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漢「音樂底報酬」呢？

「音樂底報酬」呢？

　　聽到聶耳的死信是在出獄那天的早晨。那天素斐來看我，除了一些吃的東西之外，她帶來了這個消息，這是多使我震驚和絕望啊。是的，「絕望」！在激動的生活中有著種種新的感情和意念的我，正期待聶耳把它形象化，聽覺藝術化。忽然失去了這樣一個有力的、有前途的合作者，怎能不使我一時陷於絕望呢？況且國難嚴重的中國，這樣的革命青年一個個或膏草莽，或逐波臣，怎麼不使人悲憤呢？回到號子裡，仰望布著鐵網的天窗，我的熱淚紛紛地落在枕上了。

　　我是在膠州路什麼裡，明月歌舞團的宿舍裡認識聶耳的。他在廣州當過兵，在上海也參加過反帝運動，沒有那些吃歌舞飯的特有的習氣。所以我們很快地就成了忠實的朋友。他是精進不懈的，無論音樂技術和一般問題的理解，他的進步都很快。而最可寶貴的是他的革命性情。這樣，儘管在技術上超過聶耳的音樂家很多，而象他那樣有感動力的卻少。這樣使他在流行歌曲界劃了一個新時期成為國防音樂運動的先驅者。

　　朋友們都嚷著給聶耳做周年紀念了，要我寫文章。我才驚心到聶耳死了一年了，我也出獄一年了。在他死後的這一年中，我們做了一些什麼呢？我們是否給了聶耳的寄與以應有的報酬呢？國難是比一年前遠為嚴重了。豈止華北客觀上已非我有，連華中、華南也岌岌可危了。正如我們在《義勇軍進行曲》裡唱的：「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但是我們吼了沒有呢？一隻看不見的魔手企圖掩住每一歌唱者的嘴，連當日他灌的某一些唱片也被禁止了。

　　自然，我們沒有理由悲觀的，聶耳死了，他的唱片被禁賣了，而他的歌聲依然活在廣大中國革命民眾的口裡。南方也好，北方也好，我們大家唱著他的進行曲，勇敢地向革命的國防戰線前進吧。郭沫若先生悼聶耳的詩曰：

　　雪萊昔溺死于南歐，聶耳今溺死於東島，同一是民眾的天才，讓我輩在天涯同吊。大眾都愛爾的新聲，大眾正賴爾去喚醒，問海神爾如何不淑，為我輩奪去了斯人？聶耳啊我們的樂手！爾永在大眾中高奏，我們在戰取著明天，作為爾音樂的報酬。

　　對的，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我們大家努力爭取光明的明天，作為對於我們死去的天才樂手最好的「報酬」吧。

　　（原載1936年7月17日南京《新民報》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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