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犁·關於小說《蒿兒梁》的通信

關於小說《蒿兒梁》的通信

　　繁峙縣地方誌編纂委員會：

　　你們在八月三十日寫給我的一封信，收到了。直到今日才能給你們覆信，請原諒。收到這封信後，使我深深地陷入年月久遠的回憶中，有很多感想，一時整理不出一個頭緒，因此動筆倒遲了。

　　一九四三年秋季，我從《晉察冀日報》（我在那裡編副刊）調到了華北聯合大學教育學院的高中班去教國文。這次調動，可能是李常青同志提議的，他那時任教育學院的院長。

　　他曾在晉察冀北方分局宣傳部負責，我自一九三九年到達邊區以後，一直在他的領導下工作。

　　到了高中班以後，本來那裡的教員們有一個宿舍大院，但我一向孤僻，我自己在村北邊找了一個人家住下。別的記不得了，只記得在屋中間搭了一扇門板，作為床鋪，每天清早，到村邊小河去洗臉漱口，那時已是晚秋，天氣很涼了。當小河結了一層薄冰的時候，開始了反掃蕩。所謂反掃蕩，就是日寇進攻邊區，實行掃蕩，我們與之戰鬥周旋，這種行動，總是在冬季進行。

　　行軍之前，我領到一身藍布棉衣。隨即爬山越嶺，向繁峙縣境轉移。我們原住的村莊，屬阜平。

　　不知走了多少天（那時轉移，是左轉右轉，並非直線前行），在深山裡的一個小村莊，我們停下來。我的頭髮很長了，有一個人借了老鄉一把剪刀，給我剪了剪。我就發起燒來，脖頸和脊背的上部，起了很多水痘。我主觀認為這是因為剪刀不淨引起的，當然也可能是其他原因引起的，而且很可能就是天花。我有一個學生，名叫王鑫郎，他是全班長得最漂亮的，他在反掃蕩中就得了天花，等到反掃蕩結束，再見到他時，我簡直不認得他了。我因為幼年接引過牛痘，可能發病輕微罷了。

　　當時領隊的是傅大琳同志，他是物理教員，曾經是南開大學的助教。他見我病了，就派了一位康醫生，一位劉護士，還有一位姓趙的學生，陪我到一個隱蔽而安全的地方去養病。

　　說實在的，在我一生之中，病了以後得到如此隆重的照顧，還是第一次。不過，這也是因時制宜的一種辦法。在戰爭緊急之時，想盡一切辦法，把人員分散開來，化整為零，以利行軍。

　　我們就到了蒿兒梁。所以說，你們信上說「養傷」，是不對的，應該說是「養病」，因為我並非一個荷槍實彈的戰士，並非在與敵人交火時，光榮負傷。有必要說明一下，以正視聽。

　　初到蒿兒梁，戰爭的風聲正緊，這個兀立在高山頂上的小村莊，可能還沒有駐過隊伍。又因為我們這支小小的隊伍，一是服裝不整齊，二是沒有武器，三是男女混雜，四是可能還沒有地方領導機關的介紹信，在向村幹部去要糧食的時候，遇到了不順利。我聽說了以後，親自到村幹部那裡去了一次。

　　我那時身上帶了一支左輪小手槍。這支小槍，有一個皮套，像女人的軟底鞋似的。這是我初到路西時，劉炳彥同志送給我的。我系在腰裡，只是充樣子，一槍也沒有放過。直到一九四四年，我到了延安，鄧德滋同志要隨軍南下，我又送給了他，這是後話。

　　可能是這支小槍起了點作用，我們弄到了一點蓧麥面。也可能是我當時因又饑又乏又有病，表現的急躁情緒，起了作用。當然，很快我們就和村幹部熟識了，親密得像一家人了。

　　我們三個男的，就住在郭四同志家的一間小西房裡，護士和婦救會主任住在一起。這間屋子，我所以記得是西房，因為每天早晨，陽光射在我身旁的紙窗上，就會給正在病中的我無限安慰和希望。屋子有一方丈大，土炕占去三分之二，鍋臺又占去餘下的三分之二，地下能活動的地方就很有限了。我經常坐在炕上，守著一個山西特有的白泥火盆。火盆裡裝滿蓧麥秸火灰，上面一層是白色的，用火筷一撥，下面就是火，像紅杏一樣的顏色，很能引起人的幻想。我把一個山藥蛋按進灰裡，山藥蛋噗噗地響著，不一會就熟了，吃起來香得很。

　　所謂醫生，所謂護士，都是受幾個月訓練速成的，談不上什麼醫術醫道。我們只有一把剪刀，一把鑷子，一瓶紅藥水。每天，護士在飯鍋裡，把剪刀鑷子煮煮，把水痘的化膿處清理清理，然後用棉花蘸著紅藥水，在傷處擦一擦。這種療法顯然不太得當，所以直到現在留下的傷疤，都很大，像一個個的銅錢。

　　我還寫過一篇小說叫《看護》，也是記這段生活的。

　　康醫生，有二十多歲，人很精明，醫術雖然差些，但在經營糧草方面，很有辦法，我們在那裡，不記得有挨餓的時候。後來他和我一同到了延安，同在一個學校，他還是醫生。

　　我記得他為我洗過一次腸，還有一次，我在延河洗澡，傷了腳掌，他替我敷過一次藥。現在不知他到哪裡去了。

　　關於蒿兒梁的印象，都已經寫在文章裡，現在回憶不起更多的東西了。但那是小說，不能太認真。其中的人物，自然有當時當地人物的影子，但更多的是我的設想，或者說是我的「創造」。

　　但我聽說郭四同志還能記起這件事，我是非常感動的，不只感謝他一家人當時對我們的照料，也為他仍然健在，記憶力很強而高興。他年紀也很大了吧？請轉達我對他一家人的深切的懷念之情。

　　在那樣一個寒冷的地方，我安全而舒適地度過了一個難忘的冬季。我們可以想想，我的家是河北省安平縣，如果不是抗日戰爭的推使，我能有機會到了貴縣的蒿兒梁？我是怎樣走到那裡去的呢？身染重病，發著高燒，穿著一身不稱體的薄薄的棉衣，手裡拄著一根六道木拐棍，背著一個空蕩蕩的用舊衣服縫成的所謂書包，書包上掛著一個破白鐵飯碗。這種形象，放在今天，簡直是叫花子之不如，隨便走到哪裡，能為人所收容嗎？但在那時，蒿兒梁收容了我，郭四一家人用暖房熱炕收容了我。而經過漫長的幾經變化的歲月，還記得我，這不值得感激嗎？

　　這是在艱難的日子裡，才能發生的事，才能鑄成的感情。

　　我們在那裡，住了兩三個月，過了陽曆年，又過了陰曆年，才奉命返校。去的時候，我們好像是走的西道，回來的時候，是從東邊一條小道下山，整整走了一天，才到山根下，可以想像蒿兒梁是有多麼高。天快黑了，我看到了村莊廟宇，看到了平地，心裡一高興，往前一跑。其實是一條小河，上面結著冰，蓋著一層雪，一下滑倒，暈了過去，身後的人，才把我抬進成果庵。這一段生活，我好像也寫進了小說。

　　一九四八年冬季，我們集中在勝芳，等候打下天津。我住在臨河的一間房子裡。夜裡沒有事，我寫了《蒿兒梁》這篇小說，作為我對高山峻嶺上的這個小小的村莊，生活在那裡的人們的回憶。

　　是的，時間已經過去四十年了。當時在一起的同志們，各奔一方，消息全無，命運難測。我也很衰老了。人生的變化多大啊，萬事又多麼出乎意料？能不變的，能不褪色的，就只有戰爭年代結下的友情，以及關於它的回憶了。

　　現在是夜裡三點鐘。窗外的風，吹掃著落葉，又在報告著冬天即將到來。蒿兒梁上，已經很冷了吧？

　　祝　他們幸福！

　　孫犁
　　1982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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