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毛詩復古錄》(2)|王統照

評《毛詩復古錄》(2)

　　據藝文志所說，現在望文生義想來，大概當時治詩經的是以申公、轅固、韓生三家為指歸，而尤以魯申公的詩說為最可靠。可見毛公的詩派，在那時並不甚著名；且不甚為一般經生所信任。轅固在代表一個時代文學的源流志中，僅僅提到「又有毛公之學」，視作附帶之筆，其在漢時不甚為人注重，概可想見。何以知道當時治詩者多，以魯申公為指歸？按史記儒林傳曰：

　　據墨子說：「傳曰：『詩人感而有思；思而積；積而滿；滿而作言；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詠歌之。』」愚按以此意用三百篇的與離騷及漢魏人作目見。這幾句話確有見地，於此又可證出吳氏解北風一篇的妄謬處。自來解此詩的，或謂為「言此風雨雪，以比國家厄亂將至，而氣象愁慘。」或謂為：「塞涼之風，病害萬物，此喻君政教酷暴，使民散亂。」這些解釋，已經是支離其說；而吳氏則謂為「術宣荒廢不振，居邶者攝赤狄之強，皆相攜以去，作為此歌。」云云。在衛時那個國勢，固有如此現象，然亦未必盡然。而詩中「莫赤匪狐，莫黑非鳥」二句，自來解者皆迷離說二者皆不祥之物，所見皆此，則國家將有危亂。這等話有據與否，實一問題。據傳說即為不祥之鳥，如戰國時文種告範蠡的話：「越王為長頸而鳥喙……」云云，也以形狀比鳥為不佳。

　　但古來書傳，指狐為不祥的，實少其例。吳解本此，未免言之無物。至他解「其虛其邪」一句，則更見附會。本來此二字，為疊韻，即舒徐的意思。爾雅也說「其虛其儀，威儀容止」。吳謂為虛文緩步，也是拘于前人之解，似是而非。總之此詩，至今傳為疑案。他們所謂刺上六暴亂，及避北狄遠徙的話，雖是衛國的內政外亂，有如此的情況，然必證實此詩即為指此二者，也沒有什麼確切的根據，我總疑惑是一種戀歌，而吳氏的解釋，敢斷為妄。

　　戴東原則論：「……周家曆世有賢妃之助，故周南首關雎，召南首鵲巢，所以正內德，慎婚姻之際。……」

　　我們要知道漢時所出的偽書最多，如今所流行的經書、子書等，秦以前的古籍，若詳加考證起來，大部分是不真實與曾經改竄添減過的。從來治舊學的經生，對此問題，下的答案最多，獨於詩經比較上還少有疑惑之點。毛公的詩說，據藝文志上說是出自子夏，所以現在通行本的《詩經》上的大序為卜商所作，而詩譜曰：「齊人關雎釋文，引沈重云：『按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足，毛公足成』」我以為此實過於附會。孔門弟子必學詩，這是他們一定的功課。如：「不學詩，無以言」；如「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這都是孔氏的學派的治學與實踐上的一種功課。但《詩經》上的大序，卻絕不是子夏所作。如今看來，不但文字不似，而且也少有證據。不過當時以一二人的傳記，數千年來遂以子夏作的詩序為鐵案不移。徐整詩譜暢，今亦不傳。釋文敘錄引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大毛公為故訓傳於其家，以授趙人小毛公。小毛公為河間獻王博士，以不在漢朝，故未列學官。」這段文字極奇怪。

　　徐整作的詩譜暢，今早已無可考。他竟能述明子夏與大毛公受授的源流，如此熟悉，不知依據何書考得？況且薛倉子，帛妙子在古書中，愧我疏漏，不知這兩位先生大名的出處。所以敢斷定，是不足憑信的。毛詩周南正義書：「鄭譜謂魯人大毛公為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士。」則毛公的出處非一，傳聞異詞，已可見了。而漢書儒林傳文說：「毛公趙人也，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如此則毛公幾乎成了三個人。至於大毛公，小毛公，見於漢時書籍者比比無真名，則尤為迷離惝恍。況且漢書的體裁，與在漢武帝以前的紀事，幾乎全仿自《史記》。何以《史記》上會沒見過毛公二字的名字？獨有申公，轅固……諸人。總之毛公其人，不必有不必沒有，其所傳的毛詩，不可盡信亦不可全不信。至於傳自子夏一說，尤屬毫無證實。即朱熹後來亦為此說所騙。我們如今去敘論，只要考查用毛詩的著作的時代，及其解詩的利弊正誤處，正不必斤斤去計較其人了。

　　我們既知毛詩已不可盡信，則後人附會毛詩，妄加注解引證者，其為紕繆，必不能免。不過果使是僅屬小謬，還不至遺誤他人，而以謬傳謬，遂至其用力甚勤，而誤點甚多的，我們不厚評昔人；然而也不能不指數出他的大謬的特點來。我相信這是我們在今日批評舊書與加以整理之功的最合適的方法。

　　總之此詩據我們現在的眼光參以古事的考證看去，則此詩明明為文王求妃之作，必可無疑。而昔也以迂拘之說，轉相牽說，至可發笑。如崔銑雲「太姒未至，文王不應先畜妾媵，誰與探其寤寐間事而形容之？」又有人謂：「意必文王續娶於莘，而得大姒有不妒之德，故周世歌頌之。」此等解說，愈趨愈歧。此詩之為文王自己所作；或為文王宮人所作；或為後來的民間所歌誦者，我以為已難斷定。而他們過於信古，以為周文王也如同後來講究理學的老先生，如見女子勃然變色的程明道，如目中有妓，心中無妓的陳臥子，又以為周時也如後代的禮法一樣，遂至說太姒未至，文王不應先畜妾媵等話。其眼光短淺，令人可嗤。又謂：「而得太姒不妒之德，」其實大姒妒否，與此詩何曾有一絲毫的關係。即為文王所作，或宮人所作，亦無非敘明文王當初求婚的熱切，與結婚後的友愛。何至穿鑿到好多不相干的事上去呢。我們須知論及三千年以上的社會，及其禮法，階級，制度等，萬不可理想到怎樣的威嚴，怎樣的有一定的準繩，如從前一般鄙陋儒者，每天所理想的文武成康之世的了不得。

　　其實我想那時，還是由圖騰時代留下的部落的遺制。所謂王，與諸侯，還不過是變相的酋長，何至如後人所揣想的那時，便如天堂樂園的不可及。然照歷史上的考察說，中國那時的文化，已經在初期大發展的時代，而周家當時，確為一個最有教育的族部。所以其在當時的勢力，可以左右殷室。文王固不必是天生之聖，然其智識與品性，總可以代表姬姓族部的教育。所以孔丘也曾說：「鬱鬱乎文哉，吾從周」的話。文王求婚這段公案，在那時的階級制度，必不如後來的嚴厲，所以文王見了淑女，即可求婚。至其中輾轉反側，寤寐思服的話，是見出戀愛的心切。是文王自己作的也罷；宮人作的也罷，這等景況，也是必然有的。所以從種種方面，可斷定關雎為周文王的結婚及求婚詩。而吳氏的毛詩復古錄上，卻獨出奇說是：

　　尤為可笑的，是他解靜女一篇。據他的總解上說：

　　大概用總括的批評說起來：吳氏的注解，對於音韻及地理上的考證，尚有十之六七的可憑信。而其最大的誤點，即在意理上的誤解。（說見下）吳氏是中了「信而好古」的一句話的毒，他這部書雖是以毛本為根據，但他還以為毛詩原本，復古的不信，所以更證之《左傳》，證之禮，樂，以明三百篇的范經，全是按定鉤繩，由禮，樂中作出的。即此一大誤點，已經將全書的價值失掉。雖是用力甚動，其結果不過落得一個樹新領奇，曲文強解的八個字。然而這等誤點的根源，完全歸罪於吳氏也，未免太冤枉了。因為孔丘有一句「詩三百篇思無邪。」其後禮致曰嚴，關於個人抒情的作品，皆力加粉飾。所以經過若干人的強解，遂將一部代表一個大時代的文學書，處處看作教訓，與徵求典章，考核禮樂的藍本。

　　據吳懋清的自序上，明明說「懋清晚年，酷愛毛詩，……及聞小序可去，大序不可去，豈漢唐諸儒，絕無發見，仍株守前說乎？若國風之斥為淫奔，聖人何苦存此，以示後人？近得（原稿不清——編者注）阮文達所刻皇清經解聞見漸夷」……這明明是敘述他自己治毛詩的得力處，由於見過皇清經解。在當時皇清經解這部大書，自是不容易得到的。且以流傳的鮮少，其中搜集的書本，有許多為陋鄉窮儒布所難得的。我們看在皇清經解中，毛詩正義序上說：

　　可知這本書雖成在乾嘉時代，而以僻邑窮士的緣故，過了一百多年方得鏤板印行，可見文字的幸與不幸。使作者也與當時的浙江學者互相標榜，拔引，則此書以其宗旨所歸，必久已著名於世了。

　　取此一條，與以下所引的一條，可以見出他對於以「禮」證時，為最富有趣味。其次則以變證詩，如其書中云：

　　又蘇州黃雲鵠為他作的碣銘上也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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