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犁·回憶何其芳同志

回憶何其芳同志

　　在三十年代初，當我開始寫作的時候，何其芳同志在文學方面，已經有了一定的成就。他經常在北方的著名文藝刊物上發表文章，在風格上，有自己獨特的地方。他的散文集《畫夢錄》，還列入當時《大公報》表揚的作品之中。但是，我對他這一時期作品的印象，已經很淡漠，那時文藝界有所謂京派海派之分，我當時認為他的作品屬京派，即講求文字，但沒有什麼革命性，我那時正在青年，嚮往的是那些熱辣辣的作品。

　　一九三八年秋冬之間，我在冀中軍區舉辦的抗戰學院擔任文藝教官——那是一個軍事性質的學院，所以這樣稱呼。我參加抗日工作不久，家庭觀念還很深，這個學院設在深縣舊州，離我家鄉不遠，有時就騎上車子回家看看，那時附近很多縣城還在我們手中，走路也很安全。

　　在進入冬季的時候，形勢就緊張起來，敵人開始向冀中進攻，有些縣城，已被佔領。那時冀中的子弟兵，剛剛建立不久，在武器上，作戰經驗上，甚至隊伍成分上，一時還不能適應這種緊急的局面，學院已經準備打遊擊。我回家取些衣物，天黑到家不久，聽說軍隊要在我家的房子招待客人，我才知道村裡駐有隊伍。

　　第二天上午，有一群抗戰學院的男女同學，到我家裡來看望，我才知道，所謂軍隊的客人就是他們，他們是來慰問一百二十師的。

　　這真使我喜出望外。一百二十師，是我嚮往已久的英雄隊伍，是老八路、老紅軍，而更使我驚喜不已的是我們村裡駐的就是師部，賀龍同志就住在西頭。我聽了後，高興得跳起來，說：「我能跟你們去看看嗎？」

　　「可以。」帶隊的男同學說：「回頭參謀長給我們報告目前形勢，你一同去聽聽吧。」

　　我跟他們出來，參謀長就住在我三祖父家的南屋裡。那是兩間很破舊的土坯房，光線也很暗，往常過年，我們是在這裡供奉家譜的。參謀長就是周士第同志，他穿一身灰色棉軍裝，英俊從容。地圖就掛在我們過去懸掛家譜那面牆壁上，周士第同志指著地圖簡要地說明了敵人的企圖，和我軍的對策。然後，我的學生，向他介紹了我。參謀長高興地說：「啊，你是搞文藝的呀，好極了，我們這裡有兩位作家同志呢，我請他們來你們見見。」

　　在院子裡，我見到了當時隨一百二十師出征的何其芳同志和沙汀同志。

　　他兩位都是我景仰已久的作家，沙汀同志的《法律外航線》，是我當時喜愛的作品之一。

　　他們也都穿著灰布軍裝，風塵僕僕。因為素不相識，他們過去也不知道我的名字，我記得當時談話很少。給我的印象，兩位同志都很拘謹，也顯得很勞累，需要養精蓄銳，準備繼續行軍，參謀長請他們回去休息，我們就告辭出來了。

　　周士第同志是那樣熱情，他送我們出來，我看到，這些將軍們，對文藝工作很重視，對從事這種工作的人，是非常喜歡和愛護的。在短短的時間裡，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請兩位作家來和我們相見，不僅因為我們是同行，在參謀長的心中，對於他的部隊中有這樣兩個文藝戰士，一定感到非常滿意。他把兩位請出來，就像出示什麼珍藏的藝術品一樣，隨後就又趕快收進去了。

　　我回到學院，學院已經開始疏散，打遊擊。我負責一個流動劇團，到鄉下演出幾次，敵人已經占了深縣縣城，我們就編入冀中區直屬隊裡。我又當了一、兩天車子隊長，因為夜間騎車不便，就又把車子堅壁起來，徒步行軍。

　　這樣，我們才真正開始了遊擊戰爭的生活。首先是學習走路的本領，鍛煉這兩條腿——革命的重要本錢。每天，白天進村隱蔽，黃昏集合出發。於是十裡，五十裡，一百里，最多可以走一百四十裡。有時走在平坦的路上，有時走在結有薄冰的河灘上。我們不知道，我們前邊有多少人，也不知道後邊有多少人，在黑夜中，我們只是認准前邊一個人綁在背包後面的白色標誌，認准設在十字路口的白色路標。行軍途中，不准吸煙，不准咳嗽，緊緊跟上。路過村莊，有狗的吠叫聲，不到幾天，這點聲音也消滅了，群眾自動把狗全部打死，以利我們隊伍的轉移前進。

　　我們與敵人周旋在這初冬的、四野肅殺的、廣漠無邊的平原之上，而帶領我們前進、指揮我們戰鬥的，是舉世聞名、傳奇式的英雄賀龍同志。他曾為國家立下汗馬功勞，我們對他嚮往已久。我剛進入革命行列，就能得到他的領導，感到這是我終生的光榮。所以，我在《風雲初記》一書中，那樣熱誠地向他歌頌。

　　這次行軍，對於冀中區全體軍民，都是一次大練兵，教給我們在敵人後方和敵人作戰的方法。特別是對冀中年輕的子弟兵，是一種難得的寶貴的言傳身教。

　　何其芳和沙汀同志當然也在隊伍中間。不過，他們一定在我們的前面，他們更靠近賀龍同志。最近，讀到沙汀同志一篇文章，其中說到當時硝煙彌漫的冀中區，我們是一同經受了這次極其殘酷、極其英勇、極其光榮的戰鬥洗禮。

　　一九四四年夏天，我從晉察冀邊區到了延安，在魯迅藝術學院文學系工作和學習，當時，何其芳同志也在那裡，他原是文學系的主任，現在休養，由舒群同志代理主任。所以我和他談話的機會還是不很多。他顯然已記不得我們在冀中的那次會見，我也沒有提過。我住在東山頂上一排小窯洞裡，他住在下面一層原天主教堂修築的長而大的磚石窯洞裡，距離很近，見面的機會是很多的。

　　在敵後，我已經有機會讀到他參加革命以後的文章，是一篇他答《中國青年》社記者的訪問。文字鋒利明快，完全沒有了《畫夢錄》那種隱晦和夢幻的風格。在過去，我總以為他是沉默寡言的，到了延安一接近，才知道他是非常健談的，非常熱情的，他是個典型的四川人。並且像一位富有粉筆生涯的教師，對問題是善於爭論的，對學生是誨人不倦的，對工作是勇於任事的。所以，並未接觸，而從一時的文章來判定一個人，常常是不準確的。

　　在全國解放以後，有些老熟人，反而很少見面了。我和何其芳同志就是這樣，相忘於江湖。最近讀了他的兩篇遺作，深深感到：他確是一個真正的書生，也是一個真正的學者。他的工作，他的文字，我是很難趕得上，學得來的。他既有很深的基本功，一生又好學不倦，為革命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

　　197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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