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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和生活的路(4)


  要想使文學藝術提高,應該經常有一些關於藝術問題的自由討論。百花齊放這個口號,從來沒有人反對過,問題是實際的作法,與此背道而馳,是為叢驅雀的辦法。過去的文學評論,都是以若干條政治概念為準則,以此去套文藝作品,欲加之罪,先頒惡名——毒草,哪裡還顧得上藝術。而且有不少作品,正是因為藝術,甚至只是一些描寫,招來了政治打擊。作家在這種情況下,是不能爭鳴的,那將越來越糟。有些是讀者不瞭解當時當地的現實而引起,作者也不便辯解,總之,作者是常常處於下風的。

  解放初,我曾和幾個師範學校的學生,通信討論了一次《荷花澱》。《文藝報》為了活潑一下學術風氣,刊登了。據負責人後來告訴我:此信發出後,收到無數詈罵信件,說什麼的都有。好在還沒惹出什麼大禍,我後來就不敢再這樣心浮氣盛了。

  有競爭,有討論,才能促使藝術提高。

  清末繆荃蓀輯了一部叢書,叫《藕香零拾》,都是零星小書。其中有一部《敬齋泛說》,是五代人作的。有一段話,我覺得很好,曾請曾秀蒼同志書為小幅張貼座右。其文曰:

  吾聞文章有不當為者五:苟作一也,徇物二也,欺心三也,盅俗四也,不可以示子孫五也。今之作者,異乎吾所聞矣,不以所不當者為患,惟無是五者之為患。

  所以我不主張空談藝術。技法更是次要的。應該告訴青年們為文之道。

  一九七六年秋季,我還經歷了大地震。恐怖啊!我曾想寫一篇題名《地震》的小說,沒有構思好。那天晚上,老家來了人,睡得晚了一些,三點多鐘,我正在抓起表看時間,就震了起來。我從里間跑到外間,鑽在寫字臺下。等不震了,聽見外面在下雨,我摸黑穿上雨衣、雨鞋,戴好草帽,才開門出去。門口和臺階上都堆滿了從房頂震塌下來的磚瓦,我要往外跑,一定砸死了。全院的人,都在外面。我是最後出來的一個人。

  地震在史書上,稱作災異,說是上天示儆。不是搞迷信嗎?我甚至想,這是林彪、「四人幫」之流傷天害理,倒行逆施,達到了神人共憤,天怒人怨的程度,才引起的。我這個人遇見小事慌亂,遇見大災大難,就麻木不仁,我在院裡小山上搭了一個塑料薄膜小窩棚,連日大雨,不久,就又偷偷到屋裡來睡了。我想,震死在屋裡,也還算是「壽終正寢」吧。

  所謂文學上的人道主義,當然不是庸俗的普渡眾生,也不是懲惡勸善。它指的是作家深刻、廣泛地觀察了現實,思考了人類生活的現存狀態,比如社會關係、社會意識,希望有所揚棄。作家在作品中,通過對社會生活的刻劃,對典型人物的創造,表達他這種理想。他想提高或純淨的,包括人類道德、理想、情操,各種認識和各種觀念。但因為這種人道主義,創自作家,也常常存在缺點、弱點,會終於行不通,成為烏托邦。人道主義的作品,也不是千篇一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家,他的人道主義表現為一種不健康的形式。我只讀過他一本《窮人》,別的作品,我讀不下去。作家因為遭遇不幸,他的神經發生了病態。

  只有真正的現實主義作家,才能成為真正的人道主義者。

  而一旦成為偉大的人道主義者,他的作品就成為偉大的觀念形態,這種觀念形態,對於人類固有的天良之心,是無往而不通的。這裡我想舉出兩篇短作品,就是上面提到的安徒生的《醜小鴨》和普希金的《茨岡》。這兩篇作品都暴露了人類現存觀念的弱點,並有所批判,暗示出一種有宏大節奏的向上力量。能理解這一點,就是知道了文學三昧。

  1980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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