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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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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幼年就知道,社會上除去士農工商、帝王將相以外,還有所謂盜賊。盜賊中的輕微者,謂之小偷。 我們的村莊很小,只有百來戶人家。當然也有窮有富,每年冬季,村裡總是雇一名打更的,由富戶出一些糧食作為報酬。我記得根雨叔和西頭紅臉小記,專門承擔這種任務。每逢夜深,更夫左手拿一個長柄的大木梆子,右手拿一根木棒,梆梆的敲著,在大街巡邏。平靜的時候,他們的梆點,只是一下一下,像鐘擺似的;如果他們發見什麼可疑的情況,梆點就變得急促繁亂起來。 母親一聽到這種雜亂的梆點,就機警地坐起來,披上衣服,靜靜地聽著。其實並沒有發生什麼事情,過了一會兒,梆點又規律了,母親就又吹燈睡下了。 根雨叔打更,對我家尤其有個關照。我家住在很深的一條小胡同底上,他每次轉到這一帶,總是一直打到我家門前,如果有什麼緊急情況,他還會用力敲打幾下,叫母親經心。 我在村裡生活了那麼多年,並沒有發生過什麼盜案,偷雞摸狗的小事,地邊道沿丟些莊稼,當然免不了。大的搶劫案件,整個縣裡我也只是聽說發生過一次。縣政府每年處決犯人,也只是很少的幾個人。 這並不是說,那個時候,就是什麼太平盛世。我只是覺得那時農村的民風淳樸,多數人有恆產恒心,男女老幼都知道人生的本分,知道犯法的可恥。 後來我讀了一些小說,聽了一些評書,看了一些戲,又知道盜賊之中也有所謂英雄,也重什麼義氣,有人並因此當了將帥,當了帝王。覺得其中也有很多可以同情的地方,有很多聳人聽聞的羅曼史。 我一直是個窮書生,對財物看得也很重,一生之中,並沒有失過幾次盜。青年時在北平流浪,失業無聊,有一天在天橋遊逛,停在一處放西洋景的攤子前面。那是夏天,我穿一件白褂,兜裡有一個錢包。我正仰頭看著,覺得有人觸動了我一下,我一轉臉,看見一個青年,正用手指輕輕夾我的錢包,知道我發見,他就若無其事地轉身走了。當時感情旺盛,我還很為這個青年,為社會,為自身,感慨了一陣子。 直到現在,我對這個人印象很清楚,他高個兒,穿著破舊,滿臉煙氣,大概是個白麵客。 另一次是在本縣羽林村看大戲,也是夏天,皮包裡有一塊現洋叫人扒去了,沒有發覺。 在解放區十幾年,那裡是沒有盜賊的。初進城的幾年,這個大城市,也可以說是路不拾遺的。 問題就出在文化大革命上。在動亂中,造反和偷盜分不清,革命和搶劫分不清。那些大的事件,姑且不論。單說我住的這個院子,原是吳鼎昌姨太太的別墅,日本人住過,國民黨也住過,都沒有多少破壞。房子很闊氣,正門的門限上,鑲著很厚很大的一塊黃銅,足有二十斤重。動亂期間,附近南市的頑童進院造反,其著名的領袖,一個叫做三豬,一個叫做癩蛤蟆,癩蛤蟆喜歡鐵器,三豬喜歡銅器。 他把所有的銅門把,銅飾件,都拿走了,就是起不下這塊銅門限來。他非常喜愛這塊銅,因此他也就離不開這個院,這個院成了他的革命總部和根據地。他每天從早到晚坐在銅門限上,指揮他的群眾。住戶不能出門,只好請軍管人員把他抱出去。三豬並不示弱,他聽說解放軍奉令罵不還口,打不還手,他就親爹親娘罵了起來。誰知這位農民出身的青年戰士,受不了這種當眾辱駡,不管什麼最高指示,把三豬的頭按在銅門限上,狠狠碰了幾下,拖了出去。 城市裡有些居民,也感染了三豬一類的習氣,採取的手段比較和平,多是化公為私。比如說院牆,夜晚推倒一段,白天把磚抱回家來,蓋一間小屋。院裡的走廊,先把它弄得動搖了,然後就拆下木料,去做一件自用家具。這當然是物質不滅。不過一旦成為私有的東西,就倍加愛惜,也就成為神聖之物,不可侵犯了。 後來我到了幹校。先是種地,公家買了很多農具,鋤頭,鐵鍁,小推車,都是嶄新的。後來又蓋房,磚瓦,洋灰,木料,也是充足的。但過了不久,就被附近農村的人拿走了大半。農民有一條諺語,道:「五七幹校是個寶,我們缺什麼就到裡邊找。」 這當然也可解釋為:取之於民,用之於民。 現在,我們的院子,經過天災人禍,已經是滿目瘡痍,不堪回首。大門又不嚴緊。人們還是爭著在院裡開一片荒地,種植葡萄或瓜果。秋季,當葡萄熟了,每天都有成群結夥的青少年在院裡串遊,垂涎架下,久久不肯離去。夜晚則藉口捉蟋蟀,闖入院內,刀剪齊下,幾分鐘可以把一架葡萄弄得乾乾淨淨;手腳利索,架下連個落葉都沒有。有一戶種了一棵吊瓜,瓜色豔紅,是我院秋色之冠,也被摘去了,為了攜帶方便,還順手牽羊,拿走了另一戶的一隻新籃子。 我年老體弱,無力經營葡萄,也生不了這個氣,就在自己窗下的尺寸之地,栽了一架瓜蔞。這是苦東西,沒有病的人,是不吃的。另外養了幾盆花,放置在窗臺上,卻接二連三被偷走了。 每天晚上,關燈睡下,半夜醒來,想到有一兩名小偷就在窗前窺伺,雖然我是見過世面的人,也真的感到有些不安全了。 諺云:饑寒起盜心。國家施政,雖遊民亦可得溫飽,今之盜竊,實與饑寒無關也。或謂:偷花者出於愛美,尤為大謬不然矣! 1983年4月20日改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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