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毛詩復古錄》(4)|王統照

評《毛詩復古錄》(4)

　　不知為何君臣之交泰，朋友之麗澤，必托諸男女而作此歌？鄭箋上說：「女德貞靜，然後可畜美色，然後可安，又能服從待待禮而動，自防如城隅，故可愛也。」這些話，不但文理有難通處；即其主張也是完全的女性壓抑論。而吳氏的注解則更可笑。他說：「毛謂城隅，以言高不可逾。據考工記天子城隅高九雉；公七雉；侯伯五雉，上有罘罳之。」無端引證考工記，以證實城牆，其高難喻。難道這也是以比君臣朋友的交泰，與麗澤嗎？這篇之為男女戀歌由男子作者明甚。曲為之解，以致本來是男女的真情作品，卻被吳氏輕輕改為「托諸男女」。難道一部《詩經》裡，就是止許有君臣朋友，而不許有男女的交感嗎？同一用意。又可於氓篇上他的評語見出。

　　「女有自衛，而失其人，卒為所棄，因作歌以輸其憤。可為急於求仕者之戒。故錄之。」

　　「而失其人，卒為所棄，」也就罷了，為什麼要添上「可為急於求仕者之戒，故錄之？」足以反證；若非有可為急於求仕者之戒，就不在被錄之列了。那末；詩經不全是教訓的韻文嗎？在吳氏以前，即力遵鄭孔箋疏的範圍內的說詩者，其理由無論如何不充，注解無論如何勉強，當少有作此等支離大膽的釋義。而吳氏以禮釋詩，遂至不顧事實，厚誣當時作者如此。又如吳氏解匏有苦葉，謂為：「惟禮可以止亂，可以防淫，涉亂世之末流，豈宜妄出。因作是歌以警世，或即上德行之賢所作。」此則更不知所云；也可說簡直此解與此詩無一毫關係。毛詩本義謂為「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為淫亂。」這種說法。其正確與否不論，然而還是就題牽義。

　　而吳氏所謂：「涉亂世之末流，豈宜妄出，」所謂：「或即上德行之賢所作」，乃離題太遠，不成話說。此詩據現在看去，亦為民間戀歌中帶有諷誡性知。如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如：「人涉卬否，卬須我友」等句，皆可看得出。吳氏解「雉鳴求其牡，」是「雌雉鳴有求合其牡者。雉性最喜雜，與蛇交則生蛟，謂斥宣薑淫行近之。」在春秋時，曾見說過蛟否，以我讀書之少，實不敢妄斷定。況且詩中引雉作求偶的解者不一其處。如「雄雉於飛」，則也可說此「雉」為淫嗎。

　　又如女曰雞鳴章，吳氏謂：「婦主酒食，能戲其夫，以學藝親賢，而作是歌，可謂賢矣。」據毛詩則謂為：「女曰雞鳴，刺不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悅德以好色也。」毛詩的無根，自不必言，而吳迷信古說，女子是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的，便以此詩為婦女勸其夫學藝親賢。然通篇惟有女曰，……士曰……兩句，其餘皆不能見出全是女子一面的口語，即假定為女子所說，「與子宜之，與子偕老，」這不過是夫婦間的互相愛重的話，由「琴瑟在禦，莫不靜好」兩句上，確能表現出一個很和樂安閒的小家庭的生活來。何至如吳注「琴瑟在禦二句，謂拼掃清潔，令弦歌學道！」這不但是曲解；而且太煞風景了。明明以琴瑟比男女，詩經第一篇關雎上，已經說過。吳氏又解為學道，無論古人斷斷不皆是吃兩廡冷豬肉的好德如好色的聖賢，而用「學道」二字，不也太負卻那時詩人的心嗎？鄭箋上說女曰雞鳴，士曰昧旦，二句，「此夫婦相警戒以夙興，言不留色也。」同一頭巾氣過重了。其實這篇詩，正足見出夫婦之愛的家庭間的談話。因為那時的士人，大夫，都最會射而佩玉所以有「將翱將翔，弋鳥與雁，」及「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等句。

　　這等誤解，尚為輕者，尤令人發笑的，是吳氏解青青子衿篇。他說這是「卿大夫之子弟，隨世子入小學，在公宮之左，師氏教之，謂之門子。當時有廢學者，因作是歌以警之。」「門子」，不知古時有這個名詞否？我也不敢妄斷。即如吳氏的注解，而「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等句，將如何講法？吳引爾雅悠，訓思，但不知第二個「悠」字怎說？兩個思字作疊字講，恐怕不能講得過去。他又說：「縱我不往教，子寧不嗣其音，言當嗣其學詩學禮之家，為將來世襲計。」原文為「縱我不往，」如何平空多添上一「教」字在下面？而「子寧不嗣音，」解為將來世襲，即當嗣其學詩學禮之家，其荒謬一至如此，難道當時那些青青子衿？即如其言，有了門子的資格，學禮學詩，僅僅為將來世襲之計嗎？馬瑞辰解此二句，曾有：「按往來，即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回一迂解。況下邊明明有「一日不見，如三月兮」的話我恐怕那些師氏們，不見得如此熱心待那些挑達的青年子弟。「城闕」二字，本來即城缺處，為諸侯築城闕其南面之意。吳氏卻用了好多的字，解此二字，他說：

　　「在城闕兮，城門內為庫門；庫門內為雉門；雉門一名南門，凡城隅上必有罘罳，雉門左右有兩觀雙闕。小學在公宮之左，即庫門左。猶天子以皇門左為小學，世子在焉。皇門右師氏居之，教王子及國子。謂小學在城關交界間。」

　　難得他竟考查得如此詳悉。結果無非證明青青子衿，確是當時的學校子弟。吳氏這部書中，如此曲證的地方非常的多。如枤杜一篇，明明是征人由戌役中歸來，久苦於戰伐，今得安享家室的快樂而作的。吳氏偏解為新講，以為是：「凡卿大夫子弟，選入士庶子班者，挑其嫡子為輿司馬；諸子為行司馬。其父兄皆見在王朝，所以有憂我父母之言，作此以勞其佐領等。」不過因為此詩中有「憂我父母」一句，即引經據典，說了好多不相干的話。如青青子衿的解釋，同一穿鑿附會。青青子衿，可以斷定是篇愛而不見的戀歌。如「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一日不見，如三月兮」等話，明白顯然為男女相悅相思的話，都被吳先生解錯了。即如毛詩小序指此篇為「刺學校廢也」，雖說也於辭意兩俱相妨，但還強為之解；若吳氏的解釋，則愈去愈遠了。

　　其實毛詩的鄭箋中釋「子寧不嗣音」一句，的「嗣」字，說：「韓詩作詒，詒寄也。曾不傳聲問我，以恩責其忘己。」然即作「寄」字解，為甚麼不能用之於兩性之間？如靜女篇中：「貽我彤管」，此貽字與此篇中的嗣字，正可互相證明。「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孔疏引的正義話說：「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論語文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學記文由其須友，以如此故思之甚。」這些話哪句不是生吞活剝的解釋。而吳氏愈求返古，則去古愈遠，恐怕也是先受了他以前那些迂拘的治詩家影響呢。

　　同例當有葛屨詩。吳氏釋此為「魏之世家巨室，皆循男冠女婚禮，以節儉為尚，令貪者亦易於舉行，恐有以儉為恥者，作是詩以箴之。」由此段釋文，可見出吳氏處處以「禮」解詩的方法，而其謬處，即隨其方法而發見。按魏風尚儉，自是不誣的議論。如左傳上季紮說：「美哉颯颯乎，大而婉，儉而易行」是讚美魏風的話。但此必非專指昏禮而言，誰也可看得出。吳氏引用冠昏禮；夏用葛屨，冬作皮屨，以為與事實相合，已未必真；而他又謂「摻摻女手」二名，謂自作行嫁之服，尤屬無根之言。又謂：「嫁者稱好人，猶娶者稱作良人」，更屬勉強。最古時稱良人，已不必專指男子，而嫁女稱好人，卻未曾見說過。

　　吳氏的解，多屬此類，尤以注解詩經中國風的部分的詩為多。他以「禮」說詩，便強詩就「禮」。因之將那些抒情，發憤，活潑的韻文，都牽扯到與「禮」有關。而此詩如照他的注解，反不如集注上的「魏地狹隘，其俗儉嗇而褊急，故以葛屨履霜起興，而刺其使女縫裳，又使治其要襋，而遂服之也」，為就事論事的妥當。後來還有人以此詩指為諷魏王的，亦屬牽就。此詩的正解，大都不外縫衣女子，或是當時詩人的作品。所謂女手縫裳，只為好人之服罷了。而一結已可見出肉食者的無用來。貧女不過辛苦勞力，為他人作衣的感慨，已可髮露無餘。據我看解此詩者，還以姜氏廣義所說，為比較的妥當。

　　「風人從無說出所以刺之之故者，而此詩明言之以儉本美德，原無可刺；儉而太過，至於褊急，則不能無譏矣。詩人之意，正使後世驕侈惰慢者，不得以是詩為口實也。」

　　但這段話，雖有其見地，而我以為此詩，詩人所以從無說出刺之之故的，正是此詩的藝術高巧處。雖不能說她是有近代寫實文學的風格，但詩中所用的「可以縫裳」，「惟是褊心，是以為棘」等話，真是富有諷刺性的文學作品。「好人」二字，在此詩中最易誤解。胡承珙說：「案古亦有美人佳人為男子之稱者，然美與佳本有大訓，此好人只當作容好解。」而方言雲「自關西秦，晉之間，凡美色或謂之好」。是也。北方常謂人面貌美麗，為「長得好，」是句極通行的句俗話，也可為胡說的證明。歷來解此詩者，比較還是胡說為較可憑信。而吳氏乃說到昏禮上去，所謂終是走不出圈子的話，終是為他自己的主見所蒙蔽了。

　　以上略舉幾條，已可證明吳說的支離牽強。而何以此等錯點，在國風中獨多，而大小雅及頌中還少些呢？因為大小雅，多敘鬼神，祭享，及特聘往來，與一國中人追念先烈，及兵役諸事的為多。而周頌，魯頌，則祭神，談政的為多，所以吳氏不但解此等詩錯點較少，且他根據古書，還時有發明之處。而諸風內，小詩多；抒情的詩尤多，勞人思歸，感懷，借物興比的篇什，自然多得很。而吳氏仍然純以說禮讀教的目光去批評，解釋，那便不會有許多恰當的地方。毛詩原序多不可信，而鄭箋誤于前，孔疏誤于後吳氏更力求復古，佐以禮樂的證據，其結果，解風詩乃至大失敗的一步。

　　我當想從前的經生研究尚書禮記等書，還可多可觀之處，至於《左傳》等書，已經非他們卑狹的思想所易了然貫徹。詩經是部專門文學的書易經是部古代哲學的書，他們雖然考據引證，終是少有搔著癢處的吳氏努力治詩若干年甚在七十歲上，才寫定，尚有此等大錯的地方，也足以證明我的話了。總之：吳氏解詩雖時時獨創新解，——新解誤否且不論——而其根本的思想，仍不脫前人的範圍；不但不脫前人的範圍，反而更陷入于古的深淵去，比別人為深些。他必是位極講「非禮勿視，非禮勿聽」的老先生，所以將風中那好多的戀歌，都很費苦心的去給它們另裝換上了一付道德禮教的面具。除上敘幾條之外，如雞既鳴矣，如桑中，如遵大路，如隰有萇楚等篇，他一方面既依違于鄭箋、孔疏的解說的界限；一面又時時由禮儀及事實上，自出其見地。但同一的結果，都是將些小詩歌，變為教訓論了。

　　以上所說，也還多略而不詳之處，然已經可見此書的內容與價值，我相信無論是古人，是今人，凡是他真能潛心有恆地去研究一樁事，去著作一部書，即錯點甚多，總不能沒有一部分可取之處。吳氏固然是囿於偏見，但他的音韻的考證與地理上的位置，卻不能不說是無一點是處。如其證明豳風乃周公居東在豳邱時所作的詩，而非公劉的豳。魏乃入晉以後的魏，檜乃入鄭後的檜。這些發明，頗有其充足的理由。再則在大雅及周頌內，所說明祭儀的禮節，及樂奏的次序，雖也有博采前人的話，而大體引證，得還愜人意。如此等地方，究竟是不可泯沒的。所以他最好是專作考證與訓詁的工夫，則對詩經的貢獻，還好些，而他的失敗之處，只是被一個「禮」字欺惑，且拘束住了。他有時不信毛詩的序言，但他的注釋，卻大部分是從毛序中推演出來的。毛序在今日看來，已經不能定說是大毛公或小毛公所作，其為漢人的偽作，恐怕是不可掩卻的事實。所以序言最多不合情理，而過於武斷的話。數千年後，又遇見好古的吳懋清，且過於信古了；以「禮」而求詩的復古，依違毛序，更加曲文牽就，遂將國風中大部分的好詩，錯為注解。吳氏的用力可嘉，然不能不說他是被毛序的大部分遺誤了他自己。

　　一部中國最古而且最好的文學書，可惜自古屈服在太過於講禮教的先生們的筆下，遂致使得後來讀詩人，逃不出他們注釋的範圍。他們注解的稍好的，就是詳述禽獸草木之名，與考訂當時的風俗，禮儀等等。很少有人當它作一種純文學去研究。在情感與藝術方面，加以評論，所以愈到後來，不過將這部古文學書，看作一部古代——春秋——時的風俗史，及禮樂的根據書罷了。文學的價值如何，沒有幾個人能見的到說的出。而最大最普通的誤解，即以此書是種教訓的韻文集。處處不能忘了溫柔敦厚，處處不能失卻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與思無邪的標準，皆以古之人為理學派的聖人賢人，所以評注《詩經》的，都是先存了一個理想的事實與人格的模型，然後從詩中去強添扯上，以合於自己被束縛下的理性的觀念中的事實與人格的模型。而吳懋清氏即是他們中的一個代表者。

　　我們現在雖在舊籍中發現與搜求出它的真面目來，固然不可居心立異強古人的理想見地，以強合於今日；但好好的書籍，為注釋家的主觀所蒙蔽過的，我們卻不可不將這等假的面具為之卸下。但若施以消極的批評，尚不如掘發出舊日著書者的思想工作上根本中毒之處。如吳懋清的毛詩復古錄，的確是中了「禮」字的毒，以為聖人刪詩，不當存非禮之作。因此他以為不但桑中等詩，是有深重的教訓意味，並且將雞鳴等詩，亦曲解為與齊家治國的「禮」攸關。這可以見出他的思想的根本所在；而他作這部書是為的甚麼了。

　　我對於這部書，本還發現出許多不合之處，但以時間關係，不暇詳說。如上所敘，已可使未見此書的，得到一種概括的觀念了。

　　一九二三年二月上海《時事新報·文學旬刊》第六十三～六十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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