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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東坡先生年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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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宗稷編,在「東坡七集」卷首。 一 此年譜字數不多,非常簡要。記述精當,絕不旁枝。年月之下,記東坡居何官,在何地曾作何詩文,以相印證。東坡詩文,多記本人經歷見聞,取材甚便。詩文有不足以明,則引他人詩文旁證之。余以為可作文人年譜之楷模。 二 據年譜:蘇東坡二十一歲舉進士;二十五歲授河南府福昌縣主簿;二十六歲授大理評事、鳳翔府簽判;三十歲判登闖鼓院,直史館;三十四歲監官告院;三十六歲,因與王安石不和,通判杭州;四十歲,通判密州;四十二歲,知徐州; 四十四歲移湖州。 此間出事,年譜云:是歲言事者,以先生湖州到任謝表以為謗。七月二十八日中使皇甫遵到湖追攝。按子立墓誌云: 予得罪于吳興,親戚故人皆驚散,獨兩王子不去,送予出郊曰:死生祝福天也,公其如天何?返取予家,致之南都。又按先生上文潞公書云:某始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相隨,其餘守舍皆婦女幼稚。至宿州,禦史符下,就家取書,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舩搜取,長幼幾怖死。既去,婦女恚罵曰: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焚之。 耕堂曰:餘讀至此,廢卷而歎。古今文字之禍,如出一轍,而無辜受驚之家庭婦女,所言所行,亦相同也,余曾多次體驗之。 然宋時抄家,猶是通過行政手段:有皇帝意旨,官吏承辦,尚有法制味道。自有人提倡和尚打傘以來,抄家變成群眾行動,遭難者受害尤烈矣。司馬相如死後,漢武帝令人至其家取書,(是求書不是抄家。)卓文君言:相如無書也,有書亦為人取去。所答甚得體,有見識,不愧為文君也。朱買臣之妻尤有先見之明,力阻其夫讀書,不聽,則與之離婚,蓋深明讀書無益,而為文易取禍也。此兩位婦女,余甚佩服,故曾為兩篇短文稱頌之。 四十五歲責授黃州團練副使。五十一歲哲宗元祐元年,入侍延和,遷翰林學士,知制誥。——這是蘇東坡一生中最得意的幾年,曾蒙太皇太后及哲宗皇帝召見,命坐賜茶,並撤御前金蓮燈送歸值所。 耕堂按:這在舊日官場看來,是一種殊榮。但令不喜官場的人看來,這不過是婦人呴呴之恩,買好行善而已。 五十四歲,出知杭州。五十七歲在潁州。五十八歲再入朝,任端明、侍讀二學士。五十九歲,即紹聖元年,又不利,出知定州、英州,再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過虔州,又責授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即過海矣。六十三歲在儋州。六十六歲,放還,死於常州。 耕堂按:「安置」即管制。後之「隨意居住」,即解除管制矣。 三 縱觀東坡一生為官,實如旅行,很少安居一處。所止多為驛站、逆旅、僧舍,或暫住朋友處,亦可謂疲於奔命矣。其官運雖不謂佳,然其居官興趣未稍減。東坡幼讀東漢書,慕范滂之為人,為母所喜,蘇轍作墓誌,及宋史本傳均稱引之。 可知其志在廟堂,初未在文章。古人從不諱言:學而優則仕,因士子於此外,別無選擇。如言:學而優則商,在那時則不像話。既居官矣,則如騎虎,欲下不能,故雖屢遭貶逐,仍不忘朝廷。 東坡曆仁、英、神、哲、徽五朝,時國士日蹙,財政困難,朝政紛更多變,雖善為政者,亦多束手,況東坡本非公卿之材乎。既不能與人共事,且又恃才傲物,率意發言,自以為是。蘇轍作墓誌,極力羅列其兄政績,然細思杭州之興修水利,徐州之防護水災,定州之整頓軍紀,亦皆為守土者分內之事,平平而已,談不上大節大能。此外,東坡兩度在朝,處清要之地,亦未見其有何重大建樹。文章空言,不足據以評價政績也。 遠古不論,中國歷史上,在政治上失意而在文學上有成者:唐有柳宗元,宋有蘇東坡。柳體弱多病,性情憂鬱,一貶至永州,即絕意仕途,有所徹悟。故其文字,寓意幽深,多隱諱。蘇東坡性情開放,樂觀,體質亦佳,能經波折,不忘轉機,故其文字淺近通達,極明朗。東坡論文,主張行所當行,止所當止,並以為文止而意不盡,乃是文章極致。然讀其文章,時有激越之詞,旁敲之意,反復連貫,有賈誼之風,與柳文大異。然在宋朝,歐公之外,仍當首選。其父與弟,以及王安石、曾鞏,皆非其匹。以上數人,在處理政事上,皆較東坡有辦法,有能力,因此也就不能多分心于文學。人各有秉賦、遭際,成就當亦不同。 蘇東坡生活能力很強,對政治沉浮也看得開,善於應付突然事變,也能很快適應惡劣環境。在獄中,他能吃得飽,睡得熟;在流放中,他能走路,能吃粗飯。能開荒種地,打井蓋屋。他能廣交朋友,所以也有人幫助。他不像屈原那種人,一旦失勢,就只會行吟澤畔,也不像柳宗元,一遇逆境,便一籌莫展。他隨時開導娛樂自己,可以作畫,可以寫字,可以為文作詩,訪僧參禪,自得其樂,還到處培養青年作家,繁榮文藝。然其命運,終與柳宗元無大異,亦可悲矣! 四 《宋史本傳》,全襲蘇轍所作墓誌銘,無多新意,唯末尾論曰: 嗚呼!軾不得相,又豈非幸歟?或謂軾稍自韜戢,雖不獲柄用,亦當免禍。雖然,假令軾以是而易其所為,尚得為軾哉! 還是有些見解的。 1991年8月1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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