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犁·紅十字醫院

紅十字醫院

　　病期經歷

　　紅十字醫院

　　一九五六年秋天，我的病顯得很重，就像一個突然撒了氣的皮球一樣，人一點精神也沒有了，天地的顏色，在我的眼裡也變暗了，感到自己就要死亡，悲觀得很。其實這是長期失眠，神經衰弱到了極點的表現。家裡人和同事們，都為我的身體擔心，也都覺得我活不長了。康濯同志來天津看我，就很傷感地說：「我給你編個集子，還要寫一篇長一些的後記。

　　唉，恐怕你是看不到了。」

　　在天津的醫院，胡亂看了幾個月，中藥西藥吃得也不少，並不見效。那時王亢之同志管文教，介紹的都是天津的名醫。

　　為了靜養，又從家裡搬到睦南道招待所，住了幾個月，也不見效。

　　到了第二年春天，我被送進了北京紅十字醫院。這是一家新建的醫院，設備很好，還有寬敞的庭院。經郭春原同志介紹，在該院任總務處長的董廷璧同志給我辦了住院手續。董同志是蠡縣人，為人慷慨熱情，他的很多同鄉，包括郭春原同志，都是我的朋友，所以對我照顧得很周到。

　　我住在樓上靠邊的一間單人病房裡，有洗澡間。室內的陳設很講究，光線很充足，周圍很安靜。吃飯時，有護士端來，飯菜很好。護士坐在一邊，看著我吃，一邊不斷地稱讚銅蒸鍋裡的菜，做得如何好，叫我多吃些。

　　可惜我那時什麼也吃不下。護士長還指著那些護士對我說：「喜歡誰，就叫誰陪你玩玩。」可惜我什麼也不想玩。

　　每天晚上，叫我做松節油浴，白天有時還帶我到大理療室做水療。

　　醫院的護士，都是新從蘇杭一帶招來的南方姑娘。都穿著絲綢白衣，戴著有披肩的護士帽，走起路來，輕盈敏捷，真像天使一般。每天晚上我睡下後，床頭櫃上有一盞藍色燈光的小燈，燈光照在白色的牆壁上和下垂的窗簾上，像是一種夢境。然而，我只能在吃過烈性的安眠藥以後才得入睡。護士照顧我服藥以後，還站在床邊，給我做按摩，聽著我呼吸勻稱了，才輕輕地離去。其實，我常常並沒有入睡。

　　醫院為我想盡了辦法，又叫我去做體療。每個病人拿一根金箍棒似的棍子，在手裡擺動著，大家環成一個圈，走一陣就完事。我覺得有些好笑，如果我早些時候知道耍棍兒，我可能就不會得這種病了。現在耍得晚了些。

　　應該補敘，在這一時期，北京所有的朋友，也都為我幫忙。中央宣傳部的秘書長李之璉同志，北京市委的張青季同志，是我中學時的同學，抗日時期的戰友，也都是蠡縣人。他們為我請來北京市的名醫會診。丁玲同志那時處境已經不大好，叫葛文同志帶信來看我，說是不是請湖南醫學院的一位李大夫來給我看病。後來，這位大夫終於到了我的病房。他主要是給我講解，例如神經系統怎樣容易得病呀，應該如何醫治呀，第一信號、第二信號呀。他講話聲音很高，有時臉漲得通紅。他是哲學家、經濟學家李達教授的兒子。

　　他給我講了兩三次，然後叫我吃一種藥。據說是一種興奮藥，外國學生考試時常吃的。我吃過以後，覺得精神好了一些。後來醫院認為這種病不宜長期住在醫院，我就到小湯山療養院去了。

　　我從來沒住過醫院，沒有住過這樣好的房間，沒有吃過這樣好的飯食。這次住進了這樣高級的醫院，還有這麼多的人關心和服侍。在我病好以後，我常常想，這也是我跟著革命隊伍跑了幾年的結果，同志們給了我優惠的待遇；那時人和人的關係，也深深刻印在我的記憶中了。

　　1984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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