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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批評右創作論


  譬之古人左圖右書的讀書方式,我建議人們在閱讀文藝作品的時候,採取左批評右創作的作法,就是把批評文章和它所批評的那篇(部)創作放在一起,進行一番獨立思考的比較、分析、判斷。

  我想,這對於創作和批評都會是有益的,都可以得到提高。對於欣賞和學習,也可以收到一種實證化驗的樂趣。

  因為,直到現在,還有人在懷疑,究竟在這幾年裡,批評是否粗暴了?以及這種批評是否對創作發生了種種不良的影響——就是所謂障礙?

  批評是否可以起障礙的作用?我想是可以的。就其職責來說,簡直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在創作界流行著一種不正確的創作方法,或是在某一作家的創作裡,確實已透露著一種不良的傾向,難道能夠聽其發展,看著它氾濫,而不允許批評家挺身而出,對它加以干涉指責,甚至當頭棒喝嗎?在氾濫為災的水流前面,築起一道障礙,甚至堅壁高壘,這都是應該的。別林斯基對於果戈理的錯誤傾向,就是這樣做的,也沒有聽到當時以及後來的創作界對他發表過什麼怨言,更沒有人說過他粗暴。

  但是,為什麼現在有些作者竟然說起批評者粗暴來了呢?

  我想這並不是因為當代的作者,都害怕批評,忽然都變得脆弱,都成了膽小鬼。因為這確是一個實際存在的問題,這個問題在局外人看得不很清楚,而從事創作的人,卻有種種切身的體會。

  什麼叫切身的體會呢?對於批評家,歷史上的大作家們,例如托爾斯泰、高爾基、魯迅都發表過一些感想,這些感想,大家都是熟悉的,不必引證。這些大作家也沒有一個不衷心地尊崇與他同時代的偉大的批評家,例如魯迅之于瞿秋白,這也是大家熟悉的。然而,為了說明什麼叫做切身的感受,我們還是不妨引證契訶夫對批評家——這當然指的是不好的批評家的一個看法,他說有些批評家對於作家的工作來說,就像正在耕作的馬的肚皮上飛攏的虻蠅。

  這個比方當然是不夠客氣的,但是,它確實是契訶夫的親身的體會,也正如耕作的馬,確實有它本身的苦惱一樣。

  這就是我為什麼提倡左批評右創作的理由。有些批評是發表了的,有些批評是直接寄到作者手裡的,也有些是由報刊或出版社的編輯部轉來的。這中間當然有很多對作者頗有教益的文章,批評者的誠懇熱情也是應該長久銘記在心的。但是,在前一二年(這一年來減少了),正當你鋪紙濡筆,培養起情緒,準備寫作的時候,忽然有一封批評稿件放到了你的桌上,對你的批評是:「我建議出版機關把這本惡劣到家的書,停止出版!」

  「這個作者太無恥了!」

  這些話都是來得這麼突然,而出版社又限期讓你答覆這封「讀者來信」。冷靜些吧,你至少今天不能創作了;再有勇氣些吧,意思就是叫你承認自己確實犯有這些錯誤。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批評界流行著這樣一種風氣:從創作裡摘取一句一段,再加以主觀的邏輯,就給作者定下了這個那個的罪名。

  有些並不從事創作的同志,都會好心地說,那有什麼關係呢,讀者來信麼!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吧!

  它常常並不是群眾的意見,而是從來也不理解作品的生活實際,只會板「正確」面孔的個人的武斷。在作者這方面,就有了馬的苦惱。

  現在,有人又在害怕,是不是會又一棍子打死了批評者?

  我想創作本身永遠不會一棒子打死批評者,因為從各方面考察,創作的武器作用,並不在這一方面。

  從事創作的同志,可以提出自己遭遇的事實。在廣大的讀者方面呢,就是要提倡把批評和創作對照起來看。一經對照,誰是誰非,是否粗暴,就會弄清楚了。如果創作和批評的篇幅都不很長,可以放在一起發表。過去,魯迅就是採取這個辦法的。

  這樣做,就可以使創作和批評站在平等的地位,而免除多年來的批評好像是在審判,創作好像是在受審的感覺。

  這樣做,就可以使讀者看到耕地的深淺,看到馬匹的勤惰,也可以看到批評是在認真地鞭策,還是在肚皮下嗡嗡!

  1956年8月13日作者附記:此系舊稿,寫於一九五六年,未能發表。運動期間,家中文字蕩然,此稿因為一青年友人取去,幸未遺失。運動過後,彼知我愛惜羽毛,將此連同其他一些稿件,送還我手,完整無損。深感保存此等物件之不易,現略加訂正,表而出之。目前,文藝界之民主及實事求是作風,提倡甚力,已有成效。此文議論,作為歷史經驗教訓觀之可也。

  1979年1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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