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和生活的路(2)_孫犁

文學和生活的路(2)

　　又如靈芝，這是一種了不起的藥，一種非常名貴的藥。但李時珍貶低這種藥，說它一錢不值，長在糞土之上，怎麼能醫治疾病？我不懂醫學，他經過多年觀察，多年實踐，覺得靈芝不像人們所吹噓的那樣，我就非常佩服他。王夫之寫了那麼多著作，如《讀通鑒論》，從秦一直寫到宋，每個皇帝都寫了好多，那麼多道理，那麼多事實，事實和道理結合起來，寫得那麼透徹，發人深省。他的工作條件更壞，住在深山裡，怕有人捉他。他寫了《船山遺書》。

　　我們的文學想搞一點名堂出來，在古人面前，我們是非常慚愧的。我們沒有這種堅毅不拔的精神，我們缺乏這種科學的態度，我們缺乏對人民對後代負責的精神。中國的文學藝術和中國的歷史著作是分不開的。歷史著作，給中國文學開闢了道路。《左傳》、《史記》、《漢書》，它們不完全是歷史，還為文學開闢了道路。司馬遷的《史記》在人物的刻劃上，有性格，有語言，有情節。他寫了劉邦、項羽，那樣大的人物，裡面沒有一句空洞的話，沒有把他們做為神來描寫，完全當作一個平凡的人，從他們起事到當皇帝，實事求是。這對中國的文學創作有很大的影響，究竟一個人物怎麼寫，司馬遷的方法，是科學的方法。我主張青年同志，多讀一些歷史書，不要光讀文學書。

　　我最近給《散文》月刊寫《耕堂讀書記》，下面一個題目本來想寫《漢書·蘇武傳》。《蘇武傳》寫得非常好，他寫蘇武，寫李陵，都非常入情入理。李陵對蘇武的談話，蘇武的回答，經過很高的藝術提煉。李陵對蘇武說的，都是最能打動蘇武的話，但是蘇武不為他的話所誘惑，這已經是寫得非常好了。現在我們講解這篇作品，講完了以後，總得說班固寫這個《蘇武傳》，或者蘇武對李陵的態度，是受時代的局限，要我們批判地去看。

　　我覺得這都是多餘的話。每一個人都受時代的局限，我們現在也有時代的局限性，這樣講就是一種時代的局限性。假如班固不按他那個「局限性」，而按我們的「局限性」去寫《蘇武傳》，我敢說，《蘇武傳》就一點價值也沒有了，也不會流傳到現在。我們不要這樣去要求古人，我們的讀者，難道不知那是漢朝的故事？

　　我們應該總結我們在文學創作上的反面經驗。這比正面的經驗，恐怕起的作用還要大些。多年以來，在創作上，有很多反面的經驗教訓。我們總結反面經驗教訓，是為了什麼？

　　就是教我們青年人，更忠實于現實，求得我們的藝術有生命力，不要投機取巧，不要趕浪頭，要下一番苦功夫。蒲松齡說，「書癡」的文章必「工」，「藝癡」的工藝必「良」。這是經驗之談。蒲松齡為寫《聊齋》，做了很多的準備工作。《蒲松齡文集》可以說是寫《聊齋》的準備，下了多大的苦功！我們要養成認真思考，認真讀書，認真修改稿件的習慣。我覺得我別的長處沒有，在修改稿件上，可以說是下苦功的。一篇短稿改來改去，我是能夠背過的。哪個地方改了個標點，改了個字，我是能記得的。長篇小說每一章，當時我是能背下來的。在發表以前，我是看若干遍的；在發表之後，我還要看，這也許有點孤芳自賞的味道。搞文字工作，不這樣不行。

　　我曾經把這個意思，給一些青年同志進過，有的青年有興趣，有的沒有興趣。

　　我們的生活，所謂人生，很複雜，充滿了矛盾和鬥爭。現在我們經常說真美善和假的、邪惡的東西的鬥爭。我們搞創作，應該從生活裡面看到這種鬥爭，體會到這種鬥爭。我現在已經快七十歲，我經歷了我們國家民族的重大變革，經歷了戰爭、亂離、災難、憂患。善良的東西、美好的東西，能達到一種極致。在一定的時代，在一定的環境，可以達到頂點。我經歷了美好的極致，那就是抗日戰爭。我看到農民，他們的愛國熱情，參戰的英勇，深深地感動了我。

　　我的文學創作，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我的作品，表現了這種善良的東西和美好的東西。我也遇到邪惡的極致，這就是最近的動亂的十年。我覺得這是我的不幸。在那個動亂的時期，我一出門，就看見街上敲鑼打鼓，前面走著一些婦女，嘴裡叼著破鞋；還有戴白帽子的，穿白袍的，帶鎖鏈的。我看了心裡非常難過，覺得那種做法是一種變態心理。

　　看到真美善的極致，我寫了一些作品。看到罪惡的極致，我不願意寫。這些東西，我體驗很深，可以說是鏤心刻骨的。

　　可是我不願意去寫這些東西，我也不願意回憶它。

　　我們幼年學習文學，愛好真的東西，追求美的東西，追求善的東西。那時上海有家書店叫真美善書店，是曾孟朴、曾虛白父子倆開的，出了不少的好書。幼年時，我們認為文學是追求真美善的，宣揚真美善的。我們參加革命，不是也為的這些東西嗎？我們願意看到令人充滿希望的東西，春天的花朵，春天的鳥叫；不願意去接近悲慘的東西。剛解放時有個電影，裡面有句歌：「但願人間有歡笑，不願人間有哭聲。」

　　我很欣賞那兩句歌。但這是不可能的。我們的生活裡面，總是有喜劇，也有悲劇吧。我們看過了人間的「天女散花，」也看過了「目蓮救母」。但是我始終堅信，我們所追求的文學，它是給我們人民以前途、以希望的，它是要使我們的民族繁榮興旺的，充滿光明的。我們民族是很偉大的。這一點，在這幾十年的鬥爭生活中看到了。

　　凡是偉大的作家，都是偉大的人道主義者，毫無例外的。

　　他們是富於人情的，富於理想的。他們的作品，反映了他們對於現實生活的這種態度。把人道主義從文學中拉出去，那文學就沒有什麼東西了。我們的作家，要忠誠於我們的時代，忠誠於我們的人民，這樣求得作品的藝術性，反過來作用於時代。

　　作家不能同時是很有成就的政治家。我看有很多作家，在歷史上，有時候也想去當政治家，結果當不成，還是回來搞文學。因為作家只能是紙上談兵，他對於現實的看法可以影響人，但是不能夠去解決人民生活的實際問題，一個時代的政治，可以決定一個時代作家的命運。

　　我認為，要想使我們的作品有藝術性，就是說真正想成為一個藝術家，必須保持一種單純的心，所謂「赤子之心」。

　　有這種心就是詩人，把這種心丟了，就是妄人，說謊話的人。

　　保持這種心地，可以聽到天籟地籟的聲音。《紅樓夢》上說人的心像明鏡一樣。文章是寂寞之道，你既然搞這個，你就得甘於寂寞，你要感覺名利老是在那裡誘惑你，就寫不出藝術品。所以說，文壇最好不要變成官場。現在我們有的編輯部，甚至於協會，都有官場的現象，這是很不好的。

　　一定的政治措施可以促進文藝的繁榮，也可以限制文藝的發展，總起來說政治是決定性的。文學的職責是反映現實，主要是反映現實中真的美的善的，古今中外的文學作品，都是這樣。它也暴露黑暗面。寫陰暗面，是為了更突出光明面。

　　我們有很多年，實際上是不准寫陰暗面，沒有暗的一面，光明面也就沒有力量，給人感覺是虛偽的。文學作品，凡是忠實于現實的，忠實於人民的，它就有生命力。公式化、概念化和藝術性是對立的。但是，對公式化、概念化我們也要做具體分析。不是說一切公式化、概念化的東西，都不起作用。

　　公式化、概念化，古已有之。不是說從左聯以後，從革命文學才有。蔣光慈、殷夫的作品，不能不說有些是公式化、概念化的。但是他們的作品，當時起到一定的政治宣傳作用，推動了革命。大躍進時有很多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假如作者是發自真情，發自真正的革命熱情，是可以起到一些作用的；假如是投機，在那裡說謊話，那就任何作用也不起，就像「四人幫」後來搞的公式化、概念化。

　　這些年來，我讀外國作品很少，我是想讀一些中國的舊書。去年我從《兒童文學》上又看了一遍《醜小鴨》，我有好幾天被它感動，這才是藝術品，很高的藝術品。在童話裡面，充滿了人生哲理，安徒生把他的思想感情，灌輸進作品，充滿七情六欲。安徒生很多作品用旁敲側擊的寫法，有很多弦外之音，這是很高的藝術。有弦外之音的作品不是很多的。前幾天我讀了《詩刊》上重新發表的《茨岡》，我見到好幾個青年同志，叫他們好好讀讀，這也就是小說，或者說是劇本，不只是詩。你讀一遍這個作品，你才知道什麼是現實主義，什麼是浪漫主義。這才是真正的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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