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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丁玲


  一

  三十年代初,我在保定讀高中,那裡有個秘密印刷廠,專翻印革命書籍,丁玲的早期小說也在內,我讀了一些,她是革命作家,又是女作家,這是容易得到年輕人的崇拜的。過了二年,我在北平流浪,有一次在地攤上買了幾期《北斗》雜誌,這也是丁玲主編的,她的著名小說《水》,就登在上面。

  這幾期雜誌很完整,也很乾淨。我想是哪個窮學生,讀過以後忍痛賣了。我甚至想,也許是革命組織,故意以這種方式,使這家刊物,廣為流傳。我保存了很多年,直到抗日戰爭或土地改革時,才失掉了。

  二

  不久,丁玲被捕,《現代》雜誌上登了她幾張照片,我都剪存了,直到我認識了丁玲,還天真地寫信問過她,要不要寄她保存。丁玲沒有覆信,可能是以為我既然愛好它,就自己保存吧。上海良友圖書公司,出版了她的小說《母親》,我很想買一本,因為經濟困難作罷,但借來讀過了。同時我讀了沈從文寫的《記胡也頻》和《記丁玲》,後者被刪了好多處。

  三

  一九四四年,我在延安。有一次嚴文井同志帶我和邵子南去聽周恩來同志的講話。屋子不大,人也不多,我第一次見到了丁玲。她坐在一條板凳上,好像感冒了,帶著口罩,陳明同志給她倒了一杯開水。我坐在地上,她那時還不認識我。

  一九四八年秋天,她到了冀中,給我寫了一封信。那時我正在參加土改,有兩篇文章,受了批評。她在信中安慰了我幾句,很有感情。

  四

  一九五〇年,我到北京開會,散會後同魏巍到丁玲家去。

  她請晉察冀邊區的幾個青年作家吃飯,飯菜很豐盛,飯後,我第一次吃到了哈密瓜。

  也是這年冬季,我住在北京文學研究所,等候出差。丁玲是那裡的負責人。星期六下午,同院的人都回家去了。丁玲來了,找誰誰不在。我正在房子裡看書,聽到傳達室的人說:「孫犁……」

  丁玲很快回答說:「孫犁回天津去了。」

  傳達室的人不說話了,我也就沒有出去。我不好見人,丁玲也可能從接觸中,瞭解到我這一弱點。

  五

  又過了幾年,北京召開批判丁、陳的大會,天津也去了幾個人,我在內。大家都很緊張。在小組會上確定誰在大會發言時,有人推我。我想:你對他們更熟悉,更瞭解,為什麼不上?我以有病辭。當時中宣部一位負責人說:「他身體不好,就算了吧。」

  直到現在,我還記得這句為我排憂解難的好話。

  我真病了。一九五七年住進北京的紅十字會醫院,嚴重神經衰弱。丁玲托人給我帶來一封信,還給我介紹了一位湖南醫學院的李大夫,進院看病。當年夏季,我轉到小湯山療養,在那裡,從廣播上聽到了丁玲的不幸遭際。

  從此,中斷信息很多年。前幾年,她到天津來了一次,到家來看了我,我也到旅舍去看望了她和陳明同志。不久我見到了中央給她做的很好的結論,我很高興。

  六

  丁玲,她在三十年代的出現,她的名望,她的影響,她的吸引力,對當時的文學青年來說,是能使萬人空巷的,舉國若狂的。這不只因為她寫小說,更因為她獻身革命。風雲興會,作家離不開時代。後來的丁玲,屢遭顛躓,社會風尚不斷變化,雖然創作不少衰,名聲不少減,比起三十年代,文壇上下,對她的熱情與矚望,究竟是有些程度上的差異了。

  一顆明亮的,曾經子夜高懸,幾度隱現雲端,多災多難,與祖國的命運相伴隨,而終於不失其光輝的星,殞落了。

  謹記私人交往過從,以寄哀思。

  1986年3月7日下午二時寫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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