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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適的日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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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長期不入市，所以見不到新書。過去的書店，總印有新書目錄送人，現在的出版社，是忙著給別人登廣告，自己的出版物，也很少印在書的封三、封底上。過去商務、中華都是利用這些地方，分門別類地介紹自己的出版物。對人對己，都很有利。這一傳統，不知道為什麼，不被當代出版家留意。 《胡適的日記》也是宗武送來的。上次他送我一部《知堂書話》，我在書皮上寫道：書價昂，當酬謝之。後來也沒有實現。這次送書來，我當即拉抽屜找錢。宗武又說：書很便宜，不必，不必。我一看定價，確實不貴，就又把抽屜關上了，實在馬虎得很！後來在書皮上寫道：書價不昂，又未付款。可笑，可笑。 這書是中華書局前些年印的，但我一直不知道。我現在不能看長書，所以見到此書，非常高興。當晚，就把別的功課停了，開始讀它。 《胡適文存》和他寫的《中國哲學史（半部）》、《白話文學史（半部）》，在初中時，就認真讀過了。現在已經沒有多少記憶。因為，很快思想界就發生了變化，胡適的著作，不大為當時青年所注意了。 文化，總是隨政治不斷變化。五四文化一興起，梁啟超的著作，就被冷落下來；無產階級文化一興起，胡適的文化名人地位，就動搖了。就像他當時動搖梁啟超一樣。這是誰也沒有辦法的，無可奈何的。 這只是就大的趨勢而言。如果單從文化本身著眼，則雖冷落，梁啟超在文化史上的地位，胡適在文化史上的地位，仍是存在的，誰也抹不掉的。 我以為胡的最大功績，還是提倡了白話文，和考證了《紅樓夢》。近來聽說他晚年專治《水經注》，因為我孤陋寡聞，沒有見到書，未敢隨便說。但專就一部舊書，即使收集多少版本，研究多麼精到，其功績之量，恐怕還是不能和以上兩項相比。 提倡白話，考證紅樓，都是一種開創之功。後來人不應忘記，也不能忘記。提倡白話，又是一種革命行動。考證紅樓，則是提供了一種新的方法。 不過，什麼事，也不能失去自然。例如，《胡適的日記》，這個「的」字，加上好，還是不加上好，是可以討論的。文學是工具，怎樣用著方便，就怎樣用。不一定強求統一，違反習慣也不好，會顯得造作。 我還以為，近年的紅學，熱鬧是熱鬧了，究竟從胡適那裡走出了多少，指的是對紅樓研究，實際有用的東西，也是可以討論的。 1990年11月30日下午，大風竟日未停。 昨夜不適，夜半曾穿衣起床，在室內踱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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