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討論「智識階級」的通信|王統照

關於討論「智識階級」的通信

　　泰然兄：

　　離京已旬日，今天偶而閒暇，且得了些新感觸，便將下面的話，告訴與他。幾年來盡力文化運動的結果雖然是有些一時的如火如荼的現象。就骨子裡說，不能不令人起消極之思。羅素批評我們這個「文明古國」的民族三弱點，（一）貪婪，（二）懦怯，（三）缺乏同情心。這在中國是一般的現象；但我以為非添上一條——即「懶惰」二字不可。惰性已深的民族，什麼刺激都不願受；且受之亦多甘心，即偶然有點反應的反動，那是微之亦微且限於一時的小小部分之內。令人可歎！惰性深了，不單是不能奮進；且反而退化。這等現象，若發生在毫無知識的階級，遠不足異。（其實恰得其反）那些也讀報紙也講文化的先生們，——社會上目之為知識階級——其惰性的程度，確實令我們驚詫！我們是人，是社會上的人，自然打不破這個無形的圈子。但比較上我們平時是在一種特殊的團體以內朋友的談話，學術的研究，團體事務的計劃，但與那些畸形的社團少有接觸的機會，所以還不深明其中的狀態。及至偶一走出我們那種社會，偶而涉足到其他強可稱之為畸形的社會裡，便可見出他們惰性的程度如何。都是有職業的人，所得的報酬不一，所盡的勞力也不一，但他們總不願意說是一個遊民，誰也不願意以此相稱。

　　通俗哲學的傳播，與改革教育，都應注全神於「傳播」二字，因為要瞭解的人多了，運動才有效果。你對於此二點，雖沒有說從哪裡先下手，然因你說「通俗」，當然是不限定于智識階級的了。智識階級，固然要常常的去剌激他們，我還覺得對於一般普通民眾，尤為要緊。激剌智識階級的效力，充其量，不過得著他「贊成」二字。激刺民眾使民眾真徹悟了，他們能立即自決。我們決不宜輕視民眾！他們現在雖被壓服于「軍閥」「政蠹」「改良社會主義者」等等之下，我相信不久他們會把身受者一一加諸施之者之身，——赤俄是個好例智識階級慣欺民眾懵懵，民眾一旦「自覺」，智識階級，自然是歸於同化。

　　這幾年來不是有人以為中國人好趨空疏多研哲學嗎？其實哲學對於一般社會上的影響力與信仰力，確乎是不可忽視的。現在所謂智識階級中惰性毒的根本所在，遠是由於他們沒有絲毫受到哲學上的感化的緣故。一個民族誠然有歷史上及遺傳下來的天性，但也不能便以此先天的遺傳性為絲毫不可更改。就如印度是世界上公認為衰老的民族，然而在當代遠有甘地的運動。猶太是早已為世界上指為疲弱無能的民族了，然歐戰之後竟有完全猶太人組織的新國家出現。先天的社會的約束力（Force of Social Control）固然不能輕於脫掉，但以思想的轉變，與環境的迫壓與逼榨，總可以使無論何等民族，有再生之機會。但這裡卻有一要緊關頭，即就信仰的能力大小的問題。

　　泰然，我告訴你以上的情形，與我的見解，我實在並不想在此中求結論作文章，只是心有所感故作筆談。雖如此說，我心中卻深長的憂思！以為這的確是個對於文化運動的前途所可恐俱的一種普遍而易為人輕視的障礙。他們知而不能改，進而不能努力，只是以悠悠浮浮的態度，對待一切的事物，本來都不是沒有智識的人，卻連學理淺近的雜誌書報，也不願看。無論何事，是漠視的不能激動。其感情上的奮發；也不能獲得純理性上的判斷，就憑這樣下去，單任幾個人努力的作，喊，說，不要大多數伏在沉重的古時諸神的偶像下的平民聽不見說不懂；即對於智識階級的人——固然也有例外——也不生效力。從前還聽見他們願意讀點新書報，說點新主張，姑勿論真有所得與否，還是個較好的趨向。規在人人只是這樣的消沉下去，不令人可歎嗎！雖然這仍是遺傳的思想與不良的環境誤了他們，他們又何能單獨負此責任。

　　泰然！這不過是在燈下的閒談罷了，其實那些智識階級的大多數，他們並不及此，可憐這還是代表這個「文明古國」的一時代的優秀分子呵。但我們卻是打不破這片熱心的，雖然我們並沒有何等力量。然而這些人到底不覺悟，更何必說那些無數的懵懂的民眾！

　　此語頗似消極，但弟目前思想，雖有時有失望過度之處，然終想盡此青年的力量，以貢諸社會。如兄所見弟當無異詞，其實與弟前書皆為異途同趨。弟亦何嘗不日日想從民眾的全體覺悟為入手之處，因目擊視一般智識階級尚且如是，故不禁言之生慨。

　　根本的要義，我以為還是努力於通俗哲學——雖然這個名詞似乎有點新穎——的傳播。因為他們對於此一點並不是絕不能吸納的，他們並不是不能絕無覺悟的。我所以主張多傳佈點普通哲學的概念，到他們腦子中，是要將他們對於人生的觀念提高，要將他們的思域擴大，使之得到一種新的澄澈的感覺，建築共信仰力的基礎，努力作一個時代中的人。這並不需用高深的學理；也並不需將講學的精神來指導他們，只須用各種方法，將普通哲學的概念。使之瞭解即可。

　　智識階級中人，教育也受過，什麼名詞似乎也記得，什麼主義似乎也知道，卻是什麼事都不願做。「群居終日言不及義」，他未嘗不覺得膩煩，但是他又以為非此不樂。果真是樂嗎。他們自己也答不出來。又有些人起初也在那裡發憤自強，也不是吝惜金錢不肯買書，但是他久而久之，也漸漸墮落下去。一齊「惡化」了。尤其可悲痛的：平素最欽佩認為最有希望的人，眼看他一天一天的「惡化」；並且他們奸賊險狠，比「軍閥」「政蠹」還要厲害！

　　散他耶納何嘗不承認娛樂正是輔助工作的好法子，但遊戲亦自有遊戲的方法與道理。實在中國人多數還不知什麼是娛樂的本義，況且所謂智識階級，那種被惰性催迫成的無聊的舉動，試問他們自己何嘗是不賦煩呢。所謂習與性成，便虛擲良時而不能獲得一點的真正的娛樂的趣味。

　　按照社會學上的說法，以一群中所造成的觀念和心理，即直接影響到一群中的事業及活動。但所謂事業活動，原是無定型的，全以一群中的心理著重於某一方面，即可以此無形的潛力，支配此一群的事業與活動向某一方面發展。這是一定不可移易的道理。今日中國的一般智識階級，是受甚麼心理的潛力所支配？說來原因很複雜，說是惰性固然，但遠是膚淺的形象上的事，至其真正的潛因，據我所見還是受約制於能知而不能覺（Concived but unperceive）的舊病上，即是對於新觀念的信仰力的薄弱。因為他們雖然大多數沒有專門的學識，然對於普通的教育總是明白而且受過的。

　　雖不能純粹去研究學術，發明事務，而對於普通的倫理上與論理上的問題，總是還能夠有明晰的判斷的。不過雖有這些可以憑藉著向前力行的工具，而他們知而不覺，且明知而故違，遂至以賭博的費時傷身，作無謂的謔談的喋喋。如果能稍將一半的工力移出，也可以研究學問，也可以忠於所業。這些事固然算不了大不了的事，但惰性是日積日甚的，結果所及，則不特己知者不能覺，且往後反將日失其所新知的，那末不是對於前途很危險嗎。我並不是主張人們不可消閒之時；也不是必須孜孜終日的勞力勞心。然娛樂與工作，是要分得很清楚的，並且使之可以有調劑的能力的。散他耶納（George Santoyana）有幾句話是：

　　我的所見，你以為如何。近來生活想甚安定。此非論學術之文，一氣所書，不顧訛誤。當不以為多事呵。

　　T. C. 上

　　一九二三年二月五日濟南

　　我由這幾點著想，確相信性是「善」的，其所以「惡」到不可收拾，與「性」的本來還是無關。我們要「培善本」，自然是要「去惡根」；但是「惡根」終未能去，確也是「善本」未立之故，這兩點循環無端，露骨的話，還是受了「生活」的拘束。「軍閥」，「政蠹」，「改良社會主義者」！他們好像是不為「生活」限制，好像是在那裡為民眾謀幸福。其實他們並沒有這種心腸，就是有這種思想，也是根本錯誤。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是「人」，不知道「民眾」也是「人」；不知道「自覺」，而專想「覺人」。他們不知道「覺」怎麼解？結果更墮入一層地獄。所謂「自覺覺他，覺行圓滿」。乃是說：「自覺」而「他」亦「自覺」，只是要人人「自覺」，何嘗是要人去「覺他」呢？我們只要把這一點——生活明白了，由它產生的一切罪惡，也就不難「迎刃而解」了。

　　我時常想：都是一樣的人，都知道「人不求人一般大」的可貴，又都知道「在他屋簷下，誰敢不低頭」的可恥。誰不願意「不求人」？誰又願意「在他屋簷下」？其所以不得「可貴」而得「可恥」的，也就是受了由歷史上沿為習慣的「遲緩律」支配的原故。柏拉圖說：「人之本初，與天同體。……既被形氣，遂迷本來」。他所說：「與天同體」，就是「性善」；「遂迷本來」，就是「性惡」。不能向「善」，與甘願為「惡」，都是由於「惰性」養成的。現在一般自命徹底覺悟的智識階級——不專限於中國——倒轉方向，不敢說「民主革命」，採取「調和手段」與「改良主義」；也就是受了「考慮」的影響。

　　我們不敢說怎樣去深重研究這個問題；但我偶然想到的以為我們對於將來的攻毒與給他們以光明的方法，不能不撇開枝葉，另求根本上鋒利而切實的方法。

　　得複書閱之再三，所言沉痛，使我起無量的感想。我前書所謂覺醒智識階級，明知他們甘心作醉裡的生活，甘心作不生不死的迷夢，即費盡力量未必有何效果。我因為一時思及，一般智識階級，往往自號為先知先覺者尚複如是，蚩蚩民眾智識思想，兩俱無一，欲在短期中用宣傳與教育的力量則「俟河之清壽幾何」？況在此時，並步而行，尚虞在後，人百步而吾五十，安有餘暇，得以從容步趨！所以弟前書失望于一般智識階級者良由此故。但彼輩不自覺悟，尚需藉人提撕呼號，亦恐終如兄所慮，事倍功半。完全的由下而上的運動，雖費力大而確是治本之策。無如今之青年，都日沉迷于嗜欲——廣義的——之中，孰肯真心擔此重任。經此幾年之試驗，青年之弱點隨在暴露，豈不昭然，弟有時深思此等現象，亦直覺此擾擾之世界，盡人力所及，科學的發展，無論如何，理想之境地，將終不能現示。

　　其次，則大家須起來從事改新教育，及打破社會中傳統的思想，以為改造他們的環境的助力。但在此時，不用強烈的奮興劑是不能治此沉屙的。所有激刺感動提醒的力量愈重愈好愈急劇愈易見效。

　　你于羅素批評我們「文明古國」的民族三弱點之外，更加上「懶惰」二字，確是不磨之論。去年我聽見麥克樂也曾說過：中國人對於無論任何事情，總是說：「沒有法子？」「怎麼辦？」「差不多。」這也就是我們「文明古國」大民族「苟且偷安」的鐵證。我們無論到什麼地方，見些什麼人，無一處不覺得是死氣沉沉。智識階級，在先還微動一動，中間就不像從前那樣發奮為雄，現在竟有許多人專藉人家的反動，與自己的混談；作為敲門磚；作為鑽營的捷徑，等而下之，更是不足說了。我們原先常說：五四運動，成就好些人才。剛剛幾年工夫，就墮落到這個樣子，豈但文化前途的障礙，簡直是心死是表徵，國亡的徵兆！凡此等等罪惡，都是由於沒有找著新信仰，昧於正確的人生觀；而又深受遺傳思想的束縛，與黑暗環境壓迫；遂致積漸養成這種牢不可破的潛因，終久宛轉於「懶惰」支配之下。如此層層相因，真不知要糟到什麼境地。

　　你主張傳播「通俗哲學」，我是很贊同的。不過一般智識階級，也許有識我們「迂腐」，「勞而無功」的，但是我們不能再「考慮」了，還是努力幹我們的。改新教育，尤為切要之圖。「教育的真義是這的樣嗎」？我想一般頭腦稍為清楚點的人，都會發這個疑問。你以為我們沒有多大力，但是我們還要積極的幹。胡適之所謂：「使我們反省，使我們難為情，使我們不好過」。只要多有些人「反省」，「難為情」，「不好過」，大家自然要起來，另找一種適當的生活的。——因為我始終承認人性是「善」的，無論何人，都是能「自覺」的。理論上固然如此，但又因深受傳統思想潛因支配民眾，為當前「生活」所挾制，仍不能奮起自決。我以為是不足慮的，我們只求他們明白我們出於「真誠」，不是「虛偽」「欺詐」。將來實行我們的主張時，他們不至誤會，與我們反抗，就是頂大的力量。

　　但實際上，又有什麼分別。我記得一篇近來的小說大意說：「聚在茶館的吃茶人，慢慢地吸著香煙，磕著瓜子，無謂的絮談，沒有完結的時候。人人都覺得這樣去消磨一天的光陰，也從他們的天性中，覺得乏味而且厭煩。但不這樣呢就覺得沒法子過去這一日……」這正是現在一般人所說的，智識階級的普遍現象。我常聽見他們說；「我們作什麼呢？任何事也不願作。……玩吧……可是也有點不願意」。類如此等的話，真是他們由衷而來的供書。他們習慣於惰性的支配力之下，遊眺的閒逛，喋喋而強打精神的謔談，是他們不甚願而不能不作的功課。他們沒有一定的意識上的信念；沒有統馭己身的理性上的勢力；沒有前進的志趣，沒有對於任何事物的研究的興趣，他們以為一切盡同遊戲。以為時間原是無聊的，可以儘量的糟蹋。總之：他們是沒有自己的人生觀，所以最少精神力的統制與範圍。

　　不過我想：凡想著改革這個龐大的中國社會的全體者，可於此得一良好的教訓。

　　一般懵懵的民眾，完全不知道信仰，我們暫時不說；至於他們——智識階級，對於新信仰，不但知道，而且覺得？他們偏偏不能打破傳統的思想，偏偏還要向死路上走。我們不能不說是他自己信仰能力薄弱。然信仰力薄弱之原因，又是受了當前黑暗環境的壓迫，使他們不敢走向光明路上去。——因為他們一旦為宣傳正誼而奮鬥，惡社會就馬上不承認他們，他們自己雖是奮不顧身，卻要考慮到他們的家庭——父，母，妻，子……身上去，等他們考慮得幾番之後，原先的熱度，幾至降在冰點以下。「考慮」，就是幾千年的劣根性，是「懶惰」的總原因。

　　「民眾」兩個字，要認得清楚。「軍閥」「政蠹」「學者」，「官吏」等等都不是民眾，——他們能「自覺」才算是民眾，所謂真正的民眾，就是他們的所稱為：「惡衣惡食以事其上者」之被治者。「被治者」，就是我們先下手的地方。

　　泰然

　　一九二三年二月八日北京

　　We no longer mean by work all that is done usefully, but only what is done unwillingly and be the spur of recessity. But play we are designa-ting, no longer what is done fruitlessly, but whatever is done spontaneous-ly and for its own sake, whether it have or not an ulterior utility. Play ia the sense, may be our must useful occupation. So far would a gradual adoptation to the enviornment be from moking this play obsolete, that it would tend to all universal.

　　T. C.兄：「修茸主義」不行了，「根本推翻」的時候到了，「摩頂放踵」肯大犧牲的人沒有了。同志們須把擔子擔起，用極猛烈的奮興劑，驚醒他們的長夢。

　　T. C. 兄：

　　日來忙亂不暇長書。匆匆複上，再談。

　　T. C.

　　一九二三年二月十日

　　一九二三年三月三十日《晨光》第一卷第四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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