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和生活的路(3)_孫犁

文學和生活的路(3)

　　在理論方面，我們應該學點美學。多年我們不注意這個問題了，這方面的基礎很差。不能只學一家的美學，古典美學，托爾斯泰的、普列漢諾夫的、盧那察爾斯基的，甚至日本那個廚川白村，還有弗洛依德的都可以學習。弗洛依德完全沒有道理？不見得。都要參考，還有中國的鐘嶸、劉勰。

　　現在還有很多青年羡慕文學這一行，我想經過前些年的動亂，可能有些青年不願幹這行了，現在看起來還有很多青年羡慕這一行。但對於這一行，認識不是那麼清楚。不知道這一行的苦處，也看不見先人的努力。一個青年建築工人，他給我寫信，說他不能把一生的精力、青春、浪費在一磚一瓦的體力勞動上，想寫劇本、寫小說。這樣想法不好。你不能一磚一瓦地在那裡勞動，你能夠一句一字地從事文學工作嗎？

　　你很好地當瓦工，積累了很多瓦工的生活、體驗，你就可以從事業餘的文學創作。各行各業的青年人，在本職的工作以外，業餘學一點文學創作，反映他們的生活，我們的文學題材，不是就很廣泛了嗎？不是很大的收穫嗎？我希望青年同志們，不急忙搞這個東西，先去積累本身職業的生活。文學題材是互相勾通的。前些年，文學題材很狹窄。很多人，他不光想知道本階層的生活，也想知道別階層的生活，歷史上古代人的生活，他見不到聽不到的生活。這在文學上有很多例子。專於一種職業，然後從事文學，使我們文學題材的天地，廣大起來。

　　我在上小學的時候，就很喜歡文學。我最早接觸的，是民間的形式：河北梆子、各種地方戲、大鼓書。然後我才讀了一些文學作品，先讀的是《封神演義》，後來在村裡又借了一部《紅樓夢》。從小學（那時候分初級小學、高級小學），我一直愛好文學作品。在高級小學，我讀了一些新的作品：文學研究會的作品，商務印書館出的一些雜誌。我上的是個私立中學，繳很多學費，它對學生採取填鴨式，叫你讀書。我十九歲的時候，升入本校的高中，那時叫普通科第一部，近似文科。

　　除去主要的課程，還有一些參考課程，包括一大本日本人著的，湯爾和翻譯的《生物學精義》，有楊東蒪著的《中國文化史》，有嚴複翻譯的《名學綱要》，還有日本人著的《中國倫理學史》，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還叫我們學《科學概論》和《社會科學概論》。還有一些古書。在英文方面，叫我們讀一本《林肯傳》，美國原版的，讀《泰國五十軼事》、《伊索寓言》、《英文短篇小說選》和《莎氏樂府本事》。在這兩年的時間裡，有這麼些書叫你讀。

　　在中學裡，我們就應該打下各方面的知識基礎。當然這些知識還不是很深的，但是從事文學創作，需要這些東西。你不知道一些中國哲學，很難寫好小說。中國的小說裡面，有很多是哲學。你不知道中國的倫理學，你也很難寫好小說，因為小說裡面，要表現倫理。讀書，我有這種感覺，一代不如一代。我們比起上一代，已經讀書很少，現在的青年人，經過十年動亂，他們讀的書就更少。

　　在中學，我讀了一些外國文學作品，那時主要讀一些十月革命以後蘇聯的文學作品。除去《鐵流》、《毀滅》以外，我也讀一些小作家的作品，如賽甫琳娜的，聶維洛夫的，拉甫列涅夫的，我都很喜歡。也讀法國紀德的《田園交響樂》。這些作家，他們的名字至今我還記得很清楚，這說明青年時期讀書很有好處。

　　抗日戰爭，我才正式地從事創作，我所達到的尺度很低。

　　我寫的那些東西，也不是一帆風順的。有一些年輕的同志，對我很熱情，他們還寫了一些關於我的作品的分析，很多都是溢美之詞。我沒有那麼高。自己對自己的作品，體會是比較深的。在過去若干年裡，強調政治，我的作品就不行了，也可能就有人批評了；有時強調第二標準，情況就好一點。我的作品也受到過批判，在地方報紙上，整版地批判過，在全國性的報紙上，也整版地批判過。

　　最近山東師範學院編一本關於我的專集，他們搜集了全部評論文章。他們問我，有些文章行嗎？編進去嗎？我說，當然要編進去，怎麼能不編進去呢。作為附錄好嗎？我說不行，應該一樣待遇。對於作品，各人都可以有各人的看法，一個時期也可以有一個時期的看法。我不把自己的作品看得那麼高，我覺得我的作品是微不足道的。我們可以說個笑話，我估計我的作品的壽命，可能是五十年。當然不包括動亂的十年，它們處於冬眠狀態。在文學史上，很少很少的作品才能夠永遠被別人記憶，大部分的作品，會被後人忘記。五十年並不算短壽，可以說是中壽。

　　我寫東西，是謹小慎微的，我的膽子不是那麼大。我寫文章是兢兢業業的，怕犯錯誤。在四十年代初期，我見到、聽到有些人，因為寫文章或者說話受到批判，搞得很慘。其中有的是我的熟人。從那個時期起，我就警惕自己，不要在寫文章上犯錯誤。我在文字上是很敏感的，推敲自己的作品，不要它犯錯誤。最近在《新港》上重發的我的一篇《琴和簫》，現在看起來，它的感情是很熱烈的，有一種生氣，感染著我。

　　可是當時我把它放棄了，沒有編到集子裡去。只是因為有人說這篇文章有些傷感。還有一篇關於婚姻問題的報告，最近別人給我複製出來。當時發表那個報告以後，有個讀者寫了一篇批評，我也跟著寫了一篇檢討。現在看起來，並沒有多大的問題。

　　我存在著很多缺點，除去一般文人的缺點，我還有個人的缺點。有時候名利二字，在我的頭腦裡，也不是那麼乾淨的。「利」好像差一點；「名」就不一定能抹掉。好為人師，也是一患。

　　我覺得寫文章，應該謹慎。前些日子我給從維熙寫了一篇序言，其中有那麼一段：「在那個時期，我也要被迫去和那些流氓、青皮、無賴、不逞之徒、兩面人、賣友求榮者、漢奸、國民黨分子打交道，並且成為這等人的革命對象了。」寫完之後，我覺得這段不妥當，就把它剪了下來。我們的道路總算走得很長了吧，是坎坷不平的，也是飽經風雨的，終於走到現在。古人說七十可以從心所欲。

　　現在我們國家的政治很清明，文路廣開。但是寫文章就是到了七十，也不能隨心所欲地寫，仍然是兢兢業業的事業。前不久，有人還在威脅，要來二次、三次「文化革命」。我沒有擔心，我覺得那樣的革命，發動不起來了。林彪、「四人幫」在這一場所謂革命中，基於他們的個人私心，幾乎把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毀掉，全國人民都看得很清楚。

　　我有幸見到我們國家現在這樣好的形勢，這樣好的前途。

　　有些人見不到了，比如遠千里、侯金鏡。「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有人傳說我看破了紅塵，並且傳到北京去。有一次文藝界的領導同志到天津來，問我：你看破紅塵了嗎？我說，沒有。我紅塵觀念很重，塵心很重。我從來也沒有想到西天去，我覺得那裡也不見得是樂土。你看小說，唐僧奔那兒去的時候，多麼苦惱，他手下那兩個幹部，人事關係多麼緊張。北京團城，有座玉佛，很美麗，我曾為她寫過三首詩。但我並不羡慕她那種處境，雖然那地方，還算幽靜。我沒有看破紅塵，我還要寫東西。

　　歷史證明：文壇上的尺寸之地，文學史上兩三行記載，都不是容易爭來的。

　　凡是寫文章的人，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夠傳世。能否傳世，現在姑且不談。如果我們能夠，在七十年代，把自己六十年代寫的東西，再看一看，或是隔上幾年，就把自己過去寫的東西，拿出來再看。看看是否有愧于天理良心，是否有愧於時間歲月，是否有愧於親友鄉里，能不能向山河發誓，山河能不能報以肯定贊許的回應。

　　自己的作品，究竟如何，這是不好和別人爭論的。有些讀者，也不一定是認真讀書，或是對你所寫當時當地的環境，有所瞭解。過去，對《秋千》意見最大，說是我劃錯了那個女孩子的家庭成分，同情地主。這種批評，在強調階級鬥爭的時候，是很厲害的，很有些「誅心」的味道。出版社兩次建議我抽掉，我沒有答應。我認為既是有人正在批評，你抽掉了它，不是就沒有放矢之「的」了嗎？

　　前二年，出版社又再版這本書，不再提這篇文章，卻建議把《鐘》、《一別十年同口鎮》、《懶馬的故事》三篇抽去。理由是《鐘》的男主人公有些自私，《一別十年同口鎮》沒有寫出土改的轟轟烈烈、貧農翻身的場面，《懶馬的故事》寫了一個落後人物，和全書的風格不協調。我想，經過「文化革命」，這本書有幸得以再版，編輯部的意思，恐怕是要它面貌一新吧。我同意了，只是在後記中寫道，是遵照編輯部的建議。

　　現在所以沒有人再提《秋千》，是因為我並沒有給她劃錯成分，同情那個女孩子，也沒有站錯立場。至於《鐘》的男主人公，我並不覺得他有什麼自私，在那種情況下，我們能要求他怎樣做呢？《一別十年同口鎮》寫的是一九四七年春季的情況。老區的土改經過三個階段，即土改、平分、複查。我寫的是第一次土改，那時的政策是很緩和的。在我寫的時候，我已經知道要進行平分，所以我也發了一些議論。這些情況，哪裡是現在的同志們所能知道的呢。它當年所以受到《冀中導報》的批判，也是因為它產生在兩次政策變動之間的緣故。

　　至於《懶馬的故事》之落後，我想現在人們也會不以為意了。

　　《鐘》仍然保存在《村歌》一書中，其餘兩篇如有機會，我也想仍把它們收入集內。

　　過去強調寫運動，既然是運動，就難免有主觀、有誇張、有虛假。作者如果沒有客觀冷靜的頭腦，不作實際觀察的努力，是很難寫得真實，因此也就更談不上什麼藝術。

　　文章寫法，其道則一。心地光明，便有靈感，入情入理，就成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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