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堂讀書記讀《史記》記（下）

讀《史記》記（下）

　　一

　　司馬遷在寫作一篇本紀，或一篇列傳時，常常在文後，敘述一下自己對這個地方，或這個人物的親身見聞。即自己的考察、感受、體驗心得，以便和寫到的人和事，相互印證，互相發揮，增加正文的感染力量，增加讀者的人文、文史方面的知識、興趣。茲抄錄一些如下：

　　餘嘗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矣。

　　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

　　（《五帝本紀》）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餘讀孔子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餘隻回留之不能去雲。（《孔子世家》）

　　吾嘗過薛，其俗閭裡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奸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孟嘗君列傳》）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穀，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蒙恬列傳》）

　　有時是記一些異聞，如：

　　太史公曰：世言荊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又言荊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公、董生與夏無且遊，具知其事，為餘道之如是。

　　（《刺客列傳》）

　　他否定了一些關於燕太子丹和荊軻的傳說。而他得到的材料，則是出自曾與夏無且交遊過的人。夏無且，大家都知道，就是荊軻刺秦王，殿廷大亂的時候，用藥囊投擲荊軻的那位侍醫。這樣，他的材料，自然就具有很大的權威性。

　　有時是見景生情，發一些感慨：

　　太史公曰：餘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

　　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

　　（《屈原賈生列傳》）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廷，德流子孫哉？（《樊酈滕灌列傳》）

　　二

　　對歷史事件，司馬遷有自己的見解；對歷史人物，司馬遷常常流露他對這一人物的感情。這種感情的流露，常常在文章結尾處，使讀者迴腸盪氣。這是歷史家的評判。但又絕不是以主觀好惡，代替客觀真實。最明顯的例子，是對於劉、項。在《項羽本紀》之末，司馬遷流露了對項羽的極深厚的同情，甚至把項羽推崇為舜的後裔。對他的失敗，表現了極大的惋惜。但項羽的失敗，是歷史事實。司馬遷又多次寫到：

　　項羽雖然尊重讀書人，但吝惜官爵；劉邦雖多次污辱讀書人，對封賞很大方，「無恥者亦多歸之」，終於勝利。歷史著作，除佔有材料，實地考察，無疑也是很重要的。司馬遷所到之處，都進行探尋訪問，這種精神，使他的《史記》，不同凡響。後人修史，就只是坐在屋裡整理文字材料了，也就不會再有《史記》這樣的文字。

　　司馬遷雖有黃老思想，但在一些倫理、道德問題的判斷上，還是儒家的傳統。他很尊重孔子，寫了《孔子世家》，又寫了弟子們的傳記。記下了不少孔子的逸事和名言。他也記下了老子、莊子。對韓非子的學說，他心有餘痛，詳細介紹了《說難》一篇。其中所謂：「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今日讀之，仍覺十分警策。

　　在學術上，他是兼收並蓄的，沒有成見的。析六家之長短，綜六藝之精華，《史記》的思想內涵，是博大精深的。

　　耕堂曰：餘嘗怪：古時文人，為何多同情弱者、不幸者及失敗者？蓋彼時文人自己，亦處失意不幸之時。如已得意，則必早已腰滿腸肥，終日忙於赴宴及向豪門權貴獻殷勤去矣！

　　又何暇為文章？即有文章，也必是歌功頌德，應景應時之作了。

　　三

　　耕堂曰：《史記》出，而後人稱司馬遷有史才。然史才，甚難言矣。班固「實錄」之論，當然正確，亦是書成後，就書立論，並未就史才形成之基礎，作全面敘述。

　　文才不難得，代代有之。史才則甚難得。自班馬以後，所謂正史，已有廿餘種，越來部頭越大，而其史學價值，則越來越低。這些著述多據朝廷實錄，實錄非可全信，所需者為筆削之才。自異代修史，成為通例以來，諸史之領銜者，官高爵顯；修撰者，濟濟多士，然能稱為史才者，則甚寥寥。因多層編制，多人負責，實已無人負責。褒貶一出於皇命，哪裡還談得上史德、史才！

　　我以為史才之基礎為史德，即史學之良心。良心一詞甚抽象，然正如藝術家的良心一詞之於藝術，只有它，才能表示出那種認真負責的精神。

　　司馬談在臨死時，告訴兒子：「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餘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

　　這就是父子兩代，史學良心的發現和表露。

　　用現在的名詞說，就是史學的職業道德。這種道德，近年來不知有所淡化否，如有，我們應該把它呼喚回來。

　　史學道德的第一條，就是求實。第二就是忘我。

　　寫歷史，是為了後人，也是為了前人，前人和後人，需要的都是真實兩個字。前人，不只好人願意留下真實的記載和形象；壞人，也希望留下真實的記載和形象。誇大或縮小，都是對歷史人物的污蔑，都是作者本身的恥辱。慎哉，不可不察也。

　　史才的表現，非同文才的表現。它第一要求內容的真實；

　　第二要求文字的簡練。史學著作，能否吸引人，是否能傳世。

　　高低之分全在這兩點。司馬貞在《史記索隱後序》中，稱讚司馬遷：「其人好奇而詞省，故事核而文微。」事核就是真實；

　　詞省、文微，就是簡練。

　　添油加醋，添枝加葉，把一分材料，寫成十分，亂加描寫，延長敘述，投其所好，取悅當世，把乾菜泡成水菜……

　　等等辦法，只能減少作品的真正分量，降低作者的著述聲譽。

　　至於有意歪曲，著眼勢利，那就更是史筆的下流了。

　　今有所謂紀實文學一說。紀實則為歷史；文學即為創作。

　　過去有演義小說，然所據為歷史著作，非現實材料。現在把歷史與創作混在一起，責其不實，則詭稱文學；責其不文，則托言紀實。實顧此失彼，自相矛盾，兩不可能也。

　　所謂忘我，就是忘記名利，忘記利害，忘記好惡，忘記私情。客觀表現歷史，對人對己，都採取：「死後是非乃定」的態度。

　　當代人寫當代事，牽扯太多，實在困難。不完全跳出圈外，就難以寫好。沈約《宋書·自序》說：

　　進由時旨，退傍世情，垂之方來，難以取信。事屬當時，多非實錄。

　　班固能撰《漢書》，是史學大家。據說他寫的「當代史料」，幾不可讀。這就是劉知幾說的：「拘于時」的著作，不易寫好。

　　能撰寫好前代史傳，而撰寫不好當代的事，這叫「拘于時」。而司馬遷從黃帝寫到漢武帝，從古到今，片言隻字，人皆以為信史。班固的《漢書》，有半部是抄錄《史記》。就不用說，歷代史學界對他的仰慕了。這源于他萌發了史學的良心。

　　四

　　我有暇讀了一些當代人所寫的史料。其寫作動機，為存史實者少，為個人名利者多。道聽途說，互相抄襲，以訛傳訛，並擴張之。強寫偉人、名人，炫耀自己；拉長文章，多換稿費。有的胡編亂造，實是玷污名人。而名人多已年老，或已死去，沒有精力，也沒有機會，去閱讀那些大小報刊，無聊文字，即使看到，也不便或不屑去更正辯駁。如此，這些人就更無忌憚。這還事小，如果以後，真的有人，不明真偽，采作史料，遺害後人，那就造孽太大了。

　　這是我的杞憂。其實，各行各業，都有見要人就巴結，見名人就吹捧的腳色。各行各業，都有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人。有時是幫忙，多數是幫閒，有時是吹喇叭，有時是敲邊鼓。你得意時，他給你臉上搽粉；你失意時，他給你臉上抹黑。

　　但歷史如江河，其浪滔滔，必將掃除一切污穢，淘盡一切泥沙。剝去一切偽裝，削去一切蕪詞。黑者自黑，白者自白。偉者自偉，卑者自卑。各行各業，都有玩鬧者，也不乏嚴肅工作的人。歷史，將依靠他們的篩選、澄清，顯露出各個事件，各個人物，本來的面目。

　　1990年3月9日寫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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