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補遺」_孫犁

談「補遺」

　　三十年代初，我在北平流浪，衣食常常不繼，別的東西買不起，每天晚上，總好到東安市場書攤逛逛。那時鄭振鐸主編的《世界文庫》，正在連載潔本《金瓶梅》，不久中央書局出版了這本書。很快在小書攤上，就出現了一本薄薄的小書。封面上畫了一隻金瓶，瓶中插一枝紅梅，標題為《補遺》二字。誰也可以想到，這是投機商人，把潔本刪掉的文字，輯錄成冊，藉以牟利。

　　但在當時，確實沒有見到多少青年人，購買或翻閱這本小書。至於我，不是假撇清，連想也沒相去買它。

　　在小冊子旁邊，放著魯迅的書，和他編的《譯文》，也放著馬克思和高爾基的照片。我倒是常花兩角錢買一本《譯文》，帶回公寓去看。我也想過：《補遺》的定價，一定很昂貴。

　　今年夏天，我買了一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金瓶梅》，寫了一篇讀書筆記發表。有一天，一位老工人作家來看我，談到了這部書。他說：「我也買到一部。親戚朋友，都找我借看，弄得我很為難。

　　借也不合適，不借也不合適。過去，我有一本補遺……」

　　「啊！」我吃了一驚，「你在哪裡買的，價錢很貴吧？」

　　「一兩角錢，解放前在天津，隨便哪個書攤上，都可以買到。」他說。

　　「那你買的一定是翻版，我在北平見到的，定價很高。」我不知為什麼，談的很認真。

　　「這種書，還有什麼原版翻版？」他笑了笑說，「小小一本攜帶方便。我讀了好多遍，甚至可以背過。我還借給幾個青年作家看過。現在大家買了潔本，如果有我那本小書，打印幾份，分贈有這部書的同志，大家一定高興。」

　　「嗐！」我笑著說。「你那不是精神污染嗎？」

　　「什麼污染不污染，不是為了叫大家讀讀全文嗎？」他說，「可惜我這本小書沒有了。『文化大革命』，我把它燒了。我怕人家說，工人作家讀這樣的書！」

　　這位工人作家，寫了一輩子四平八穩的文章，小說中除去夫妻互相鼓勵當模範，從來沒有寫過男女間的私情。「文化大革命」，因為出身工人階級，平日又不得罪人，兩派都說得來，兩派出的造反小報他一塊拿著去代賣。也就平平安安過來了。現在有好幾個官銜在身，也可以說是功成名就，快樂安康。

　　使我吃驚的，不是他買了這一本書，是他竟能背過。無怪乎當代小說家，都說人的性格，是非常複雜的了。據人文潔本標明，共刪去一萬九千字，過去的潔本，刪的就更多些。

　　這個數字，可以和普式庚的小說《杜勃羅夫斯基》，梅裡美的小說《卡爾曼》相當。如果他能背過這些書，他的小說，可能寫得更開展一些吧。這是我的迂夫之想。他能背《補遺》，卻也沒有影響他的文字工作，沒有影響他的生活作風，他是一個公認的規規矩矩的人。

　　解放這個城市時，我們接收一家報館，在我的宿舍裡，發現一本污穢小說，是舊人員倉促丟下的。好多日子不敢來取，後來看著我們的政策寬大，才來取走。他是個英文翻譯，一身灰敗之氣的青年人。可見那時，讀這種書的人是很多的。

　　讀書的風氣，究竟是社會風氣的一個方面。是互為影響，互為作用的。誇大了不好，縮小了也不好。解放初期，思想領域，正氣占上風，有絕對優勢。有免疫功能。那位工人作家是在這種環境中成為作有，走上文學道路的。時代對他有制約，有局限。時代能引導青年，這是不能懷疑的。

　　1985年10月18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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