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士倭綏略傳|王統照

高士倭綏略傳

　　約翰·高士倭綏（John Galsworthy）一八六七年生於英國撒雷省的高姆地方。他雖生在撒雷省，卻是個狄溫（Devonishere狄溫許兒是英國的一個省名）人，就是他的姓高士倭綏（Galsworthy）的順序，也可以一望而知是狄溫的名字，且是他在狄溫那裡，也住過好多的年歲。即在他的作品裡，也是很多關於狄溫事實的色彩，如《狄溫的一個人》（A Man of Deven）、《縉紳》（The Patrician）、《霧裡馳騁》（Riding in Mist），在這些小說、劇本裡，很可見得出。他第一次受教育是在哈樓（Harrow）哈羅大學（1881—1886），後來便轉入牛津大學，學習了三年的法律。

　　從這時到一八九〇年之中，他選了辯護士業，那時他是繼續他的法律上的準備，因他父親願意並且助著他，使他仍然能與他的父親營同樣的職業。不過，高士倭綏生性便不喜歡研究法律，他曾說：「我在種種的律師事務室裡讀書，而所練習的，則幾乎全不與我性格相近，且是我自始至終，不喜歡我的職業。」由此可以見出高士倭綏自青年對於法律，早已有了一種很強烈的反感。到後來他有許多著作，差不多是對於現代英國法律，下根本上的總攻擊，大約這時已經埋下了那樣偉大文學的種子了。

　　他習辯護士業，既鬱鬱不得志，家裡也還富足，於是他便飄然遠出，作各地的旅行。他旅行所經的地方，非常之多，幾乎周遍了全世界。如：阿美利加、埃及、不列顛、哥倫比亞以及澳大利亞、俄羅斯、韭吉群島諸處，都曾經過這位熱心社會改革的文學家的足跡。他曾坐了帆船，由阿答拉底（Adelaide）到北阿非利加去，遇見了些危險，後來他作的《約瑟康拉達》（Joseph Conrad）小說，就是追想他遇險的事實。

　　高士倭綏雖說政治上的品性，是非常超卓，而他的作品，在嚴肅的真誠裡，天然的清爽的美，是不可掩飾的。在他所作的小說《小夢》（The Little Dream）裡，抒情的描述，比著譬喻的寫法，更要動人。是一種熱望的靈魂的美妙的空想，而有生命真誠的興感，與意義的習知。至於他詩歌的妙境，是灰色生活中的紅光內動，宛如秋後的樹景一般的色彩，或者內中更有活潑的靈魂，藏著裡面而作生活的奮鬥。他著作上的風格的流動與生機，就像溝水的流動，經過海峽一樣的活潑，在他的文學上的內部，像這樣感覺，是容易使人接觸得到。

　　高士倭綏的戲劇，可以說是英國的新戲劇（New Darma），他的思想與觀察，本來高人一等，即他的藝術，也非常卓越。

　　高士倭綏是個熱心改革社會的人，所以若從他的著作裡，解剖他的思想，差不多每種著作裡，都包含有一種社會問題及法律、道德的問題。他絕不是浪漫派的作家，也非崇拜神秘，借示象徵的那種文學。他是以憤世與救濟的眼光，借文學來寫出，其實他文字中所包含的問題，是人人所能夠思及而懷疑的間題，不過他能用痛快淋漓形容盡致的筆墨，敘述與刻畫出來，所以感人尤深。這等文字，即是沒有什麼詞句上的優美，韻調上的激蕩，已足移人了！高士倭綏他曾自敘其著作的得力處的幾句話是：「一個人既能生活，又有思想，所以他便能著作。但是著作要真實的、有良好戲劇的作出，或其他藝術上的練習，必定差不多要有一種磨練的，熱烈的愛和一種自重的白熱（Whiteheat），一種真誠與明達的欲望，在一種權能裡，能以有最好的事物在內，且是必要加上一種眼光，不可退縮。」由此可見高士倭綏平民化的思想與文學藝術上的價值。他本著這種精神去努力創作，真可謂不是「玩物喪志」的文學作品了。

　　高士倭綏是一個嚴肅而坦白的著作家，他的文學上的作品，在字句中，有非常好的感覺：清楚、簡單，直接能予人以最清晰而激動的一種印象，使讀者或聽者對於他的著作，永不能有印感的欠缺，無論他的戲劇或小說，都有深入人心而不予人以厭煩的這種文藝上的力量。他是一個最仁愛的作家，所以他的文字，是令人以極寬厚的感覺，比較社會黨員及社會改良者，更要仁厚。他簡直是最富有同情的藝術家。Sympathetic Art-ist凡屬他的著作，幾乎全是為平民抱不平，而與社會上惡劣、虛偽、偏頗的禮教、法律、制度相搏戰。差不多不僅可說他的文學是社會主義文學，且是純粹由於人人心底，對於現代各種法制，根本懷疑的文學，他可謂為一個有威權而卓異的作家了！他在英國當代文壇上，與王爾德（Os-car Wilde）、蕭伯納（Bernard Shaw）及巴爾克耳（Granville Barker）諸人，各樹一幟，而自有其特殊的色彩。

　　高士倭綏在他的真誠與熱望的文學裡，無論是小說、戲劇、詩歌，他那種正義的思想和技巧的藝術，實予人以至深的影響。他本是個思想超越的人，而他的著作，全力注重的，也是人類問題。高士倭綏並不反對批評的主義，不過他的主義，是注重在經濟及社會方面的，所以他自己的批評主義，是與恒人不同的。依他自己建立的批評主義的進行，是以他的小說為社會論文。在小說裡面，他的性質上的思想，就可代表出民眾的思想來。他有一首詩，最可注意，這首詩可以代表他自己的祈禱是：

　　在春日的夜裡，
　　我是到上帝立的所在。
　　什麼是我向他呼喊的祈禱？
　　是這樣的祈禱：
　　哦！Gourage莊嚴的主啊！
　　哦！這是春夜的主人！
　　作出個強固的心意，在我的心裡，
　　用偉大的勇敢，去問你一切的事物。

　　高士倭綏到現在，所作的戲劇，著名的很多，如《銀盒》（Silver Box，一九〇六年）、《鬥爭》（Strife，一九〇九年）及《長子》（The Eldest Son，一九一二年）、《裁判》（Justice，一九一〇年），這幾種都是他戲劇創作上的結晶品。不過我們不能一一的都去說明，只好先將《銀盒》及《鬥爭》兩劇的精神及結構，少加解釋，然後再將他戲劇的結晶之點記出，那末，我們對於他戲劇上的觀察，庶可不至挂一漏萬。

　　高士倭綏作的小說、劇本、詩集、論文集很多，今於下面，先將其劇本的名目寫出來，以備參考。

　　《銀盒》（The Silver Box）　　　　　　　　一九〇六年
　　《喜悅》（Joy）　　　　　　　　　　　　　一九〇七年
　　《鬥爭》（Strife）　　　　　　　　　　　　一九〇九年
　　《裁判》（Justice）　　　　　　　　　　　　一九一〇年
　　《鴿》（Pigeon）　　　　　　　　　　　　　一九一二年
　　《長子》（The Eldest Son）　　　　　　　　一九一二年
　　《遊蕩》（The Fugitive）　　　　　　　　　一九一三年
　　《暴徒》（The Mob）　　　　　　　　　　　　一九一四年
　　《一點兒的愛》（A Bit o' love）
　　《基礎》（The Foundations）
　　《皮膚的遊戲》（The Skin Game）

　　近代資本家與勞動家相競爭之點，無非社會上資本及勞力不得其平的原因。因此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競爭逐日激烈。至於勞工待遇問題、工作時間問題、女工問題，皆為待決之端。在從前如哈兒德曼（Haupt-mann，德國戲劇家）所作的戲劇，對於當時社會制度，大加攻擊，傳播自由思想，異常有力。如《織工》（D. le Weber）一劇，尤為迷夢的社會的「當頭棒喝」。敘富人的苛暴，勞工的可憐，為工人鳴其不平，慘淡深刻，即讀者也至易因其描寫，下同情之淚。所以當時在德國舞臺上開演，遂震動一時。至於高士倭綏的《鬥爭》的主義與哈兒德曼的《織工》，可謂後先輝映。其觀念與描寫，也差不多有同量的輕重。其內容為一工廠總理與工人的競爭，一面只圖其事業上資產之增進，而不顧工人的生死，一面則以生活上的需要及自由精神的要求，雖至於罷工，至於饑餓，困苦流離，不少退屈。高士倭綏更著眼到工人團結勢力的薄弱與渙散，對於罷工與總理相爭之時，有贊成的有反對的，有沒有什麼正確主張的，到後來相持日久，終歸調和，在工人方面，雖未完全占得勝利，然尚可有望於將來，所以他這篇《鬥爭》，簡直是勞資互爭的紀事文了！這篇劇本中，有一段的讀話，是資本家的首領Anthong的女兒Enid，她是個很和善的姑娘。她說：「我們看見一切的苦惱！你記得我的婢女安尼，她不是和羅勃兒司結婚了嗎！那是很困難的！她的心是柔弱的，所以她開始受這個打擊，她不能去預備食物呀！」這不過其中的一端，也可看得出高士倭綏，對於弱者，可憐者的最大量的同情來了！

　　許多的山和田地，似乎是嘲笑道路，溝畦，被人蹴踏在他們上面，並且也嘲笑柵欄、洞穀、垣牆。在白的天色與綠的平原中，是相合成，去輕忽這些微小的活動。

　　由這首詩，我們可以知道高士倭綏求知的想望，及對於世上一切事物，懷疑否定的態度來。

　　無論是誰，能以提得到莊嚴的觀念關係到藝術與生活上去，表示在時間與空間的界限與關係，那末高士倭綏的小說，卻沒有一頁不是這樣。就是他的小說，全是實際生活上的注解與批評，批評及於經濟與社會的狀況，在人民的相互關連裡，一面可以說是引導出他的同情，一面可以說激動他的嘲諷。他的著作，莊嚴的態度，就像他是一個藝術家的差委，而在許多的機會裡，表示出些觀察，又是受了他自己從前成業上的影響。

　　所以我們若是讀高士倭綏的著作，當要先說明他的著作裡，有更大的計劃，比著一個人的微小生命的計劃，更要重要，然後高士倭綏那種誠懇、仁愛的精神方可以顯得出。他是常常由文字裡，表示出譏諷人為較小的情形，我們由他所敘述的一段裡，可以見得他是注意在那種「自由之鄉」（The Freelands）的願望。

　　以上將高士倭綏作品的精神，及其戲劇的意義，稍為說明，也可以作為簡略的介紹。中國從新文學的研究發生以來，關於戲劇的創作，非常的少，且是中國社會這等的迷亂，果真有高士倭綏，能以在中國出現，我想一定有很重大的影響！

　　他這兩種戲劇，是不滿意現代的法律及勞工制度，提出這樣重大悲慘的問題來，待世人討論、解決。就中實是包著了一付革命的精神。他與英國蕭伯納氏，同為社會改革的急進的戲劇家，蕭伯納所作《巴巴拉少佐》（Mayor larbefa）一劇，曾說：「貧窮足以墟人之城市，置人於死地，……精神因之而頹敗，終身由是而犧牲，而人類之為罪惡者，亦莫知其故。」云云，此雖激昂憤慨之言，而與高士倭綏此兩篇劇本，異途同歸，同為貧苦社會下同情之淚，借筆端、舞臺而泄其不平，以引起世人的注意，是一樣的目的。英國人最重自由，於此也可見一斑。近代以來，新興的戲劇，有趨於新浪漫主義的；有歸於神秘傾向的；有借象徵而譬喻人生的；而英國文學界裡，除了愛爾蘭的新文學不算外，他們有幾個作家，卻都樸實說理，解決實際的社會問題，這也可算得近代文學之社會化的唯一傾向，也可看出階級的戰爭日甚一日，無論研究什麼學問，這個切膚的問題，也拋不了。尤可看出英國人重實際及愛自由的性格來。

　　他的著作都很精粹，不過他的戲劇，尤為人所佩仰，而富有同情的刺激，傳佈到人們的靈魂裡。所以他的戲劇文學比較詩，小說等，更出名。我以上既將他的歷史，和其它著作的梗概，敘述過去，那麼再可以先將其著作的主義，及其文學上的藝術說明，使讀者更得一個明瞭的觀念，然後再專論他的戲劇的特點，庶幾於此短文之中，使研究文學的，對於高士倭綏的全體，有個約略而確切的概念。因為他雖是戲劇作品最為著名，然我們要研究他的戲劇的精神，便不能不先將他的思想和他所用的文學上的藝術，解剖一過的。

　　他的著作中，統括起來說，便是有最豐富的批評的色彩。如對於社會的批評和道德的批評，而根本上是由於懷疑的觀念。所以他的著作，可以說滲透沉浸在一種人生哲學（Philosonphy of Life）裡，對於不滿意的、虛偽的、無人道的生活，他便譏諷藐視而攻擊他們。

　　他的小說最著名的如《愛爾蘭法利塞徒》（The Isand Pharisees）、《本性的人》（The Man of Property）、《鄉居》（The Country House）、《友愛》（Fraternity）、《縉紳》（The Patriian）、《黑花》（The Dark Flower）以及《自由之鄉》（The Freelands）諸篇，都是有主義，而兼有文學上的興感，與美的小說，我也不能一一詳細的介紹出來。因為我們要注意他的戲劇上的創作，上面敘他的思想及藝術，已經不少了，那末我們便可看他的戲劇的作品如何。

　　他本有文學上的嗜好，後來便漸漸留心到著作的事業上去。一八九九年，第一次印行他的著作，是部小說，名字叫Jocelyn，又接連著出了一種短的Novel及一卷短篇小說。他本來是詩人兼小說家及戲曲家，不過他第一次著作的嘗試都是小說。在他第一種戲劇創作以前，曾做過四種小說，內兩種是《鄉居》（The Country House）、《本性的人》（The Man of Property），那時他的文學上，已經有點成功，及至最有名的《銀盒》（The Silver Box）出而問世的時候，他的論文、小說、戲劇及詩集，已出得好些了。

　　《銀盒》是描寫正相反對的兩種人，有錢而富厚及勢利的，便是巴斯威克（Barthwicks），而貧苦無告的一雙夫婦，名叫瓊司（Jonese），他們的處境及思想，完全立於相反的地位。因為巴斯威克是一個議員的兒子，他頭一天在一個私娼家裡喝醉了酒，以不正當手段，取了一個小錢袋回家來，不料失業的瓊司，——他家一個打掃婦的丈夫——當晚也是一樣的喝醉了，糊糊塗塗，將議員兒子的銀煙盒和偷來的婦女用的錢袋取去。後來議員的兒子因為遺失了銀煙盒告到官裡，把瓊司捕了去，弄得他一家妻離子散。末一幕便是在法庭上，富的原告和窮的被告各呈舌戰。而高士倭綏于此就向那扶強害弱，威嚇貧民的死法律，設下多少問難，由那個真誠的瓊司嘴裡說出。因為他對於議員兒子的錢囊及銀盒是由醉誤取，而這些東西，議員兒子也是由偷盜得來的，也是在法律上犯了罪。

　　何以獨對他這誤犯罪，要加以科罪，對於議員兒子犯罪的行為，視為光明正當，置之不理呢？我們看到這裡，不能不說莊子的話「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以及「以用為知，以不用為愚，以徹為名，以窮為辱」的幾句話，為能洞見人類癥結的本源，而為社會不平的大原因了！由此可知一般具文的法制，無非是為富貴勢厚的作護身符，而貧苦小民及無知識階級不惟不能受其利益，且繁文縟法，束縛剝削，層層不已，更足以使其生活上抱非常痛苦，經濟上加許多壓迫，於是社會暗潮，日甚一日，階級鬥爭，愈進愈烈，當然是不可或免的。因為法律所以均不平的，以具有這等法律，而不平日甚，這不是現代的第一個大問題嗎？高士倭綏以文學的藝術，描寫這種令人深思的社會問題，無怪人家說他的文學上的創作，比社會黨員的主張，更要鋒利。因這樣刺激的，暗示的文學比較改造社會的論文，尤易動人興感。

　　《銀盒》與《鬥爭》雖取材不同，敘述亦異，然根本上不外貧富階級的戰爭。而高士倭綏，則於字裡行間，為貧者、弱者、無知識階級者，鳴其不平，而抒其冤憤。《銀盒》的主旨，系攻擊現代法律的失平，而《鬥爭》則敘資本家苛待工人的卑鄙，茲先將《銀盒》中的事實敘明。

　　陳君大悲囑我為作此文，以備《戲劇雜誌》的登載。不過我對於高士倭綏的作品，也沒什麼甚深的研究，又加上陳君催稿甚急，我又小病初愈，便草草的作出，聊以作個約略的介紹。

　　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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