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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燭庵文學雜記三抄


  一個作家,聲譽之興起,除去自身的努力,可能還有些外界的原因:識時務,拉關係,造聲勢等等。及其敗落,則皆由自取,非客觀或批評所能致。偶像已成,即無人敢於輕議,偶有批評,反更助長其勢焰。即朋友所進忠言,也被認為是明槍暗箭。必等它自己腐敗才罷。所謂自作孽不可活也。

  一個作家,如果公然著書立說,醜化自己祖國的歷史及其文化,並以為當今天下讀書人,都成了聾啞或趨炎附勢之徒,不能或不敢對其作品有任何非議,其設想,正如其作品一樣,可謂狂妄荒誕。

  過去,強調文學的政治作用,現在又強調文學的消遣作用。消遣文學,古已有之,也有高下。也有消遣得好,消遣得糟的分別。我還是相信為人生的文學這個陳舊的口號。

  三十年代,現代書局有一本《文藝自由論辯集》。其中有瞿秋白一篇《文藝的自由與文藝家的不自由》,是批判胡秋原的。文內引了《紅樓夢》中有關林黛玉的話:「子之生兮不自由,子之遇兮多煩憂」。說明作家,作為社會之一員,不可能是完全自由的。

  現在報刊,登載吹捧文章時,一篇獨行即可。如登載批評文字,則必配備一篇說好話的,以示半斤八兩。這種作法,並不足取。一種報刊,應有主見,才能引導讀者,態度曖昧,只能算是糊塗斷案。

  現在,澆花園丁這一名詞,很時髦,人們都愛用。按自然界,澆花,鋤草,鬆土,施肥,甚至日曬,風吹,都是養花之道。只會一樣,不算園丁。

  園丁,起碼應分清草、苗。如果草苗不分,或硬說草是苗,或苗是草,那就更不像園丁了。

  過去,「鋤草」者多,甚至把鋤草上升為「遊動哨兵」。近日澆花、施肥,裝聾作啞者多,其實水澆多了,施肥過量,也不一定對花有利。

  好像只有恭維,只用金錢,文學才能繁榮。不久就會證明,並非如此。只有實事求是的文學批評,從各方面提高作家的素質,才能促使文學真正繁榮,並可望產生偉大作品。

  弗洛伊德的學說,三十年代,就介紹到中國。日本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徵》,作為文藝理論,實際上在很多地方,運用了弗氏的學說,介紹來的更早一些。但當時在國內,並沒有引起多大的注意。至於尼采、叔本華的學說,介紹到中國,則是在清朝末年,王國維的一些文藝思想,就是從他們那裡來的。《人間詞話》一問世,人們都感到新鮮,曾經衝擊舊的詩詞之學。但到了三十年代,就是王氏的學說,也沉寂起來,很少有人提說。

  到了八十年代,這些學說,又被人拾掇出來,津津樂道,這也說明,就是學術,在歷史上的地位也是忽隱忽現,迂回曲折的。是與政治、經濟的進程有關的。

  六月十五日,盛英同志贈司馬長風著《中國新文學史》一部,盛情難卻。余初無意讀此等書籍。既得之,隨即翻翻。

  海外學者,動輒用「政治左右」,視我國文學。其實在這些人的著作中,政治空氣更濃厚,立場更鮮明,態度更堅決。

  此書作者,竟以一九三八——一九四九為文學凋零期。如果當時的作家們,都不去抗日,都袖手旁觀,都關在象牙之塔(那時已沒有放這種塔的太平之地),中國文學,反能進入繁榮期乎!

  書中推出的代表作家,一為梁實秋,一為周作人。社團為新月社。此即可見著者之用心矣。然所引材料,多為國內所少見,有些人趨之若鶩,此亦原因之一也。

  有不少作家,標榜新的創作觀念、文學觀念。但細看其作品,也找不到什麼新的東西。模糊混亂,甚至看不懂的東西倒不少,但這種「文學」,過去也有過,不能稱做新。至於有了「新觀念」的作家,在行動上,例如對待名利,表現之陳舊,就更是古已有之的了。

  至於評論家的文學新觀念,則不外:文學的主體是人;文學的本性是反映社會;文學應是美學之一種,作家應是人道主義者等等,也都是以前常說到的,甚至是老生常談。為什麼,一到他們的手裡,都變成了「發展了的」文藝理論了呢?

  其秘訣有三:一是儘量運用新名詞,或把舊詞稍加變化;二是大掉一通書袋,以示博學;三是把人類所有學科,近代所有發明,皆強拉硬扯,與文學掛鉤。

  雖然評論家現在大都不喜歡把文學和政治連在一起,但到緊要關頭,還是要借用一下東風。如對自己有利,則摘引官員的談話。再如有的小說,本來無聊得很,立意庸俗。評論家為了捧場,竟說它的「主題」,是為了當前的改革。改革當然是政治,是頂大帽子,但實在與那篇小說的內容(是內容,不是作者給作品加上的標簽)連不到一起。如果強拉到一塊,那真是對改革大業的不敬。

  前幾年,有人寫了《名山事業》和《賓館文學》兩篇短文,好像是大驚小怪。現在,則成了「踵事增華,變本加厲」的局面。賓館成了稿件的主要開發市場,作家食宿,日一二百元,竟有交一短篇,開銷數千元,不以為怪者。名山旅遊,成群結隊,一場筆會下來,報銷數萬。這些刊物,每年靠國家津貼,尚且維持不下去,在這些方面,卻表現如此大方。是慷國家之慨也。有人並可從中謀取一點私利。

  過去,文藝評論,大批判者多,分析者少。前幾年,才有人呼喚史詩的到來,並圈定了不少史詩。不久,又全部否定過去的成績,認為並沒有產生過像樣的作品。最近,評論家們又忙於創造新學說,創立新學派。淺薄者根基不厚,無師難於自通,常常只有一個題目,不能自圓其說。博學者,雖運用中西比較之術,引證繁多,然只是堆砌材料,主導思想不明確,終於不能自成體系,常常落入前人的舊套。丟下棍棒,拿起書本,終是可喜的現象。

  1986年9月10日剪貼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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