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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小說《蒿兒梁》的通信


  繁峙縣地方誌編纂委員會:

  你們在八月三十日寫給我的一封信,收到了。直到今日才能給你們覆信,請原諒。收到這封信後,使我深深地陷入年月久遠的回憶中,有很多感想,一時整理不出一個頭緒,因此動筆倒遲了。

  一九四三年秋季,我從《晉察冀日報》(我在那裡編副刊)調到了華北聯合大學教育學院的高中班去教國文。這次調動,可能是李常青同志提議的,他那時任教育學院的院長。

  他曾在晉察冀北方分局宣傳部負責,我自一九三九年到達邊區以後,一直在他的領導下工作。

  到了高中班以後,本來那裡的教員們有一個宿舍大院,但我一向孤僻,我自己在村北邊找了一個人家住下。別的記不得了,只記得在屋中間搭了一扇門板,作為床鋪,每天清早,到村邊小河去洗臉漱口,那時已是晚秋,天氣很涼了。當小河結了一層薄冰的時候,開始了反掃蕩。所謂反掃蕩,就是日寇進攻邊區,實行掃蕩,我們與之戰鬥周旋,這種行動,總是在冬季進行。

  行軍之前,我領到一身藍布棉衣。隨即爬山越嶺,向繁峙縣境轉移。我們原住的村莊,屬￿阜平。

  不知走了多少天(那時轉移,是左轉右轉,並非直線前行),在深山裡的一個小村莊,我們停下來。我的頭髮很長了,有一個人借了老鄉一把剪刀,給我剪了剪。我就發起燒來,脖頸和脊背的上部,起了很多水痘。我主觀認為這是因為剪刀不淨引起的,當然也可能是其他原因引起的,而且很可能就是天花。我有一個學生,名叫王鑫郎,他是全班長得最漂亮的,他在反掃蕩中就得了天花,等到反掃蕩結束,再見到他時,我簡直不認得他了。我因為幼年接引過牛痘,可能發病輕微罷了。

  當時領隊的是傅大琳同志,他是物理教員,曾經是南開大學的助教。他見我病了,就派了一位康醫生,一位劉護士,還有一位姓趙的學生,陪我到一個隱蔽而安全的地方去養病。

  說實在的,在我一生之中,病了以後得到如此隆重的照顧,還是第一次。不過,這也是因時制宜的一種辦法。在戰爭緊急之時,想盡一切辦法,把人員分散開來,化整為零,以利行軍。

  我們就到了蒿兒梁。所以說,你們信上說「養傷」,是不對的,應該說是「養病」,因為我並非一個荷槍實彈的戰士,並非在與敵人交火時,光榮負傷。有必要說明一下,以正視聽。

  初到蒿兒梁,戰爭的風聲正緊,這個兀立在高山頂上的小村莊,可能還沒有駐過隊伍。又因為我們這支小小的隊伍,一是服裝不整齊,二是沒有武器,三是男女混雜,四是可能還沒有地方領導機關的介紹信,在向村幹部去要糧食的時候,遇到了不順利。我聽說了以後,親自到村幹部那裡去了一次。

  我那時身上帶了一支左輪小手槍。這支小槍,有一個皮套,像女人的軟底鞋似的。這是我初到路西時,劉炳彥同志送給我的。我系在腰裡,只是充樣子,一槍也沒有放過。直到一九四四年,我到了延安,鄧德滋同志要隨軍南下,我又送給了他,這是後話。

  可能是這支小槍起了點作用,我們弄到了一點蓧麥面。也可能是我當時因又饑又乏又有病,表現的急躁情緒,起了作用。當然,很快我們就和村幹部熟識了,親密得像一家人了。

  我們三個男的,就住在郭四同志家的一間小西房裡,護士和婦救會主任住在一起。這間屋子,我所以記得是西房,因為每天早晨,陽光射在我身旁的紙窗上,就會給正在病中的我無限安慰和希望。屋子有一方丈大,土炕占去三分之二,鍋臺又占去餘下的三分之二,地下能活動的地方就很有限了。我經常坐在炕上,守著一個山西特有的白泥火盆。火盆裡裝滿蓧麥秸火灰,上面一層是白色的,用火筷一撥,下面就是火,像紅杏一樣的顏色,很能引起人的幻想。我把一個山藥蛋按進灰裡,山藥蛋噗噗地響著,不一會就熟了,吃起來香得很。

  所謂醫生,所謂護士,都是受幾個月訓練速成的,談不上什麼醫術醫道。我們只有一把剪刀,一把鑷子,一瓶紅藥水。每天,護士在飯鍋裡,把剪刀鑷子煮煮,把水痘的化膿處清理清理,然後用棉花蘸著紅藥水,在傷處擦一擦。這種療法顯然不太得當,所以直到現在留下的傷疤,都很大,像一個個的銅錢。

  我還寫過一篇小說叫《看護》,也是記這段生活的。

  康醫生,有二十多歲,人很精明,醫術雖然差些,但在經營糧草方面,很有辦法,我們在那裡,不記得有挨餓的時候。後來他和我一同到了延安,同在一個學校,他還是醫生。

  我記得他為我洗過一次腸,還有一次,我在延河洗澡,傷了腳掌,他替我敷過一次藥。現在不知他到哪裡去了。

  關於蒿兒梁的印象,都已經寫在文章裡,現在回憶不起更多的東西了。但那是小說,不能太認真。其中的人物,自然有當時當地人物的影子,但更多的是我的設想,或者說是我的「創造」。

  但我聽說郭四同志還能記起這件事,我是非常感動的,不只感謝他一家人當時對我們的照料,也為他仍然健在,記憶力很強而高興。他年紀也很大了吧?請轉達我對他一家人的深切的懷念之情。

  在那樣一個寒冷的地方,我安全而舒適地度過了一個難忘的冬季。我們可以想想,我的家是河北省安平縣,如果不是抗日戰爭的推使,我能有機會到了貴縣的蒿兒梁?我是怎樣走到那裡去的呢?身染重病,發著高燒,穿著一身不稱體的薄薄的棉衣,手裡拄著一根六道木拐棍,背著一個空蕩蕩的用舊衣服縫成的所謂書包,書包上掛著一個破白鐵飯碗。這種形象,放在今天,簡直是叫花子之不如,隨便走到哪裡,能為人所收容嗎?但在那時,蒿兒梁收容了我,郭四一家人用暖房熱炕收容了我。而經過漫長的幾經變化的歲月,還記得我,這不值得感激嗎?

  這是在艱難的日子裡,才能發生的事,才能鑄成的感情。

  我們在那裡,住了兩三個月,過了陽曆年,又過了陰曆年,才奉命返校。去的時候,我們好像是走的西道,回來的時候,是從東邊一條小道下山,整整走了一天,才到山根下,可以想像蒿兒梁是有多麼高。天快黑了,我看到了村莊廟宇,看到了平地,心裡一高興,往前一跑。其實是一條小河,上面結著冰,蓋著一層雪,一下滑倒,暈了過去,身後的人,才把我抬進成果庵。這一段生活,我好像也寫進了小說。

  一九四八年冬季,我們集中在勝芳,等候打下天津。我住在臨河的一間房子裡。夜裡沒有事,我寫了《蒿兒梁》這篇小說,作為我對高山峻嶺上的這個小小的村莊,生活在那裡的人們的回憶。

  是的,時間已經過去四十年了。當時在一起的同志們,各奔一方,消息全無,命運難測。我也很衰老了。人生的變化多大啊,萬事又多麼出乎意料?能不變的,能不褪色的,就只有戰爭年代結下的友情,以及關於它的回憶了。

  現在是夜裡三點鐘。窗外的風,吹掃著落葉,又在報告著冬天即將到來。蒿兒梁上,已經很冷了吧?

  祝 他們幸福!

  孫犁
  1982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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