變化的想像，然而皆具有革命的意義在內。我們又焉能不稱他為革命的詩人，與受時代影響最深烈的詩人呢？

　　以下我就拜倫的行傳及著作上的表現，先論其思想的特點。

　　他善於用敘述詩的體裁，而寓有其特殊的見地，使人從字句的優美之中，無形便與其特殊的見地同化。The prisoner of Chillon，及Childe Harold諸作，俱有此格局與引力，他又善用滑稽的諷刺筆墨，以與同時的詩人相抗衡，如《裁判的幻象》一詩，即是他的諷刺詩的最佳者。他每每在最高的想像與節目之中，變形而成為含有諷刺意味的作品，而同時他對於自己的感受與由客觀上得來的反映的思想也迸入其中。如Don Juan詩，可謂達到這種詩歌的焦點。其次他的言情之作，比起他的同時的詩人來並不見得分外出色，然在She Walrks in Beauty，Stanzas to Au-gusta，及《完成我的三十六年之日》（On this Day I Complete my Thirty-Sixth years）諸作也可當完美而動人的抒情詩而無愧。不過拜倫的心情熱烈，思想勇敢，對於這類詩不肯常作，所以他不能作極高尚的抒情詩人處，是其效果上的缺點比威權上的缺點為尤重。其實他平生游泳於愛及情緒的衝動的波濤中者亦自不少，偶有所作也是傾吐胸臆的真情，不與那些徒知借風花的語助，及華浮的詞藻的抒情詩一樣。

　　不過拜倫也有其缺點，即是就他的著作看去，缺乏戲劇的才能與建築術的資力。他在十八年的工夫裡，將其兩篇紀史詩，十二篇故事，八篇戲劇，七篇諷刺詩以及其他的雜詩，抒情詩等貢獻于全世界的讀者，已博得後來無量的贊仰，不過他的戲劇不但不能與他的詩歌並論，而且是不成功的。Werner此劇雖曾在舞臺上扮演過，究竟失敗。他缺少戲劇家特有的主觀上特性的贈品。The gift of objective characterization其結果則他只能以自己為中心而作詩人，不能離去己身而創造出真實的人物。至於建築術的資力（The architectonic faulty），他也缺少，此建築術的資力的意思，是能使其作品全體的計劃與結構，調諧而完全。拜倫雖作許多長詩而皆可分割獨立成為多數的小詩篇，如Childe Harold及Don Juan皆是如此。不過讀者在統合的閱讀之中，仍然可以貫串成一個整體處，即在作者的人格的聯合上面，所以拜倫的著作能以有引動讀者的力量處，並不是以其描寫的人物的經歷，而全是經過此詩人自己的注釋及其反映，以及他的美麗而生動的注解的抒情的部分。但是假使他人作此等長詩，少卻建築術的資力，自己的天才又不能有分外動人的描寫，又焉能有文學上的價值。

　　一個人的性行及其著作當然有醇，疵，有瑕，瑜，但是我們在後世讀其書，論其人，要擷取其精神的特到之處為立論的準則。拜倫的平生，易於衝動，易於感發，所以有革命的思想而成為「叛亂的詩人」，如我在前面所寫，具足見拜倫的如火如荼不向惡濁的社會屈辱的性格。所謂任熱情的澎漲，任內心的衝動，其精神的遺留至今如生。然而在當時，他獨行其是，不顧社會的非議，與「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的思想相同。其精神的奮激，及其成就，能以使血熱郁發的青年為之灑淚，為之起舞，則拜倫即沒有此數十篇之著作，也可以不朽了。

　　「他的令譽罩在他的頭上，如上天之微屈其躬。」

　　蘇曼殊曾說：「拜倫以詩人去國之憂，寄之吟詠，謀人家國，功成不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爭光」與否，誰曾知曉？然而在我們現在的情勢之中，世變如此，我們寧可只知痛飲醇醪，自樂其生，以此而希望成那種與秋草腐螢般的身後微名？棄置眼前的真實情感，與最大的痛苦而不顧麼？拜倫以去國的詩人，尚能「謀人家國，功成不居」，這等偉大的詩人精神真能使我們在此百年的祭日上遙燃心香，為之灑一掬的同情之淚，不知中國這些少年的新詩人對此有什麼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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