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稿費_孫犁_學達書庫

談稿費

　　賣文為生，古已有之。有一出舊戲詞中唱道：「王先生在大街，把文章來賣；我見他文章好，請進府來。」請進來當家庭教師，還是解決生活問題。另一出舊戲，也有一個文人，想當家庭教師也難，他在大街吆喝：「教書，教書。」沒人買他的帳，饑餓不過，就到人家地裡去偷蔓菁吃，傳為笑談。

　　想寫點稿子，換點稿費，幫助生活，這並沒有什麼不光采。我在北平流浪的時候，就有過這個打算。弄了一年半載，要說完全失敗，也不是事實，只得到大公報三塊錢的稿費，開明書店兩塊錢的書券（只能用來買它出版的書，也好，我買了一本《子夜》）。

　　抗日戰爭時期，沒有稿費一說。大家過那麼苦的生活，誰還想到稿費？一九四一年，我在冀中寫了《區村和連隊的文學寫作課本》，有十多萬字。因為我是從邊區文協來的，有幫助工作的性質，當時在冀中主持文化工作的王林同志，曾擬議給我買一枝鋼筆作為報酬，大概也沒有成為事實，我就空手回去了。一九四七年，這本書，在冀中新華書店鉛印出版，那時我在家鄉活動，一直步行，曾希望書店能給我些稿費，買一輛舊自行車。結果，可能是給了點稿費，但不過夠買一個給自行車打氣的氣管的錢。

　　建國以後，有了稿費，這種措施，突然而又突出，很引起社會上的一些注目。其結果，究竟是利多，還是弊多，現行的如何，以後又該如何，都不在這篇文章的檢討和總結範圍之內。不過，我可以斷定：在十年動亂時，有些作家和他們的家屬，遭遇那樣悲慘，是和他們得到的稿費多，有直接關係。

　　一九四八年平分土地之時，周而複同志托周揚同志帶給我一筆稿費，是在香港出版題為《荷花澱》的一本小說集的稿費。那時我在饒陽農村工作，一時不能回家，物價又不斷上漲，我托村裡一個糧食小販，代我糴了三鬥小米，存在他家裡。因為那時我父親剛剛去世，家裡只有老母、弱妻和幾個孩了，沒有勞動力，準備接濟一下他們的生活。這可以說是我第一次得到寫作的經濟效益。

　　現在，國家正推行新的經濟政策和這方面的宣傳，社會以及作家本身對稿費一事，是什麼看法，我就不太清楚了。我只是想對有志于文學的青年，說明這樣一個道理：各種工作，對國家社會的各種貢獻，都應該得到合理的報酬，文學事業也不例外，但也不能太突出。另外，得到稿費，是寫作有了真正成績，達到了發表水平的結果，並不是從事文學工作的前提。真正成績的出現，要經過一段艱苦的努力，這種努力有時需要十年，有時需要二十年，各人的情況不等。文章不能發表，主要是個人努力不夠功夫不到所致，大多數，並非是客觀環境硬給安排的不幸下場。不要只看見別人的「名利兼收」，就斷定這是碰命運輕而易舉的事，草草成篇，扔出去就會換回鈔票來。那是要耽誤自己的。

　　1982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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