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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何其芳同志


  在三十年代初,當我開始寫作的時候,何其芳同志在文學方面,已經有了一定的成就。他經常在北方的著名文藝刊物上發表文章,在風格上,有自己獨特的地方。他的散文集《畫夢錄》,還列入當時《大公報》表揚的作品之中。但是,我對他這一時期作品的印象,已經很淡漠,那時文藝界有所謂京派海派之分,我當時認為他的作品屬￿京派,即講求文字,但沒有什麼革命性,我那時正在青年,嚮往的是那些熱辣辣的作品。

  一九三八年秋冬之間,我在冀中軍區舉辦的抗戰學院擔任文藝教官——那是一個軍事性質的學院,所以這樣稱呼。我參加抗日工作不久,家庭觀念還很深,這個學院設在深縣舊州,離我家鄉不遠,有時就騎上車子回家看看,那時附近很多縣城還在我們手中,走路也很安全。

  在進入冬季的時候,形勢就緊張起來,敵人開始向冀中進攻,有些縣城,已被佔領。那時冀中的子弟兵,剛剛建立不久,在武器上,作戰經驗上,甚至隊伍成分上,一時還不能適應這種緊急的局面,學院已經準備打遊擊。我回家取些衣物,天黑到家不久,聽說軍隊要在我家的房子招待客人,我才知道村裡駐有隊伍。

  第二天上午,有一群抗戰學院的男女同學,到我家裡來看望,我才知道,所謂軍隊的客人就是他們,他們是來慰問一百二十師的。

  這真使我喜出望外。一百二十師,是我嚮往已久的英雄隊伍,是老八路、老紅軍,而更使我驚喜不已的是我們村裡駐的就是師部,賀龍同志就住在西頭。我聽了後,高興得跳起來,說:「我能跟你們去看看嗎?」

  「可以。」帶隊的男同學說:「回頭參謀長給我們報告目前形勢,你一同去聽聽吧。」

  我跟他們出來,參謀長就住在我三祖父家的南屋裡。那是兩間很破舊的土坯房,光線也很暗,往常過年,我們是在這裡供奉家譜的。參謀長就是周士第同志,他穿一身灰色棉軍裝,英俊從容。地圖就掛在我們過去懸掛家譜那面牆壁上,周士第同志指著地圖簡要地說明了敵人的企圖,和我軍的對策。然後,我的學生,向他介紹了我。參謀長高興地說:「啊,你是搞文藝的呀,好極了,我們這裡有兩位作家同志呢,我請他們來你們見見。」

  在院子裡,我見到了當時隨一百二十師出征的何其芳同志和沙汀同志。

  他兩位都是我景仰已久的作家,沙汀同志的《法律外航線》,是我當時喜愛的作品之一。

  他們也都穿著灰布軍裝,風塵僕僕。因為素不相識,他們過去也不知道我的名字,我記得當時談話很少。給我的印象,兩位同志都很拘謹,也顯得很勞累,需要養精蓄銳,準備繼續行軍,參謀長請他們回去休息,我們就告辭出來了。

  周士第同志是那樣熱情,他送我們出來,我看到,這些將軍們,對文藝工作很重視,對從事這種工作的人,是非常喜歡和愛護的。在短短的時間裡,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請兩位作家來和我們相見,不僅因為我們是同行,在參謀長的心中,對於他的部隊中有這樣兩個文藝戰士,一定感到非常滿意。他把兩位請出來,就像出示什麼珍藏的藝術品一樣,隨後就又趕快收進去了。

  我回到學院,學院已經開始疏散,打遊擊。我負責一個流動劇團,到鄉下演出幾次,敵人已經占了深縣縣城,我們就編入冀中區直屬隊裡。我又當了一、兩天車子隊長,因為夜間騎車不便,就又把車子堅壁起來,徒步行軍。

  這樣,我們才真正開始了遊擊戰爭的生活。首先是學習走路的本領,鍛煉這兩條腿——革命的重要本錢。每天,白天進村隱蔽,黃昏集合出發。於是十裡,五十裡,一百里,最多可以走一百四十裡。有時走在平坦的路上,有時走在結有薄冰的河灘上。我們不知道,我們前邊有多少人,也不知道後邊有多少人,在黑夜中,我們只是認准前邊一個人綁在背包後面的白色標誌,認准設在十字路口的白色路標。行軍途中,不准吸煙,不准咳嗽,緊緊跟上。路過村莊,有狗的吠叫聲,不到幾天,這點聲音也消滅了,群眾自動把狗全部打死,以利我們隊伍的轉移前進。

  我們與敵人周旋在這初冬的、四野肅殺的、廣漠無邊的平原之上,而帶領我們前進、指揮我們戰鬥的,是舉世聞名、傳奇式的英雄賀龍同志。他曾為國家立下汗馬功勞,我們對他嚮往已久。我剛進入革命行列,就能得到他的領導,感到這是我終生的光榮。所以,我在《風雲初記》一書中,那樣熱誠地向他歌頌。

  這次行軍,對於冀中區全體軍民,都是一次大練兵,教給我們在敵人後方和敵人作戰的方法。特別是對冀中年輕的子弟兵,是一種難得的寶貴的言傳身教。

  何其芳和沙汀同志當然也在隊伍中間。不過,他們一定在我們的前面,他們更靠近賀龍同志。最近,讀到沙汀同志一篇文章,其中說到當時硝煙彌漫的冀中區,我們是一同經受了這次極其殘酷、極其英勇、極其光榮的戰鬥洗禮。

  一九四四年夏天,我從晉察冀邊區到了延安,在魯迅藝術學院文學系工作和學習,當時,何其芳同志也在那裡,他原是文學系的主任,現在休養,由舒群同志代理主任。所以我和他談話的機會還是不很多。他顯然已記不得我們在冀中的那次會見,我也沒有提過。我住在東山頂上一排小窯洞裡,他住在下面一層原天主教堂修築的長而大的磚石窯洞裡,距離很近,見面的機會是很多的。

  在敵後,我已經有機會讀到他參加革命以後的文章,是一篇他答《中國青年》社記者的訪問。文字鋒利明快,完全沒有了《畫夢錄》那種隱晦和夢幻的風格。在過去,我總以為他是沉默寡言的,到了延安一接近,才知道他是非常健談的,非常熱情的,他是個典型的四川人。並且像一位富有粉筆生涯的教師,對問題是善於爭論的,對學生是誨人不倦的,對工作是勇於任事的。所以,並未接觸,而從一時的文章來判定一個人,常常是不準確的。

  在全國解放以後,有些老熟人,反而很少見面了。我和何其芳同志就是這樣,相忘於江湖。最近讀了他的兩篇遺作,深深感到:他確是一個真正的書生,也是一個真正的學者。他的工作,他的文字,我是很難趕得上,學得來的。他既有很深的基本功,一生又好學不倦,為革命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

  197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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