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師_孫犁_學達書庫

談師

　　新年又到了。每到年關，我總是用兩天時間，閉門思過：

　　這一年的言行，有哪些主要錯誤？它的根源何在？影響如何？

　　今年想到的，還是過去檢討過的：「好為人師」。這個「好」字，並非說我在這一年中，繼續沽名釣譽，延攬束脩。

　　而是對別人的稱師道友，還沒有做到深拒固閉，嚴格謝絕，並對以師名相加者進行解釋，請他收回成命。

　　思過之餘，也讀了一些書。先讀的是韓愈的《師說》。韓愈是主張有師的，他想當別人的師，還說明了很多非有師不可的道理。再讀了柳宗元的《答韋中立論師道書》。柳宗元是不主張為人師的。他說，當今之世，談論「師道」，正如談論「生道」一樣是可笑的，並且嘲笑了韓愈的主張和做法。話是這樣說，柳宗元在信中，還是執行了為師之道，他把自己一生做文章的體會和經驗，系統地、全面地、精到地、透徹地總結為下面一段話：

　　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馳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

　　來信者正是向他求問為文之道，需索的正是這些東西，這實際上等於是做了人家的老師。

　　近幾年來，又有人稱呼我為老師了。最初，我以為這不過是像前些年的「李師傅、張師傅」一樣，聽任人們胡喊亂叫去算了。久而久之，才覺得並不如此簡單，特別是在文藝界，不只稱師者的用心、目的，各有不同；而且，既然你聽之任之，就要承擔一些責任和義務。例如對學生只能幫忙、捧場、恭維、感謝，稍一不周，便要追問「師道何在？」等等。

　　最主要的，是目前我還活著，還有記憶，還有時要寫文章。我所寫的回憶文章，不能不牽扯到一些朋友、師長，一些所謂的學生。他們的優點，固然必須提到，他們的缺點和錯誤，有時在筆下也難避免。人非聖賢，孰能無過？

　　是的，我寫回憶，是寫親身的經歷，親身的感受。有時信筆直書，真情流放，我會忘記了自己，忘記了親屬，忘記了朋友師生。就是說這樣寫下去，對自己是否有利，對別人是否有妨？已經有不少這樣的例證，我常常為此痛苦，而又不能自製。

　　近幾年，我寫的回憶，有關「四人幫」肆虐時期者甚多。

　　關於這一段的回憶，凡我所記，都是我親眼所見，親身所受，六神所注，生命所關。鏤心刻骨，印象是非常鮮明清楚的。在寫作時，瞻前顧後，字斟句酌，態度也是嚴肅的。發表以後，我還唯恐不翔實，遇見機會，就向知情者探問，徵求意見。

　　當然，就是這樣，由於前面說過的原因，在一些具體問題上，還是難免有出入，或有時說的不清楚。但人物的基本形象，場面的基本氣氛，一些人當時的神氣和派頭，是不會錯的，萬無一失的。絕非我主觀臆造，能把他們推向那個位置的。

　　我寫文章，向來對事不對人，更從來不會有意給人加上什麼政治渲染，這是有言行可查的。但是近來發現，有一種人，有兩大特徵：一是善於忘記他自己的過去，並希望別人也忘記；二是特別注意文章裡的「政治色彩」，一旦影影綽綽地看到別人寫了自己一點什麼，就口口聲聲地喊：「這是政治呀！」這是他們從那邊帶過來的老脾氣、老習慣吧？

　　嗚呼！現在人和人的關係，真像《紅樓夢》裡說的：「小心弄著驢皮影兒，千萬別捅破這張紙兒。」捅破了一點，就有人警告你要注意生前和身後的事了。老實說，我是九死餘生，對於生前也好，身後也好，很少考慮。考慮也沒用，誰知道天下事要怎樣變化呢？今日之不能知明日如何，正與昨日之不能知今日如何相等。當然，有時我也擔心「四人幫」有朝一日，會不會死灰復燃呢？如果那樣，我確實就凶多吉少了。

　　但恐怕也不那麼容易吧，大多數人都覺悟了。而且，我也活不了幾年了。

　　至於青年朋友，來日方長，前程似錦，我也就不必高攀，祝願他們好自為之吧。

　　我也不是絕對不想一想身後的事。有時我也想，趁著還能寫幾個字，最好把自己和一些人的真實關係寫一寫：以後彼此之間，就不要再趕趁得那麼熱鬧，湊合得那麼近乎，要求得那麼苛，責難得那麼深了。大家都樂得安閒一些。這也算是廣見聞、正視聽的一途吧，也免得身後另生歧異。

　　因此，最後決定：除去我在育德中學、平民學校教過的那一班女生，同口小學教過的三班學生，彼此可以稱做師生之外；抗戰學院、華北聯大、魯藝文學系，都屬短期訓練班，稱做師生勉強可以。至於文藝同行之間，雖年齡有所懸殊，進業有所先後，都不敢再受此等稱呼了。自本文發表之日起實行之。

　　1982年12月23日下午1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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