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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柳蔭詩作記


  我和柳蔭同志,已經有三十多年沒有見面。前兩天他來天津公幹,到捨下來,一進門就問:「你還能認得我麼?」

  我一下就從聲音、舉止認出他來,兩個人都樂了。

  一九三九年,我在晉察冀通訊社工作,就認識了柳蔭。那時他和倉夷一道工作,兩個人形影不離。我和他雖然並不是那麼親近,但給我留下的印象,特別深刻。在同伴們中間,柳蔭被公認為「狀貌如婦人好女」,正像司馬遷形容留侯張良一樣。

  現在他也六十多歲了。談話間,他說晚年,有時感到寂寞。我勸他寫點東西。他說,寫一些詩,帶來了,因為怕我沒時間,放在了李湘洲那裡。我說,我很願意看看他寫的東西。第二天,湘洲就把詩稿送來了,共三冊。是用小學生的練習簿抄寫的。字體細小纖弱,像是十三四歲女學生的手筆,偶爾抄錯一兩個字,還用白紙貼上,重新抄好。所用練習簿,如同新從南紙店買出來,乾淨得似未觸手。

  三本詩稿,裝在一個舊封套裡,表面又糊上一層同樣顏色的紙,寫好他自己的姓名和通訊處,貼好郵票一角八分,旁注「掛號」二字。這是為的,別人看過以後,即可很方便地送到郵局,給他寄回去。

  我想:這都是老一代人的習慣。當天下午,我就坐在院子裡,讀完了一冊。

  和其他文學形式相較,「五四」以來,中國的新詩,受外國詩的影響最迅速也最顯著,這是詩的形式特點決定的。歐美各國的著名詩人,古典的以及新的流派,中國差不多都是很快就有了譯本,加上會外語的人很多,他們的詩,在中國都曾有人學習過嘗試過。但影響比較深遠的,則要數拜倫、斐多菲、普希金、涅克拉索夫、惠特曼和馬雅珂夫斯基。這些詩人的作品,有兩種特點:熱烈的情感和對現實的凝注。歐洲的形式主義的詩和象徵主義的詩,在中國也曾得到流傳,並有名家,但這種詩,多行之不遠,影響不大。因為這都是詩人書齋裡的玩意,廣大的群眾無法接受。

  與人民的現實生活及當前的命運相結合,在中國的土地上,不斷產生自己的歌手。他們的成功之作,多在早期,即青春熱情興旺之時。這種熱情多是單純的,無私的,並沒有其他干擾。及至晚期,經過各種消磨,大多失去朝氣,影響也就漸漸微弱。

  我以為,中國的新詩,從誕生就是歐化的成分居多,受外來影響較大。但這究系形式,並不妨礙中國新詩的作者,發揮其天才及熱力,為中華民族的興盛而呼號。實際上,每當變革之期,都有代表這一時代的歌者,應運而生,作雄雞之唱,風靡一代。中國新詩的形式,恐怕就沿著這條道路走下去,這是無法挽回,也無法改變的。

  對於柳蔭的詩,我的印象是:婉約舒暢,節拍和諧,有一條脈脈的情緒,貫穿其間;有一點鮮明的理想,懸諸詩外。

  章法完整,讀過後,餘味無窮。

  不可諱言,我對他的詩的評語,是年歲相當,經歷相同,處境相似的人的一種共鳴,也可以說是知音。有些青年詩人,恐怕就不是這樣看的。他們會說,這是一種過時的詩歌,是涅克拉索夫、惠特曼的老調重彈。

  很可能是這樣。我也承認,柳蔭的詩,並不是雛鳳之聲,而是老鳳之聲。

  詩貴有我,我也是這樣主張的。這個我,必須連絡人民,聯繫時代,這也是沒有爭論的。但在中國,強調一面,總要漸漸走到它的反面去,雖聖賢豪傑之士,亦所不免。詩中有我,但如果把我神化,不斷擴張自我意識,以自我為中心,觀察一切,判斷一切,並且不斷神化自己的天才、靈感、膽量,漸漸也就會出現一種很不健康的症狀。所寫出的詩,也就會變成大言欺人的東西。這種詩,以其短促、繁亂、淒厲的節拍,造成一種于時代,於國家都非常不祥的聲調。

  讀著這種貌似「革新」的詩,我常常想到:這不是那十年動亂期間一種流行音調的變奏和翻版嗎?從神化他人,轉而為神化自我,看來是一種新的探索,新的追求。實際上這是一個連貫的,基於自私觀念的,喪失良知的,游離于現實和人民群眾之外的,帶有悲劇性質的幻滅過程。

  我也明白,時代不同了,一切都沒有過去那麼單一了。戰歌和牧歌,都不應時了。你聽窗子外面是什麼聲音,斧鑿叮咚,青年人在婚前,製造著一米多高的衣櫃;「磚來!」「泥來!」

  是住戶擴建幾平米的小屋。伴奏著勞動之聲的,是翻來覆去,百聽不厭的《毛毛雨》和《桃花江》。

  在這種環境裡,在這種氣氛裡,老年人感到一點寂寞,也是勢所難免理所當然的吧。回憶過去,當然有你的自由。多數人在面對現實。

  我想,柳蔭,正是面對現實,他才去寫這些帶有回憶錄性質的詩的。

  什麼事情,忘記根源,蔑視根源,糟蹋根源,都會受到無情的懲罰。陝西、四川因為砍伐了上游的樹木,破壞了水土,都已經暴發了水災。老的一代,經歷了十年大霧四塞,荊天棘地,蛇蠍環逼的痛苦生活,創傷未及平復,又寫下了回憶戰爭,回憶饑寒,回憶瘧疾,回憶戰友死亡的詩。它的意義或者說它的終極目的何在呢?當然不是對現實的失望或絕望,而是寄託著一種為了祖國,為了未來,為了青年一代的希望。

  讀著柳蔭的詩,我像聽著暮鼓晨鐘一樣。也有回憶,也有憧憬;也有過去,也有未來;也有結束,也有開始。有多種情緒,有多種感慨,交織在我的心中。過去,是不可能這樣想到今天的,然而今天,是無法忘記那樣的過去的。

  柳蔭這次來天津,在我這裡只談了兩個小時,我想留他吃頓午飯,他也沒有答應。辦完公事,他就回到北京去了。今天,夤夜二時,我從床上爬起來,坐在燈下。只有這個時刻,我的周圍最安靜。我要利用它,來為故人的詩寫點什麼。晚秋的蚊子集中到我的腳面上來,我忍耐著。回憶著我們在窮山惡水的阜平,共同工作的那一段歲月。

  自從這個「敵」字被簡化,故人隨便加上一撇,便可以變成「敵人」。因此,故人的情況也已經變得很複雜了。有這樣的故人:被一個跟著「四人幫」造反的頭頭,只是打了兩拳頭,就倒了過去。從此成了頭頭的隨從、侍衛,端茶倒水,擺椅子,擦桌子,拿筆記本,捧眼鏡盒。並且充當頭頭的密探,打小報告,甚至栽贓誣陷過去的同志。這種人現在正想著什麼呢?

  這樣的回憶,就使人不愉快了,這也就是容易使人感到寂寞的原因之一。但是,作人、寫詩,總是不能排除回憶的。

  最近,我為吳芝麟同志抄了一段唐寫本《世說新語》,在跋尾寫道:「今日午睡起,擬寫十年人物志,繼思:以百紙寫小人之醜事,不若以一紙記古人之德行,於心身修養,為有益也。」

  讀柳蔭的詩,幫助我回憶了過去的有益的生活,給了我生活的力量,使我對堅持民族傳統道德更有信心。這種回憶,對於身心的修養,自然更是有益的。柳蔭的詩,也可以說是哲理的詩。所謂哲理,是從生活的變化,推演出來的,這樣的哲理才能使人信服。

  1981年9月26日晨,寫完並改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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