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漢魯迅翁逝世二周年

魯迅翁逝世二周年

　　手法何妨有異同，十年苦鬥各抒忠。
　　雄文未許余曹及，亮節堪稱一世風。
　　惜逝驚添霜鬢白，憂時喜見鐵流紅。
　　神州今作存亡戰，百萬旌旗祭迅翁。

　　——魯迅逝世第一周年忌作於上海

　　去年的今天，在上海正進行著神聖的抗日戰爭。在隆隆的炮聲中，上海的革命文化人沒有忘記用他們最真誠的淚紀念一偉大的民族作家之死。在滬西一個教會學校的禮堂裡，擁擠著千百的革命青年，祭壇上金黃的菊花至今還燦爛在我的心眼中。那天我去得稍遲，沒有進門就聽得一陣熱烈的掌聲，沫若兄的演詞正達到最高潮：

　　「魯迅以前，前無魯迅，魯迅以後，無數魯迅！」

　　這一警句無疑地引起了這一群文學青年的熱狂，接著我們聽了馮雪峰、周建人、鄭振鐸諸先生的高論。我也被介紹著很興奮地述了我的感想，並回顧了一下我所知道的魯迅翁的生平。但我以為魯迅翁是那樣重視文學界的組織的。在抗戰已在壯烈進行之際，文學界的救亡組織遠落在其他文化部門之後，應該是我們的恥辱。我以為應以加緊文學界之救亡組織來紀念魯迅。

　　這提議大體上是實現了。沒有幾天之後，魯迅紀念會在浦東大樓盛大地舉行。當場發起了上海文藝界抗敵協會，甚至推舉了負責人，成立了協會的組織。這一組織的成功可以說頗足以慰魯迅翁「在天之靈」的。但正在工作開展中，我們的戰爭是那樣的日益緊張。尤可痛心的是，在那樣緊張的局面中，無原則的政治摩擦也依然激烈地進行，直到上海陷落為止。對此現實，甚至使一般中間作家也痛心疾首。上海文藝界救亡協會就在這樣內部矛盾中告一結束了。——每因魯迅而談到此會的經過，當不能不為之黯然。

　　後來，抗戰到了第二期，人們都來到了武漢，從動搖悲觀中透露了光明的希望，也鞏固了文藝界內部的團結，改正了上下對於文藝政策的認識。這樣，在一九三八年的春天，終於有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之成立，真正包含文藝界的各流各派，各流各派又毫無保留地統一溶匯在為抗戰建國而奮鬥的總的旗幟之下，並且提出了「文章入伍」和「文章下鄉」的有趣的口號，表示了她的戰鬥化大眾化的新精神。魯迅翁當年愛護革命的文藝組織的心，好象在抗戰的巨潮中終得實現，真是使人快意的事。

　　抗戰是一個大的鐵錘，它把許多青年鍛煉成鋼鐵般的戰士，也把許多似是而非的人打落在鐵砧下面了。至少它使每一個人獲得了應有的醒覺。從前在文壇如象在「政海」一樣蠕動著一些專鬧小的意氣鬥爭的，現在大體上也成了狂風後的落葉了。有些假的面孔在這一巨潮的沖刷之下也都露出了真形，拿日本方面說，我們知道魯迅翁在日本也有許多崇拜者。尾崎咢堂翁最近在《改造》上這樣說：

　　品評人物很不易，品評民族自更難。

　　平心而論，日本不是世界第一的民族。日本未曾遺下世界的事業，亦無世界的巨著，在中國方面反有驚天的大事業，亦有偉大的著作。

　　魯迅翁的《阿Q》等等在日本也被列入「世界的巨著」中，而且經其「第一流作家」之手翻譯出版，獲得廣大的讀者。然而這許多名作家，甚至名「左翼作家」，在當時雖號稱深受魯迅翁的人與作品的感召，象他一樣的至死不屈，擁護正義，象他一樣的與壓迫、侵略者為敵。及至八一三以後，除極少數堅貞之士外，他們有的公然做軍事法西斯的應聲蟲，無恥地稱此次侵華戰爭為「義戰」。有的，更積極地到侵略的前線，找他們的所謂文「種」。最近以前，由菊池寬及魯迅翻譯者佐藤春夫們秉承日軍之意組織所謂「鋼筆報國會」，參加者「左」右翼名作家三十餘人，由日海陸軍當局予以便利，參加所謂「武漢攻略戰」，到田家鎮以後，以不堪前方危險困苦，鼠竄而歸，便是好例。魯迅翁的作品被介紹於此輩之手，肥此輩之口腹，真乃不幸之事。象鹿地亙君這樣勇敢地站在真理前面，為和平與正義而戰，真是鳳毛磷角，也真不愧為魯迅翁在日本方面最好的弟子了。

　　魯迅作品的戲劇化以《阿Q正傳》為最早，也以它為最多。我也曾步大家之後做過小小的嘗試。而且已於今年春由「中旅」的朋友們在漢口天聲舞臺上演過了。我雖曾竭力使之現代化，但因成於抗戰以前，無論如何總有不合式的地方。魯迅翁的阿Q寫的是辛亥革命。我的阿Q寫的是抗戰以前。那中間有一些問題現在顯然不存在了。正象夏衍否定他自己的《賽金花》一樣，今日的確已經沒有磕頭外交了。我們可以說自從抗戰開始，中國農民的阿Q時代就告終了。然而阿Q性既不是一朝一夕養成的，我疑心就在今日它還要出來作祟，因此肅清國民心中阿Q性的殘餘依然是很必要的事。記得《阿Q正傳》在天聲上演時曾替他們寫過這幾句話：

　　敵人瘋狂進攻未有已，我們豈肯作蟲豸？亡我國家滅我種，豈是「兒子打老子」？寇深矣，事急矣！槍斃人人心中阿Q性，誓與敵人抗到底。

　　在武漢危迫的今日，紀念魯迅翁去世第二周年，我覺得這幾句話有重寫出來的必要。同時希望我們文藝界的同志們加強團結，開展工作，使我們的抗敵文藝深入人民間，特別是我們前線和敵人後方，使中國大陸成為壓迫者侵略者的「墳」，這樣才是魯迅精神的真正繼承者。

　　十月十八日於武漢

　　（原載1938年10月19日漢口《新華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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