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與勸懲_孫犁

小說與勸懲

　　在八十年代，文學面向世界，面向未來之際，談小說的勸善懲惡，未免被譏為老掉牙的言論了。其實，任何民族，在其小說仍處搖籃狀態之時，就與善惡二字，結下了不可分割的緣分。《天方夜譚》如此，《十日談》如此，中國的古老小說亦如此。

　　先談中國吧。小說的原始形式為街談巷議。談議什麼？無非是人和事，談的是事實，議的是是非，即善惡。先是談一人一事，後來可能演變為一人多事，故事性就加強了，或多人多事，故事就更熱鬧了，其中人物的是非，善惡的表現，也就更複雜了。這就出現了長篇小說。

　　任何民族，因為生活的需要，也可以說是生活的總結，形成了本民族的道德觀念，用這一道德觀念，去評論是非，維繫人心，保持民族的團結，保證民族的發展。這種道德觀念，反映到政治上，當然也反映在文學上。

　　常常有人把文學的價值提得那樣高，好像文學可以不受任何制約，自由騰飛。文學不是受政治制約，而政治是受文學制約的，其目的何在，根據何在，這裡不去探究，總之不合乎歷史規律就是了。

　　文學雖受政治制約，但不是說文學就不可以對政治有所批評，這種批評，也就是一種勸懲。屈原，杜甫，就都曾這樣做過。所以說，小說的勸懲，也是很廣泛的，包括對現實生活的各個方面。

　　我們聽說過：學而優則仕，但沒有聽說過，仕而優則文。

　　過去，學或是作文，都是為了做官，做官以後，就可以牧民，可以直接進行勸懲，比做文章，拿拿捏捏，拐彎抹角方便得多了。

　　但文章的勸懲，究竟有它的特殊和獨到之處，所以歷代王朝，並不因其容易產生麻煩，而廢棄之。舊日文人，對於一般的事物，即平民百姓，懲勸時可以直抒胸臆，用不著忌諱。對於涉及政治問題的事物，懲勸時，就不能直指，而要婉諷。就是婉諷吧，還是容易惹麻煩。

　　於是聰明一些的文人，就去寫小說。小說空間大，方面廣，子虛烏有，容易使人諒解。因此，弄來弄去，小說創作的數量，在任何民族，特別是目前，都居首位。

　　小說對現實生活進行勸懲，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事，必然有個認識問題和手段問題。認識不真，則容易黑白混淆，是非不分，甚至善惡顛倒。「四人幫」時期的小說，都是這樣。

　　手段不高，則不能引人入勝，性格不鮮明，達不到懲勸的目的，而被人指為公式化，概念化。

　　還有以懲勸為名，實際上不是隱惡揚善，而是隱善揚惡者，在歷代小說中，並不占少數。例如清平山堂話本中的《刎頸鴛鴦會》一篇，文前文尾都是勸人不要淫亂的，而正文卻一而再，再而三地，赤裸裸地描寫色情，其效果反而宣揚了淫亂思想。目前黃色小報上的所謂小說，大都如此。

　　長期以來，凡寫小說，都在前言後記中敘明，他這一部小說，是為了懲勸。就是像《紅樓夢》這樣的作品，開場時也不得不加以這樣的表白。這一方面是為了提醒讀者，更重要的是照顧國家的功令和傳統的道德觀念。《水滸傳》明明是官逼民反，書名之上，必加忠義兩字。《金瓶梅》本來揭露社會黑暗污濁，必以主人翁不得其死為收場，以示惡有惡報。甚至演為孝子報仇，才寫這樣的書等等。

　　這樣一來，勸善懲惡就成為小說的一種標簽。高手能超越之，以反映現實；低手就以它為護符，寫一些無聊的僵化的東西。

　　「五四」新文學運動，打破了這一框框，使小說獲得新的生機。無論當時提倡的現實主義或浪漫主義，都排除了表面的功利，向現實生活作更深的開掘和突進。小說的題材和主題，都更廣闊，更具備新的意義。但「五四」以來的小說，並不排除小說對人民的鼓舞和教育的積極作用。它不過是從廣義上去理解小說的勸懲罷了。

　　忽視小說對人民的薰陶教化的作用，把小說創作，看作是無目的，隨心所欲的西方現代派觀念，是不足為訓的，不符合中國小說的傳統的。其實這種觀念，也是虛偽的，不過借此種理論，掩飾其另一種功利，達到另一種目的而已。

　　1985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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