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連隊通訊工作|陶鑄

關於連隊通訊工作

　　（一九四四年）

　　通訊工作的作用

　　有的連隊的領導同志，很重視通訊工作，這是很好的。但也有的連隊領導同志還不夠重視這一工作，甚至漠視這一工作，對於戰士自動的學習文化或寫稿，表示厭煩，以為妨礙了本連的生產、練兵。這是不對的。

　　通訊工作的開展，不但不會妨礙工作，相反的，倒是推動了工作。

　　舉個例說，三五九旅七團三連，是這次得獎的模範通訊工作單位，他們由於通訊工作的開展，大大推動了生產和工作。在生產開始時，他們在通訊中表揚了一班長，登在《解放日報》、《部隊生活》、《戰聲報》上，一班長非常高興，說：「我的名字到處走起來了，我一定要更加好好幹！」該連有名的勞動英雄王福壽，和他領導的生產班，更是經常出現在報上，生產班的同志說：「今年咱們跟上王福壽在報上多走了幾趟，再不努力，怎麼對得起人呢？」

　　同樣的例子，在另一個模範通訊工作單位——警三旅八團二連，也可以找到。他們在沙漠地帶背柴時，情緒不夠高，每人一次只背六十斤，後來連上的通訊，報道了劉光才一次背柴一百七十五斤的消息，震動了全連，大家情緒高漲。郭海寬一次就背了二百七十五斤，全連平均每人背到一百二十斤以上。又如他們發動大家做紡車，在做以前，信心不高，好多人連紡車都沒有摸過，做起來當然困難。後來通訊中報道了本連郭海寬自創紡車的辦法，大大鼓起了大家的信心，在幾天內，就自己動手做好了七十五架紡車。這些都是活生生的例子，說明通訊工作的開展，能夠推動工作。

　　通訊工作的開展，還能推動學習，提高大家的文化水平。

　　在練兵中，三五九旅七團三連的通訊，表揚了模範的六班，在《解放日報》上登出，全連大為興奮，許多同志都要求專門念一遍。通訊班的楊福海，見過去學習不努力的人轉變以後，登在報上，非常感動，決心努力學習，並要和學習模範比賽。他的學習又推動了通訊班別的同志。通訊工作能提高文化，更是不待多說的。警三旅八團二連過去只有一人寫稿，現在有幾十個人能寫稿了；過去有一個同志，開始寫稿時，有百分之六十的錯字，幾月以後，只有百分之十的錯字。他們連上的讀報、辦報、識字及文化娛樂活動，已經是全團公認搞得最好的，這都是首先從通訊小組發展起來的。

　　事實說明了，連上的通訊工作搞得好，還能夠改造作風，使內部的民主和團結做得好，正確有力的輿論容易形成。

　　幹部積極寫稿，能夠造成深入下層、調查研究的作風。據地方上的領導同志談：「哪個幹部積極寫通訊，哪個幹部工作一定好。」這話是不算過分的。戰士積極寫通訊，彼此間就會養成相互表揚、相互學習的風氣。如八團二連的馬鳳祥要寫稿，正愁找不到材料，有一天班上髹黑板買了一顆雞蛋，馬鳳祥搶著把錢出了，賀光榮看見了，就說：「這是個好材料，我來寫！」馬上寫了一篇，登在黑板報上。馬鳳祥正找不到材料，卻不料在自己身上出了材料，就說：「這樣的材料我也會找。」有一次賀光榮借了老百姓一擔桶，還老百姓時順便挑了一擔水送給他，馬鳳祥說：「這回可找到材料啦！」

　　連隊幹部能夠很好地領導與運用通訊小組的話，通訊小組可以成為政治工作的有力助手。二連領導上決定的一些群眾性的問題，首先通訊員就知道了（他們吸收通訊員參加某些連務會議），工作還沒有開始，他們就在下面醞釀開了，稿子也寫起來了，這對推動全連完成任務，作用很大。通訊小組又參加辦黑板報，又教歌，又編戲自己演，在文化學習上又是小先生。他們還負責搜集與整理材料，如在今年選舉群英代表時，就是由他們分工收集每個代表的材料的。其它的材料也整理了不少。

　　通訊工作，就是政治工作的一部分，是連隊工作的一部分。連長、指導員都應該重視它。正如一個團政治委員說的：「假如當指導員的在報上表揚了一個戰士，恐怕比用很多唾沫去說半天要強百倍。假如你發動戰士積極地去寫通訊，也就等於把你的政治工作讓戰士做了一部分。」這是很對的。

　　怎樣開展通訊工作

　　關於這個問題，陝甘寧邊區的留守部隊曾經有許多經驗。一九四四年一月，留政發佈指示，號召「全軍辦報」，一方面提出群眾路線，發動部隊戰士和幹部熱烈參加通訊工作；另一方面提出了首長負責，責成各部隊軍政首長把督促和檢查通訊工作當成自己的責任。

　　從這一指示發出以後，各部隊首長首先負起責任來，如警三旅各團通訊工作，由團政委及政治部主任直接負責，三五九旅的團長和政治部主任親任中心小組正副組長，炮兵團政委首先自己寫稿等，其他各部也都如此。許多同志認識了通訊工作的重要，瞭解了這是「每個共產黨員和革命者的宣傳責任」。從一九四三年四月到一九四四年三月這一年中，最後三個月的稿件，等於指示發出以前的九個月的稿件數。工農幹部和戰士寫的稿所占百分比都大大增加了。

　　通訊工作的熱潮基本上已經發動起來，可是有一個缺點：各部之間還是很不平衡。以三五九旅×團為例，該團團長陳宗堯和鄧主任親任通訊小組正副組長，陳團長親自動手寫稿，可是在他領導下的各單位，就投稿數量說相去甚遠。有的連隊，三個月中寫了幾十篇稿子；有的連隊，只有兩三篇。

　　凡是通訊工作搞得好的連隊，都是連的領導對於這一工作有足夠認識的。如警三旅八團二連，是這次的特等模範，他們在一年多的時間內，由一個通訊員發展到十一個，由一人寫稿發展到八十五人寫稿，由一個月寫稿不到一篇而發展到一個月寫稿一百八十四篇。這不能不歸功於領導上——副指導員高有才、指導員張維山對通訊工作認識正確，熱心領導，及積極分子張增福的推動。三五九旅七團三連，也是這次文教大會受獎的特等模範單位。該連的副指導員朱自立自己是積極的通訊員（半年寫了三十三篇），指導員郝丁臣雖不是通訊員，也積極寫稿（半年寫了二十九篇），經過他們熱心領導，又加上積極分子杜錦藩（該連文書，半年寫稿七十七篇，差不多兩天寫一篇）的推動，自然工作就開展起來了。

　　連隊領導的認識問題解決了以後，還須採取一些正確辦法，才能很好開展這一工作。自然，辦法都是在做的過程中想出來的，因情況不同，辦法也應該不同，在邊區留守部隊開展這一工作的經驗中，有幾點卻是可以提出來的：

　　首先，要端正大家對寫稿子搞通訊工作的認識。如八團二連，開始時召開了連務會（通訊員參加）、排務會、班務會、通訊員座談會，不論幹部與戰士，都檢討了自己過去對通訊工作的認識。如有的人過去認為：「寫稿子是吹自己的好處，別人不說自己誇，不嫌害羞嗎？」有的認為：「自己埋頭苦幹就對了，何必宣傳？」還有人認為：「報紙是報社的人編的，和咱們沒關係。」他們針對著這些錯誤思想，進行了解釋與說明，取得了思想上的一致，才使通訊工作的開展有了基礎。

　　其次，領導上要注意解決實際困難。當大家願意寫了，但有的人文化低，寫不好，就實行改稿。有的人識字少，根本不會寫，就實行代筆（戰士們又叫「嘴寫稿子」）。時間的困難，主要是用「擠」的辦法解決，但班上大家自願減輕寫稿者的某項勤務，也可以（事實上通訊員都自己不願特殊）。燈油、紙、筆由行政或俱樂部解決。通訊員受獎了，把獎品（紙筆等）分送給其他寫稿同志，不但解決了困難，還提高了情緒。

　　再次，要培養寫稿的積極分子。連隊幹部參加通訊工作會議，經常督促檢查，在行政會議上、站隊點名時，表揚寫稿積極的人，並常常提示寫稿中心，都很重要。八團二連的辦法，是吸收通訊員參加一定的會議（如連務會、排務會），一方面使本連的消息迅速反映出去，另一方面也大大便利通訊員收集材料，並提高了積極分子的政治地位。他們又由連上訂出「模範通訊員標準」及「文化活動模範班的標準」，由俱樂部及連排幹部拿出獎品，以為鼓勵。七團三連並在通訊員間實行具體分工，如杜錦藩報道一排，朱自立報道三排，其他誰報道什麼事什麼人，都分好工，並且使報道適合當前任務等。這些辦法都是好的。總之，必須認識積極分子的作用，很好培養他們，使之在連隊中起作用。

　　最後，要使通訊工作和讀報、牆報及文化學習結合起來。通訊工作的開展，推動了文化學習、讀報及牆報工作，反過來，讀報、牆報及文化學習，也可以推動通訊工作。根據文教會小組討論中的經驗：在戰士面前一下子就提出寫通訊及對外投稿，往往使得他們信心不高。我們要注意逐步提高他們。如王德清排，就是開展讀報活動推動了通訊工作的，三八五旅的六連莊就是先辦牆報再推動了通訊工作的，另外有的則是先公佈文化作業（如日記、作文等）從而推動了通訊工作的。總之，首先不提「寫稿」，而是從作文中、牆報中挑選好的寄到團、旅的報上去，等登出了，就通知本人，並在隊前宣揚，這樣就能很快提高信心。

　　在領導連隊通訊工作上，如果能做到搞通思想、解決困難、培養積極分子，並使通訊工作和讀報、牆報及文化學習結合起來，那末這一工作的開展問題，基本上就能夠解決了，寫稿運動也就能夠發動起來了。

　　「寫什麼」的問題

　　在寫稿運動發動起來以後，許多人感覺到找不到材料。我們首先可以告訴他：材料不必遠處去找，你自己身上就有。譬如連長領導大家生產，那你就寫生產好了；指導員領導政治文化學習，那你就寫學習好了。都不必放下工作，另去找材料。例如模範通訊員張增福同志，他是警八團二連的戰士，在連上領導青年工作。他的寫稿，就是從自己的工作開始的。一九四三年生產的時候，他還不瞭解什麼是寫稿。在冬訓期間，聯政派人來檢查支部工作，他是青年委員，副指導員就叫他把生產中的青年工作寫一個材料，他估計是檢查工作的要這個材料，就寫得詳細點，寫好後就送到連部去了。十多天以後來了《部隊生活》，上面登載了他的文章，並來信聘請他為通訊員，這時他才解開（懂得）什麼是「寫稿」，心裡很高興，想：「自己也可以寫稿了。」

　　為什麼他一寫稿子就被報紙採用了呢？因為他寫得具體，有內容。為什麼他能寫得這樣呢？因為他所寫的是他自己所熟悉的，所做過的事情。所以，對於「寫什麼」這個問題的回答，首先是：「做什麼寫什麼」。

　　例如前方部隊，在溝線外活動的，就寫溝線外的事情；在根據地裡面的，就寫根據地的事情；從事後勤工作的，就寫生產、供給、衛生等，這樣就可以反映各方面的情況。在一次戰鬥後，擔任正面攻擊的，就寫正面攻擊的情形，擔任牽制的，就寫牽制的情形，指揮員就寫軍事指揮，政工人員就寫政治工作，這樣就能從各方面來反映一個戰鬥。而且這樣寫出的東西，更加真實、生動、具體。例如《子弟兵》四二四期《演出在鐵路線上》，就是武裝工作隊集體創作的；四二五期《我在「無人區」的日記》，是戰士焦玉文作的，因為都是身歷其境的人寫作，寫得都好。《抗戰日報》六六九期《摸偽村公所》，是親身戰鬥的偵察英雄朱文義所講的，由別人記下，文字口語化，內容生動有趣。晉西北《戰鬥報》上登《南溝口據點到底擠掉了》，作者趙增喜，是親身領導圍困南溝口的鬥爭的副政委，這篇通訊，也寫得通俗簡短，生動具體。這種「做什麼寫什麼」的辦法，在前方部隊中值得大大提倡。編報的同志，也須重視這一類的寫作。

　　「好了，」有的同志會說，「我只寫我的工作好了，其他我不管。」這也不儘然。報紙的任務，是要反映現實、指導現實。每個人寫自己本身的工作，是因為他的工作就是現實的一部分。但除此以外，一定還有許多值得反映、需要反映的，我們一樣要寫。特別是通訊員同志，只寫本身工作是非常不夠的，例如杜錦藩同志和馮振賢同志的工作是文書，如果他們只寫文書工作，他們就不能成為模範通訊員。所以對於「寫什麼」這個問題的回答，應該進一步說：反映部隊現實。

　　什麼是現實？有人說，實在有的事情就是現實。這是對的，但不完全。現實有這一面，也有另外的一面，我們要能夠看出什麼是主要的。我們的部隊是人民的軍隊，我們所做的是為了打倒日本法西斯，為了給民眾謀利益，都是光明和進步的。所以我們必須看出光明，反映進步，這樣才算「反映部隊現實」。警八團二連的戰士們，在初學寫稿時，不知道怎樣找材料，別人就告訴他：「誰好就寫誰。」這是完全正確的。我們反映材料，就要以表揚為主，我們要寫出戰鬥英雄、勞動英雄、模範工作者，這些人是我們部隊的典型，他們能夠代表我們的指戰員。我們要寫出戰鬥勝利、生產學習的成績，擁政愛民、官兵一致的優良作風，這些正是代表我們部隊的實際。那麼，該不該把缺點寫出來呢？我們要有自我批評，好的要反映，有缺點也要恰當地提出，問題是站在什麼立場上去寫。第一、我們要看清楚，這些缺點是進步中的缺點，而且是在克服過程中。我們反映時，就不僅光反映出缺點本身，並且要說明缺點產生的原因，克服的辦法，現在轉變的程度等等。第二、我們的同志是從舊社會出來的，他們的缺點和舊社會的毒害分不開，因此，我們就不應採取譏笑、諷刺、打擊的態度，而要採取教育與幫助的態度。第三、報道缺點，必須要把事實弄清楚，然後才寫。這樣才有說服力，使受到批評的人心悅誠服，很快改正。

　　我們部隊，每個時期都有它不同的中心任務，我們的反映與報道，就要配合這些中心任務來進行。但是，部隊的任務今年是戰鬥、生產、學習，明年也是戰鬥、生產、學習，我們的報道，是否會成為千篇一律呢？這主要依靠我們通訊員同志，抓住新的問題、新的現象和新的典型來反映。但是，反映新的問題，決不是指「新奇」的個別現象，而是指日常生活中湧現出來的對社會改革有很大意義的群眾新的創造，新的英雄及模範業績。譬如陝甘寧邊區部隊的擁政愛民，每年都有，但是內容是不同的。一九四三年的擁政愛民運動，主要內容是部隊的思想反省、紀律檢查、清理舊案以及軍民聯歡等；而一九四四年就不同了，主要是幫助人民建立家務，幫助人民搞生產、講衛生、辦學校等。一九四三年出現了典型人物門善德，一九四四年就出現了新的典型徐懷義，這都是不同的地方。又如生產，一九四三年主要是開展這一運動，強調勞動熱忱，一九四四年就提出了深耕細作、廣泛變工、選地選種等新問題。這就要求我們多注意新問題。

　　新的東西、新的問題，只要我們稍加注意，在我們的部隊中隨處都可以找到。

　　在後方，我們的留守部隊在生產中，在練兵中，在擁政愛民中，都有了許多新的創造和發現。在前方，更有許多新的發現，如冀中民眾創造了地道戰術，晉察冀民兵英雄李勇創造了地雷戰新辦法，晉西北民兵英雄張初元創造了勞力與武力結合，以及我們各地的正規軍，每天都在戰鬥中創造了新的勝利，湧現出新的英雄，這些都是值得報道的。

　　總之，對於初學寫稿的同志，他開始感到找材料困難時，我們可以首先告訴他，材料不必遠找，先從自己工作開始寫。對於通訊員同志，我們就要告訴他，要反映現實，配合每個時期的中心任務，報道新的問題、新的英雄、新的成績。這樣就解決了「寫什麼」的問題，並使稿子能起指導作用。

　　「怎樣寫」的問題

　　怎樣寫的問題，範圍大得很，這裡我們只說到如何寫通訊的問題。通訊也有不同，有文藝通訊，有新聞通訊。這裡我們只談談怎樣寫新聞通訊。

　　關於新聞通訊的寫法，邊區群眾報社所出的一本《怎樣寫新聞通訊》，寫得通俗而實際，可供參考。現在僅就其中幾個問題來談。

　　首先，是用什麼辦法來寫？這在八團二連，有許多經驗，他們對不會寫的人，由通訊員代筆。對程度低的實行改稿，由通訊員來改，改時找他本人談，改後交給本人重抄，有人說：「這不光是學寫稿子，還學會了生字。」還有人說：「這樣改稿子比自己寫五次還強。」有時把幾篇稿子放在一起，要大家研究修改；有時一個人寫好後，大家一起研究座談；另一種方法是：提出一個材料大家研究，一人執筆，這樣要比一個人單獨寫好。總之，從這裡我們看出兩個特點：互助精神和集體性。因為部隊條件與地方不同，這兩點是值得提倡的。

　　其次，是如何收集材料的問題。收集材料，主要是要能配合當前任務，抓住特點，選擇典型，收集具體材料。

　　晉察冀的《子弟兵》報上有一段話，說到有些來稿太空洞：

　　「有篇《午後的追悼會》，開頭，作者用了二分之一的篇幅寫會場的佈置和會場的情形。既然是寫追悼會的通訊，總會告訴我們追悼什麼人，和這些人做了些什麼值得追悼的事蹟的吧，但這件稿子只寫著：『……二十二名為國為民不怕犧牲的烈士』和記錄了×政委的一段講話。這等於什麼也沒有說。」（四六九期《和通訊員談談》）

　　「有一篇稿子，作者是想寫一個司號員非常努力紡線織襪子的事情的，但那個非常努力紡織的司號員，是能抓緊時間呢，還是技術高明呢？稿子都沒有寫，稿子卻寫了紡線織襪子有些什麼好處，然後就說：『響應上級這一號召，克服當前物質困難……』這樣，我們說這篇稿子沒有把事實報道出來，還是恰當吧！」（四七〇期，同上）

　　這兩個例子，都說明初學寫作者不會收集材料。前面的《午後的追悼會》，不能配合中心任務，現實意義較小，而且也沒有抓住特點，選擇典型。後面的一例，抓住了積極生產的司號員為典型，來報道當時的生產運動，這是對的，但是材料太空洞，或者可以說，作者沒有去收集具體材料。

　　晉西北的工農通訊員張承武（六分區的抗聯主任），他寫稿的辦法就是：「首先就是做甚寫甚，什麼是中心工作我就寫什麼，什麼工作有推動作用我就寫什麼，群眾愛看什麼我就寫什麼，總之，我是把寫稿與自己部門的工作和當前中心工作以及群眾的要求，密切地配合起來，而不是硬找特別的材料。」這個辦法是對的。

　　收集材料要能夠抓住時機。報紙的作用是為了推動工作指導工作，時間性很重要，過時的稿子往往就沒有用了。一個運動來了，或者上級提出一個號召，通訊員應該馬上主動地去找材料，不必等報紙上的通知。這樣寫起的稿子，一定能夠適時。否則，你等通知到了才開始收集材料，寫好寄去，登出後寄到部隊，一定事隔許久，不能起到應有的指導作用。有的說，我們距離報社路很遠，交通又不便，每篇稿子到報社都過時了，還寫什麼呢？這時，你就要注意，內容比較有總結性的，要注重報道經驗，而且要收集其他地區不會有的材料，就對了。一般的旅以上報紙注重宣傳性，團以下報紙注重鼓動性，對時間性要求不一樣。

　　在動筆寫以前，要想一想寫這篇稿子的目的。寫稿沒有目的，就成為「無的放矢」，這是不好的。我們寫稿子，要想一想這篇稿子登出去能起什麼宣傳作用，目的確定以後，才能決定哪些材料是必需的，可以寫得詳細具體，哪些材料和這篇稿子的目的沒有什麼關係的，可以寫得簡略些或不去寫它。有些人寫稿卻不是這樣，寫以前沒有目的，寫起來沒有中心，把搜集來的材料全都寫上，看的人就覺得很囉嗦，正是毛主席所說的：「甲乙丙丁，開中藥鋪」。

　　目的確定以後，最好先擬定簡單提綱，寫稿提綱和發言提綱的作用一樣，是為了文章有組織（短文當然可以不用）。按提綱寫稿子，有這樣許多好處：一、可以幫助你組織材料；二、可以使你想問題更周到；三、免得一面寫一面想，寫時吃力不討好；又可免遺漏。

　　材料怎樣安排呢？實際上寫稿子安排材料，沒有一定的方法，要看材料來決定，同時也要看寫作者來決定。普通是按著事情先後的順序從頭到尾地挨著寫下去。這個方法用得最多。但也可以先寫最新發生的結果，把事情發生的原因及經過，以及有關的事實寫在後面，這個方法叫「倒敘法」。如寫一個同志的轉變，從他轉變後當了英雄的動人場面寫起，然後補述他轉變的原因及經過。還有這樣的方法，就是：挑選一件事的最重要部分或最精采的部分寫出來，只寫一個場面。這叫「特寫」。例如寫戰鬥，只寫戰鬥最激烈的場面，其他如戰鬥動員，開始進入戰鬥都不寫了；寫參軍，只寫民眾熱烈歡送新戰士入伍的場面，其他如動員參軍的意義與經過都不寫了。總之，安排材料的方法，不是死板的，要看各人手法不同而定。初學寫作者，開始可以從頭到尾順著寫下去，容易寫得清楚，通順。

　　至於怎樣寫一篇新聞或一條消息呢？寫新聞或消息有幾個原則：要寫出事情發生的原因、結果及過程，要寫出人物的活動，寫出時間地點及周圍環境。這是一般的原則。過去我們有的通訊，往往有這個缺點：缺乏過程。例如寫一個人轉變，說他從前怎樣表現不好，寫了許多事實，轉變後如何好，又寫了許多具體例子，至於怎樣轉變的呢？就不去寫或寫得很少，只略略說幾句就完了。不知道我們報道這件事的意義，是要將經驗介紹出來，而不是只報告結果。如果不寫過程，這篇稿子的教育意義就不大，報紙的指導作用也就小了。

　　一件事情的發生總有一定的時間，我們寫消息就要寫明哪月哪日。例如這一篇稿子：

　　「去年被稱為槐樹莊駐軍的生產模範班——二連七班，他們從三月十日起至二十六日止（其中休息三天），已開荒地一百二十六畝，有八個人參加開荒，平均每天每人挖地一畝以上……」（《部隊生活》第五十四期）

　　這是說明了事情經過的一段時間，從哪天到哪天。可是也有的稿子常常不把時間寫清楚，只寫「最近」，「現在」，「近來」，「上月初」等等，很是含混。有時事情與時間有很大關係，例如，有這樣一條消息：「六連莊緊張的搶收，現在已經完畢。在二十多天的收割中，一共割了糜子八萬多捆。……」（同上，一一五期）後面也沒有日期，讀者就不知道秋收是完成得早，還是完成得晚。

　　寫新聞或通訊，還須寫明地點和環境。特別是事情和當地環境有關係的話，就要介紹得詳細一點。例如《解放日報》「徐懷義改造醜家川」（一九四四年一月六日）的通訊中，開頭就介紹醜家川：

　　「三十年前，合水的醜家川原是一個號稱『小涇陽』的富裕的村莊；村裡果樹繁生，房子整潔。自民國十六年開始了國民黨暴虐統治後，遂逐漸衰落和荒蕪，盜匪橫行，民不聊生。一九四〇年起，那裡建立了新政權，人們開始過著新的生活。但由於長久處於黑暗統治，多數老百姓仍然窮困，而且惰於生產，村裡到處遊蕩著二流子，而對於軍隊，則不但缺少認識，而且保持著一種傳統的疏遠，這是舊軍隊遺留下的惡果。」

　　以後才敘述徐懷義怎樣從幫助醜老漢建立家務開始，改造了整個醜家川，並使醜家川的人們由對軍隊疏遠而變成對軍隊親如一家。有了前面一段介紹，才能使讀者更正確地瞭解徐懷義改造醜家川的精神及成績。

　　此外，關於連續報道的問題，也值得注意。我們有好些通訊員同志，喜歡報道會議、決定、動員、計劃，就是說，喜歡報道運動的開始，而不注意報道這個決定這個計劃執行了沒有，執行得怎麼樣，有些什麼經驗等等。上面說過，我們寫通訊要寫出事情的結果，可是好多事情，不是馬上有結果的，我們就要連續報道。對於部隊裡的英雄與模範，除了開群英會期間，加以介紹與表揚外，也須繼續反映與報道他們在部隊裡的活動。但邊區留守部隊中有些單位的通訊工作，沒有注意這一點，例如從一九四三年四月到一九四四年四月，三八五旅對武生華及獨一旅對於馮振僧，一年中只是曇花一現地做了一兩次報道，這就是沒有注意到連續報道的緣故。

　　至於前方的戰鬥報道，除了注意上面一些一般原則以外，還要注意各種形式的配合，有公報，有文藝通訊，有從戰術著眼的通訊或論文，有表揚戰鬥模範例子的短文，有各種戰時政治工作的報道，這才能很好地反映一個戰鬥。有時部隊打了許多漂亮仗，可是反映卻是零星而不漂亮，甚至沒有報道，這是非常可惜的。也有戰鬥通訊是不懂軍事的人寫的，有時因誇張而失去真實性，如《子弟兵》報五〇〇期，有的讀者提出意見：感到某些戰鬥通訊的作者有意「興風作浪」，或是「畫蛇添足」。那位讀者說：「寫的人好象為了提高自己的威風，於是把敵人描畫成膿包東西，曾看到這樣寫：『……我們的機槍一叫，敵人就倒了一大片……』而總結戰果的時候，卻是『兩名皇軍無言凱旋了。』我認為故意把敵人描寫得懦弱無能來表現自己的勇敢，是一種下策。」也有的把我軍攻克碉堡據點的戰鬥，描寫成一拳一腳的戰鬥，無意中減低了戰鬥的意義，抹煞了戰士的英勇。這都是值得注意的。

　　怎樣才算寫得好

　　我們在開始發動寫稿時，要首先注意提高初學者的信心，強調寫文章和說話是一樣的，等大家發動起來以後，才說明文章與說話的區別，只是在於文章更有組織。寫文章也不必裝腔作勢，相反的，我們以為口語化的文章最好，裝腔作勢就是黨八股。

　　所以對於「怎樣才算寫得好」這個問題的第一個回答，就是要口語化。我們党的領袖毛主席，在自己的文章內，雖然講的是革命的大道理，但是用了許多活生生的口語，使文字非常富於風趣。如說張伯倫是「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頑固分子是「雷公打豆腐，揀著軟的欺」，都是老百姓的口頭語，使人一看就懂，又有趣，又加深了人們對所描寫的事物的認識。我們初學寫作的同志，就要從口語中學習好的東西，而不要去學那套「學生腔」。

　　毛主席所舉的黨八股的八大罪狀，有一條就是「語言無味，象個癟三」。他說：「現在我們有許多做宣傳工作的同志，也不學語言。他們的宣傳，乏味得很；他們的文章，就沒有多少人歡喜看；他們的演說，也沒有多少人歡喜聽。」「如果一篇文章，一個演說，顛來倒去，總是那幾個名詞，一套『學生腔』，沒有一點生動活潑的語言，這豈不是語言無味，面目可憎，象個癟三麼？」他告訴我們：要學人民的語言，就是說，要學工農兵的口頭語。「人民的語彙是很豐富的，生動活潑的，表現實際生活的。」季米特洛夫也告訴我們，要學會說群眾聽得懂的話，學會與群眾說話。這也就是我們這裡所說的「口語化」的意思。

　　晉綏區的《抗戰日報》上，在開群英會期間，出現了許多「英雄文章」，有的是用筆寫的，有的是用嘴寫的，都是出席大會的英雄們的心裡話。如下面一篇，只一二百字，和說話一樣，但內容很好：

　　「十天來，我聽了大會的很多報告和小組會的討論，感到別人辦法都比我強，工作成績都比我好。這幾天來，我自己很好地反省了一下，找出了工作沒有做好的原因，是由於思想不對頭，群眾觀念不好。人家張初元、路玉小工作，是在群眾裡面作，沒有辦法了，就找群眾商量，所以，他們的辦法又多又好。至於我工作，是站在群眾上面作，沒有辦法了，只找上級區上，不找群眾商量，所以辦法就不夠。以後我一定要學習張初元、路玉小的群眾觀念，把事情辦好。這個大會實在開得好，比在家學習十年都強，實在是大大的開了我的腦筋。」（一月十三日《抗戰日報》第四版，民兵英雄尹茂仁作）

　　第二、我們寫的東西，要具體、實際、有內容。我們有的同志，寫文章表揚某人時，只說他如何「艱苦奮鬥」呀，「積極努力」呀，堆砌了許多抽象的形容詞，而沒有具體說出他艱苦努力的事實，這就叫空洞。怎樣才不空洞，才算有內容呢？就要文章裡面有具體事實，實際例子，就要文章能夠反映問題，解決問題，例如《塞鋒報》三十六期有這樣一則消息：

　　「杭州部在六月底總結三個月通訊工作，三個月內，共收稿二百二十六篇，發表的共一百一十二篇。另外，參加寫稿的同志，範圍也擴大了，全部稿件中，幹部寫了一百零一篇，戰士寫了一百二十五篇。幹部和戰士，在思想上克服了知識分子才能寫稿的認識，大多數稿件是工農同志寫的。缺點是對典型單位和人物的報道不夠；掌握時間性不夠。總結中並規定，目前寫稿中心是生產，及政工報告在部隊中的具體反映、官兵關係、党與非黨關係、新老戰士的互助友愛、軍民關係等，及領導作風的轉變。（杭政）」

　　同期還有一則消息，是八團（揚州）二連張增福、陳鴻斌、劉彥林所寫的：

　　「六月二十八日，我們連上召集通訊員開了一個檢討會，連首長也參加了，根據每個同志發言，最近是比過去稍有點進步了。如：寫的數量比以前增加一倍還多，從前只有三個人寫稿，現在連非通訊員都積極寫稿了，質量上也有進步。每個通訊員都能抓住時間及中心，及時反映本連情形。缺點是：有的同志以為自己程度較低，不會寫，寫出來怕別人笑話，就不寫了，督促得緊了，就應付一下，並藉口說紙筆時間困難。還有的同志，寫了壞的典型，怕被反映的人不滿意。還有的通訊員以為自己是戰士，不願到各班去搜集材料。還有的同志，輕視本連的生產小報，說：『我看到本連的報紙範圍小，所以就不願寫。』

　　「為了加強今後通訊工作，大家想出許多辦法。一班長雷清同志提出：不會寫稿的正副班長，可把本班材料告訴通訊員，但通訊員同志們，要協同正副班長進行深刻的互相研究與調查，使材料更為充足，又不容易發生偏向。並發揚『代筆寫稿制』。其次，通訊員們經過連首長允許，還可以儘量參加一些會議來搜集材料。」（下略）

　　我們比較了上面兩段報道同類問題的消息，就可以知道哪一段較空洞哪一段較實際。前面一段，除了列舉了一些數字外，其他就很粗略簡單，看不出解決了什麼問題。後面一段，就把各種思想上的偏向舉了很多，末後提出的幾項新辦法，也都是值得推行的。這就比較具體。

　　最後，文字的風格要樸素、結實、有力。樸素的反面就是華而不實，或名「學生腔」，這是不好的風格。為了說明問題起見，我們從《解放日報》上戰士寫作的通訊中舉出一段，作為例子。題目是《秋收速寫》。

　　「涼爽的秋風，吹拂著田裡的糜子、穀子，象起伏的黃色的海浪。勞動健兒們，開始秋收了。

　　「……

　　「初升的太陽，萬道的金光逼射著成熟了的穀糜。廣闊的田野，被映成象一片燦爛奪目的金色地毯。清新的芳香，在微風中一陣陣地送入每個人的鼻孔。田野在歡笑。熱情而嘹亮的收穫歌曲，在穀糜的波浪上飄蕩起來。」（下略）

　　這一段，是一個沒有進過什麼學校的十九歲的青年戰士朱占國同志寫的。這樣驚人的學習成績，是應該表揚的。但就文字的風格來說，卻不能不說作者是受了不好的影響。他似乎正在離開自己質樸的本色，而走向「學生腔」的方向。一般地，比喻是用已知的事物去說明未知的事物，但這裡卻用了與戰士生活疏遠的「黃色的海浪」來說明戰士所熟悉的糜穀。這種比喻是不必要的。又如「清新的芳香，……田野在歡笑……歌曲，在穀糜的波浪上飄蕩起來」等描寫，工農出身的戰士也決不會有此種「詩意」的感覺，這完全是一種知識分子的情調，假如我們不防止這種情調對初學寫作戰士的感染，將會使他們失掉本色，表現空虛、浮華與傷感。同一作者所寫的一篇《我怎樣學習的？》登在《部隊生活》上，就沒有這樣華而不實的東西，而是保持了質樸的本來面目。

　　「我生在一個貧窮的家庭裡，從十歲就幫助父親種田、織布；到農閒時，揀柴拾糞，或者做點小生意。曾經向父親要求讀書，但因為日子窮，他沒有允許。從三八年參加部隊以後才上起文化課來，不過當時只記一些死句子，沒有多大用處。後來我又被編到衛生隊學看護，因為我的文化低，每次上課，只能學一個藥名字，有一次學「硼酸」兩個字，覺得比在家織一天布還費事……。最初雖然這樣難，我並沒灰心過，還是積少成多地繼續學了下去。……

　　「四〇年時，我下決心，非把國音字母學會不行，一天學五個，一個星期就學會了。起先不會用，天天查字典，天長日久也就會使用了。每天識上五個字，識會的就貼到識字彙報處，學習小組長還每天檢查一次。這樣，我就慢慢地認到四五百字了。來到這裡，我才學看報紙和簡單的書。不懂的問題就找指導員，他都細心給我解釋，直到我完全懂得為止。

　　「現在想起來，要想把自己的文化提高，這並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然而也不象吃紅薯那樣容易。我覺得只要有堅決的信心、韌性和鑽的精神，有不恥下問的勇氣，文化程度是很快就可以提高起來的。」（《部隊生活》十一期二版）

　　就文字風格上講起來，象後面這一段這樣質樸的文字，應該說是更可取的。

　　樸素就是寫文章的實事求是的態度，既不嘩眾取寵，也不裝腔作勢。所謂樸素，還應包含文字的真實性，一般的通訊不是小說，不宜虛構，不要為了求「生動」而捏造細節，以致以辭害意。

　　但樸素也不能用為反對提高寫作技巧的藉口。文章要樸素，同時要結實、有力；甲乙丙丁羅列現象，好象也是「有什麼說什麼」，其實說了等於不說。我們寫作要抓住中心，做到文字簡短，富有戰鬥氣氛，用具體事實和熱烈的革命愛憎來打動人。太長的文章讀者們不愛看，也沒功夫看，這在前方更其如此。怎樣做到簡短、生動、有力呢？這首先就要注意文章的組織性。

　　文章與說話的不同處，就在於文字更要求有組織，說話可以重複，顛來倒去多說幾遍，文字就不能這樣。魯迅先生談到自己寫作方法時曾說：「寫完後至少看兩遍，竭力將可有可無的字、句、段刪去，毫不可惜。寧可將可作小說的材料縮成速寫，決不將速寫拉成小說。」我們有的同志寫完後看也不看，就寄出去希望發表，這是不好的。要多看看，多商量，更重要的，要能割愛，「將可有可無的字、句、段刪去，毫不可惜」。這樣才是對寫作的負責態度。在《給初學寫作者的一封信》（蘇聯文學顧問會著）的小冊子中，有一個故事，說一個老的革命的編輯家，凡文章經過他修改以後，刪的很多，例如這樣一個句子：「在遊行的地方，曾來了地方警察，拘捕了八個遊行示威的人。」（一篇寫某城示威遊行的文章的末尾）這個句子，他改成四個字：「八人被捕。」因為捕人的一般總是警察，不說也知道，被捕的，當然是遊行示威的人，不會是別人。「在遊行示威的地方」，這幾個字同樣也是多餘的。這個例子說明了：文字要注意簡練、清楚，詞句累贅是大毛病。

　　我們初學寫作者，第一步要求敢寫、能寫；第二步，要求不但寫得通，而且寫得好，這就要每個同志虛心學習，注意文字修養，不斷提高自己的寫作技術。

　　(1)這是陶鑄同志在聯政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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