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吳泰昌問(2)_孫犁

答吳泰昌問(2)

　　問：您的長篇小說《風雲初記》、中篇小說《鐵木前傳》普遍受到稱讚，可惜都是未完成之作，為什麼會造成這種情況？當初寫《初記》、《前傳》時，是否準備續寫《後記》、《後傳》？人們關心您是否打算續寫《鐵木後傳》？

　　答：已經忘記，在寫這兩本書之前，是否有雄心壯志，要寫幾部幾部。但確實因為沒有全部完成，所以只好標題為《初記》和《前傳》。實事求是地說，《風雲初記》沒有寫完，是因為我才情有限，生活不足。你看這部作品的後面，不是越寫越散了嗎？我也缺乏駕馭長篇的經驗。《鐵木前傳》則是因為當我寫到第十九節時，跌了一跤，隨即得了一場大病，住療養院二、三年。在病中只補寫了簡短的第二十節，草草結束了事。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家前後被抄六次，其中至少有三次，是藉口查抄《鐵木後傳》的。造反派如此器重這部莫須有的文稿，使我一家人，百口莫辯。直到現在，我的書櫃的抽屜還存在被鐵器撬開的裂痕。這些人是為了判決我的罪名來找這部文稿的。在當時，一本《前傳》，已經迫使我幾乎喪生，全家遑遑。我想，如果我真的寫出了《後傳》，完成了它，得到了創作的滿足，雖死無怨，早已經雙手獻出，何勞興師動眾呢？

　　現在大家關心這部《後傳》，情況當然不同。但還是沒有。

　　對於熱心的讀者，很可能要成為我終身的憾事了。

　　問：您現在為什麼不能把它寫出來呢？

　　答：我的想法是：在中國，寫小說常常是青年時代的事。

　　人在青年，對待生活，充滿熱情、憧憬、幻想，他們所苦苦追求的，是沒有實現的事物。就像男女初戀時一樣，是執著的，是如膠似漆的，赴湯蹈火的。待到晚年，艱辛歷盡，風塵壓身，回頭一望，則常常對自己有雲散雪消，花殘月落之感。我說得可能消極低沉了一些，缺乏熱情，缺乏獻身的追求精神，就寫不成小說。

　　與其寫不好，就不如不寫。所以，《鐵木後傳》一書，是寫不出來了。

　　我現在經常寫一些散文、雜文。我認為這是一種老年人的文體，不需要過多情感，靠理智就可以寫成。青年人愛好文學，老年人愛好哲學。

　　問：平日寫作之外，您作何消遣？

　　答：「文革」期間，我聽過無數次對我的批判，都是不實或隔靴搔癢之詞，很少能令人心服。唯有後期的一次會上，機關的革委會主任王君說：「這麼多年，你生活上，花鳥蟲魚；作品裡面，風花雪月。」

　　我當時聽了，確實為之一驚。這算觸及靈魂了吧？王君雖「主任」這一新聞機關的革命大權，但他是部隊出身，為人直爽，能用十六個字，概括我的罪行，我想他不一定有這般能力，恐怕是他手下人替他總結出來的。

　　這是有蹤影的判詞。進城以後，街上繁華、混亂、嘈雜，我很少出門，就養些花兒草兒。病了以後，我的老伴，又陪我到鳥市，買了一個鳥籠，兩隻玉鳥。蟈蟈也養過，魚也養過，也釣過。但所養的花，「文革」一開始，就都被別人搬走，鳥也不知去向，蟲死魚亡，幾與主人共命。

　　我養什麼也沒有常性，也不鑽研養法，也不吸取別人經驗，又捨不得花很多錢，到終了什麼也弄不出名堂來。

　　其實，寫作本身，對我來說，就是最大的最有效的消遣。

　　我常常在感到寂寞、痛苦、空虛的時刻進行創作。我的很多作品，是在春節、假日、深夜寫出來的。新寫出來的文字，對我是一種安慰、同情和補償。每當我誦讀一篇稿件時，常常流出感激之情的熱淚。確實是這樣，在創作中，我傾訴了心中的鬱積，傾注了真誠的感情，說出了真心的話。在過去的漫長歲月中，烽火遍地，嚴寒酷暑，缺吃少穿，跋涉攀登之時，創作都曾給我以幫助、鼓勵、信心和動力。只有動亂的十年，我才徹底失去了這一消遣的可能，所以我多次輕生欲死。

　　修補舊書，擦摩小玩意，也是我平日的一種消遣方法。

　　我不會養生之道，也不相信，單憑養而可以長生，按照我的身體素質，我已經活得夠長了。我現在不大願意回顧我年輕時代寫的作品，偶然閱讀一些，我常常感到害羞。在年輕時代，我說了多少過分熱情的，過分坦率的，不易為人瞭解的，有些近於癡想夢囈的話語啊！

　　問：現在有人提出，文學（尤其是小說）的首要任務不是寫人物，塑造典型性格，而是要著重表現人的感受、情緒，您怎樣看這個問題？

　　問：現在一些作家，如王蒙等，在運用西方「意識流」等表現手法，對這種探索議論不一，您認為應該怎樣看待這種文學現象？

　　答：因為我有些想法，已經散見於我近日寫的其他文章之中，此處從略。

　　1980年9月16日答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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